1991年12月21日曦妮終於見到了父親沈嘉蔚
她叫曦妮，生於1989年5月30日。
她與中國歷史上的一座標誌性雕像——民主女神像——同時誕生。當時，中國正在經歷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的高潮。
近百萬抗議者在首都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慶祝雕像的落成。
天安門廣場，曾是幾個世紀的封建統治的代表。自1949年以來，它代表着中國共產黨政權，同時也象徵着人民的鬥爭。
今天，在中共粉碎那場民主運動的35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仍然是世界上受到最嚴格監控的地方之一。
那場大屠殺在上億中國人心中留下了無法癒合的傷痕。
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佈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也未披露哪位官員在6月3日向解放軍下達指示。
曦妮的母親王蘭在距離廣場約10公里的北京大學附屬醫院生下了她。
她的父親，中國著名政治宣傳藝術家沈嘉蔚當時在悉尼。
在幾代中國人對六四的記憶逐漸淡忘之際，他們首次公開分享了自己的特殊經歷，對了解天安門學生運動受到殘酷鎮壓的那段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破滅的共產主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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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 Xiao
Published3 Jun2024,7:38pm
天安門大屠殺當晚，王蘭和曦妮所在的醫院突然緊急封鎖。
「那個夜裏啊，就是這個救護車聲不斷，我們婦產科的這一條走廊就封死了，」王蘭回憶說。
她不能走出產婦科的區域，但她可以通過一扇門看到急診室。
「擔架推進來，醫生護士舉着吊瓶，都送到急診搶救室。」
王蘭一整夜都無法入睡。
一名護士在處理完傷員後，跑進擠產婦和孕婦的病房，放聲大哭。
「她說，她懷孕了，可是現在她不想要這個孩子了，」王蘭回憶道。
「我沒有生孩子的喜悅了，就成為一種非常複雜的心態，百感交集。」
王蘭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前就已經懷孕。 Supplied
王蘭和曦妮1990年在瀋陽。 Supplied
當時，王蘭正因生孩子而住在父母任教的北京航空學院的家裏。很快出院後，她至今仍記得校園裏循環播放着哀樂。
「那天晚上，我[父母的]學校有幾個學生去世，那場悲劇是人們心中的一道傷疤。」
「六·四這件事，你傷害的每一個大學生啊，都是好孩子，他們懷着那個熱情是希望這個國家好。」
王蘭供職的大學對她的一些同事進行了停職處理，懲罰他們參與支持學生運動。
然而，因為懷孕而沒有參加抗議活動的王蘭得以繼續擔任教師。
「我永遠想不通，」她說。
「到現在還是困擾我，我想不通，我也就不能原諒。」
親人分離
軍隊射殺學生和市民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澳大利亞，王蘭的丈夫沈嘉蔚既憤怒又絕望。
當時的他在悉尼達令港給遊客畫肖像，希望能在西方提高自己的繪畫技藝。
在中國，沈嘉蔚是一位享有盛譽的畫家，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創作的政治宣傳作品。
當時，他的畫作《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受到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高度讚揚。
那幅作品曾被印製在20多萬張宣傳畫上，同時還被大量報刊轉載。
然而，天安門大屠殺從根本上摧毀了他對共產黨的信念。
當坦克駛入廣場，槍聲響起，沈嘉蔚心急如焚，不知道親人的消息。
沈嘉蔚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宣傳藝術家，從事士兵形象的創作。 Supplied
1967年文革時沈嘉蔚在天安門廣場
沈嘉蔚於1986年成為職業藝術家。 Supplied
他跑去了悉尼唐人街，禧市（Haymarket），看到了廣場上暴力鎮壓的第一批照片。兩天後，他參加了在悉尼舉行的中國學生大規模聲援活動。
「我那時候，非常地悲憤，」沈嘉蔚說。
「那個晚上，我回來以後就幾乎睡不着覺。因為我自己本身我是希望中國往前走。
「鄧小平當時的決策和整個中共決策層裏面的保守派的反應，讓我感到很絕望。」
曾經是一名忠誠的黨員，但他決定退黨。
「我認為按照黨的規定,一個黨員要跟中共中央要保持一致。我說，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保持一致，」他說。
「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再在黨內，我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回到我們的黨支部，然後就退了。」
大屠殺迫使沈嘉蔚走上了一條新的人生軌跡。
時任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為4萬多名學生及其家人簽發了保護簽證，沈嘉蔚是其中一位。
後來，他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肖像畫家之一，獲得了著名的約翰·蘇爾曼爵士獎（Sir John Sulman Prize）。
他為教皇方濟各創作的肖像讓他名聲大噪，此外他還曾為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和當時的丹麥瑪麗王妃繪製肖像。
飄零的中國夢
但對沈家來說，直到大屠殺發生兩年後，沈嘉蔚才見到王蘭和女兒。
六四之後，中國政府嚴格控制發放護照。
一家人團聚時，曦妮已經兩歲了。團聚的喜悅並沒有治癒這個家庭分離的創傷。
1991年12月21日，曦妮終於見到了父親沈嘉蔚。
對過往經歷的反思激發了他的靈感，於是他開始創作一套宏偉的作品——《巴別塔》。
這是一幅由四幅巨型油畫組成的系列作品，展示了過去150年間超過400多位共產主義者的肖像。
其中包括毛澤東、鄧小平、民主女神以及前蘇聯、東歐和南美的共產黨領袖。
2009年，61歲的沈嘉蔚在北京以超過100萬美元（約合150萬澳元）的價格出售了那幅文革期間的名作。
原因只有一個——建一個工作室，創作《巴別塔》，作為此生的收官之作。
在接下來15年裏，他一直在研究和創作這幅作品，部分內容目前正在西悉尼大學展出。
作品中包含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袖，也有殘暴的劊子手。
每個星期天，他都會為粉絲開放自己的工作室，免費讓人們看自己的作品。他經常被問到自己是否仍然相信共產主義。
「[有人覺得]做的那麼失敗，那個共產主義實驗給全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浩劫，死了上千萬人，」他說。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認為歷史人物就是我們把他放在他們的空間裏面。
「我的這件作品既不是歌頌，也不是諷刺。」
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來說，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周年紀念是一種警醒——年輕人為自由和人權付出過的代價。
儘管關於六四的言論仍然受到嚴格的審查，親歷者帶着對那場屠殺無法磨滅的印記生活下去。
Tiananmen Square
「我自己本身是希望中國往前走。我應該說，我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學生也是一樣的心情，」沈嘉蔚說。
「他們上街唱着國際歌，打着紅旗……那一刻一開槍，梁子就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