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北京大屠殺已然過去了35年，中共當局還是像大屠殺剛剛發生時那樣，極端恐懼。中共當局雖然用暴力手段殘酷地鎮壓了這場和平的民主運動，但是，八九民主運動並沒有成為過去，它的影響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對於這場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學生運動，在不同的人那裏，有着不同的評價，乃至，在不同人的那裏，有着不同的敘述。中共當局曾經在64北京大屠殺前後，對八九民運極力詆毀和污衊，並對事實進行曲解、歪曲，雖然，自八九學運被鎮壓後的第二年，中共當局便開始避免提及這場震驚世界的民主運動。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中共當局的那套鬼話就會消失。時至今日，捍衛歷史，還原真相，依然是一個重要使命。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真相昭示天下、為所有中國人所知的那一刻，便是正義在中國實現的那一天。
關於記錄和分析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吳仁華先生的著作因為他的嚴謹和客觀，無疑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另外，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因為搜集廣泛而全面，也是極為重要的史料。而趙鼎新博士分析八九民運起因的著作《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這是一部近乎全景式反應和分析八九民運的學術著作，這本書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先用英文發表，後來發表的中文本，出版機構分別是著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想了解當年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人，對於這本書，或許，在閱讀之前，都抱有不小的期待。
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著作，正文共有10章，此外，還有前言、導論和結論。其中，近三萬字的導論，既是整部著作的索引，同時，也濃縮了整部著作的精華。導論的第一段，便提到了1989年4月22日上午的情況，這天上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追悼會將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當時，約有五萬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想參加這場追悼會。趙鼎新博士在文章中寫道，「整個上午，來自不同大學的學運積極分子舉行了形式多樣但又各自為陣的抗議活動，其中的絕大多數內容與胡耀邦的追悼會無關。在這些活動中，最能引起學生共鳴的是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請願。他們手捧請願書，跪在那裏長達半個多小時。
所謂先入為主，如果沒有看過其他的相關史料，趙鼎新博士開篇的這段描述，想必會讓讀者覺得學生在借題發揮、尋釁滋事，因而產生極大的反感。眾所周知，八九民運的起因，就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引發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激憤，進而讓學生開始考慮需要向中共政府進言，期望中共政府能夠採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現這樣的悲劇。然而，學生的熱心和努力遭到中共政府的漠視，甚至，遭到了中共軍警的殘酷毆打，因而，引發了學生的強烈抗議。學生們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沿途高呼「反對暴力」「愛國無罪」、「剷除官倒」、「社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貪官污吏」等口號。（陳小雅《八九民運史》）其實，胡耀邦追悼會的時間，只有幾十分鐘，而這些學生，為了能夠在當局天安門廣場局部戒嚴之前進入，只好在前一天的晚上出發，在午夜時分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知道，北京的四月份，凌晨還相當寒冷，最低氣溫可能低於10度。《炎黃春秋》雜誌刊登過一篇「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在追悼會前有「部隊進入大會堂集結，裹着大衣，在大會堂過廳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而數萬學生則是在空曠的廣場上席地而坐，徹夜在廣場上等待。數萬學生步行數十里，來到天安門廣場，當然是為了表達他們對胡耀邦先生最後的敬意，並送他們尊敬的胡耀邦先生最後一程。這一點難道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至於那件與「追悼會無關、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手捧請願書」的事情，發生在追悼會結束以後，而且，請願書的第一條是「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第二條則是「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可以說，這兩條都和胡耀邦有直接關係，其他幾條都和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有關。學生們要完成胡耀邦未竟的事業，這才是真正的悼念胡耀邦。
在書的第六章，趙鼎新詳細訴說了胡耀邦追悼會的情況，他認為，「許多學生並不把追悼會本身看得很重。」他的一位受訪者注意到，「當哀樂響起的時候，許多學生還在吃冰棍」。吃冰棍這個情節確實很生動，只是，這個情節的真實性卻值得懷疑。先不管當時的氣溫如何，畢竟，大冬天也有人吃冰棍。問題是，當時，天安門廣場已經處於封閉狀態，學生們是從哪裏買來的冰棍呢？如果說，有學生吃他們從學校帶來的麵包、燒餅，或許還有一定的可信度，說許多學生吃冰棍，讓人無法相信。
與以上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一書中記錄的、當天早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升旗儀式的情景：「幾萬名學生在國旗迎著清晨耀眼的驕陽冉冉升起的時候肅然立正、行注目禮。我們面對國旗行禮，並用如雷的聲音高唱國歌。我們用感天動地的歌聲震撼了天安門廣場。國旗緩緩地降到了旗杆的中央，以紀念胡耀邦的去世。我們開始唱《國際歌》，這是一個對死去的敬愛領袖唱的莊重的輓歌。很多人灑下了淚水。……」（第五節「四二二」人民大會堂前的對壘）這樣令人刻骨銘心的情景，趙鼎新博士卻給遺漏了。顯然，學生們對胡耀邦充滿了敬意，他們極為真誠地悼念這位死去的領袖。順便說一下，當時這些學生對五星旗極為崇敬，對國際歌充滿了敬意，他們怎麼會質疑和反對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此外，吳仁華還記錄了學生們在廣場上的三個請求，第一，讓廣場上的學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遺體。第二，讓廣場上的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第三，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讓他的靈柩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讓在場的數萬名學生為他最後送行。結果，學生們的要求全部被拒絕，靈車由人民大會堂西南門開出，取道大會堂西路，徑直從西長安街向八寶山開去。而徹夜未眠的數萬學生卻被晾在東門外廣場上，連看一眼靈車這一願望都無法實現。至於學生們跪請領導人李鵬出來見面的請求，更是遭到了無情的拒絕。不要說領導人沒有出來，就連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接受學生的請願書。不要說學生極為憤怒，就連許多中共的高級幹部都十分不滿。前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正是中共當局對學生正當要求的無視，迫使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升級，不得不進行罷課抗議。
四天後，中共當局通過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公然將數萬學生憂國憂民和對國是的關心視為動亂，宣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事實上，學生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不僅學生沒有這樣的想法，就是當局最為仇視的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也極少有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學生們進行抗議，只是想讓中共變得更好一些。而且，這些活動坦坦蕩蕩，正大光明，完全沒有任何陰謀。當局這樣定性，不僅是對學生一片赤誠之心的踐踏，更是對數萬學生人格的侮辱。正是這篇霸道、專橫而荒謬的社論，徹底激怒了北京的整個高校。此前，當局已經通過各級黨組織，傳達了相關部署，告知將嚴厲制裁任何違背禁令的學生。然而，北京高校的十多萬學生不顧當局的嚴厲威脅，不顧師長的真心勸阻，也不在意學生自治組織的決定，在4月27日自發舉行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抗議遊行。沿途，有上百萬的社區民眾在街道兩旁為學生歡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在出發之前留下了遺書，因為他們知道這一次出去可能會有武力鎮壓，會流血，但他們還是勇敢而堅定地邁出了這一步。在427遊行中，學生們除了打出反腐敗、反官倒的標語，還有學生打出橫幅：「媽媽，我們沒有錯！」這條充滿感情的橫幅顯示出學子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正義的堅持。
當時，中共的總書記趙紫陽在朝鮮訪問，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有這麼多的學生冒着被開除、被逮捕、甚至被打死的風險走向街頭，進行抗議，以及超過百萬的北京民眾積極地支持、聲援學生，大大出乎當局的意料，乃至讓他們驚慌失措，被迫放棄了預定的鎮壓方案。吳仁華還提到，在當天，李鵬和很多人就討論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的民眾站出來支持學生運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只得表示和學生對話，這當然不是心甘情願的。事實上，在學生最為關注的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上，中共當局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關於四二七大遊行前後當局的表現，趙鼎新博士是這樣寫的：「大部分文獻都把政府策略的搖擺，以及隨後運動的發展看作是政府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派系鬥爭的結果。趙鼎新博士認為，這種說法不能就幾個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給出解釋，比如說人們一般認為趙紫陽是改革派的領袖，4.26社論的出台是因為趙當時身在北韓進行國事訪問。但這無法解釋政府為什麼在4月27日重新採用讓步策略，並在4月29日跟學生進行對話；而此時趙紫陽仍在北韓。」
是的，那幾天當局的不同表現，確實和派系鬥爭無關，但是，把它說成是由強硬轉向讓步，根本就不是事實。按照當局的預案，四月二七日那天原本是要進行鎮壓的。只是，由於學生抗議遊行規模大大超出預料、再加上上百萬北京市民的支持，導致當局的鎮壓預案完全失效，被迫放棄了鎮壓。因為，當局非常清楚，按照原定的鎮壓方案，不僅不能震懾住學生，反而會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反彈，所以，只能放棄。此後幾天，面對這種令人震撼的局面，當局一時無計可施，不知所措，不得不假意和學生進行了一次對話。這個所謂的對話，根本就是在虛以逶蛇。尤其是，在這次對話中，當局的首席代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對話中裝腔作勢，回答問題避重就輕，引起各界極大的反感，被人戲稱為「袁木求愚」。這次對話，反而加劇學生和社會對當局的不信任和不滿。當局所做的這一切完全談不上讓步策略，既沒有讓步，更不策略，充其量不過是在拖延時間，謀劃對策。其實，就在導論中，趙鼎新博士自己也說，政策反覆的關鍵，是中共早先處理學運的政策屢屢失敗所致。也就是說，政策反覆變化，只是政策屢屢失敗的後果，根本不是讓步。甚至可以說，直到趙紫陽下台前夕、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發表正式講話之前，在對四二六社論給學生運動的定性上，中共當局並沒有任何的讓步。
趙鼎新博士在這部專著中，反覆提及中共政府一直在讓步，似乎他始終都沒有看到中共的底牌。然而，他在書中卻引用了六四北京大屠殺之後，中共常委姚依林在國務院部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姚依林說，「各位在學習（鄧小平講話）的時候，可能都會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我們後退一步，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並進而使其組織合法化的話，情況會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這個疑問。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問題斟酌過很多回了。如果我們後退一步，中國就會出現一個反對黨……如果我們做這樣的讓步，中國就會步波蘭的後塵。波蘭、匈牙利所發生的一切就是退讓的結果。我們黨、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就取決於這關鍵性的一步……因此，我們已經反反覆覆仔細考慮過很久了。我們不能做這樣的讓步，絕對不能。」如果說，當時的學生、學者、中下層官員、乃至民主黨派的領袖不知道中共獨裁者的底牌，還能理解。而姚依林的這個講話已經公開之後，還在繼續宣揚中共當局的所謂讓步，就讓人無法理解了。說來，中共的獨裁者總是在用亡黨亡國來恐嚇黨內、恐嚇民眾，是何等的無恥、何等的無知。其實，一個政權的存亡，除了天意，就是民心。中共那些領導人，總是考慮他們政權的存亡，而不在意百姓的生死。這樣的政權不滅亡，還有天理嗎？
[page]
趙紫陽在5月17日凌晨發表正式講話，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確實做出了讓步的姿態，然而，僅僅十四個小時以後，中共真正的最高領導鄧小平便決定調動軍隊實施戒嚴了。趙紫陽緩和局勢的努力是真誠的，但是，他的真誠不過是鄧小平利用的工具，對外顯示一下讓步的姿態，以便把軍事鎮壓的罪責歸咎於學生。實際上，應該是在趙紫陽發表講話之前，鄧小平就已經決定動用軍隊了。因為，當天下午在鄧小平居所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的表現都和以往大不一樣，特別是姚依林當面大肆攻擊趙紫陽，讓趙紫陽大感意外。顯然，李鵬他們事先已經得到了消息，知道鄧小平已經做出軍事鎮壓的決定，只有趙紫陽一人被蒙在鼓裏。
有人認為，在趙紫陽正式講話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之後，學生應該立刻停止絕食，撤出廣場。這個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並沒有可行性。首先，趙紫陽的講話並沒有正式改變4.26社論的定性。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明確說，我當時就感到，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也就是說，趙紫陽本人也清楚，他的這個講話並不能完全打消絕食學生的疑慮；再者，這畢竟是一場數十萬人參加的全國性學生運動，單單絕食的學生就高達數千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學校，甚至來自不同的地方。一場完全是自發的學生運動，在那樣短的時間內，根本無法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尤其是，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中國社會已經被嚴重地原子化，沒有民間的組織，更沒有民間的權威人物。八九民運從爆發到被鎮壓，僅僅幾個星期，那些在運動中湧現出的學生領袖，並沒有建立起足夠的威信，更談不上權威。這就需要當局進行真誠的合作，幫助說服絕食學生放棄絕食。只是，當局的讓步，原本就是虛晃一槍，根本就沒有給學生留出反應的時間，他們更不會和學生真誠合作。假如真想讓學生和平撤離，至少也應該給學生幾天的時間進行討論協商，允許一個思想的轉變過程。實際上，在趙紫陽被解除職務之後，中共內部的頑固派根本就不在意學生是否停止絕食以及撤離廣場，反正他們是要採取鎮壓措施。甚至，他們害怕絕食學生停止絕食，害怕學生撤出廣場，讓他們失去以大屠殺製造恐怖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那些主張撤退的知識精英，最為中共當局所嫉恨，大屠殺之後，他們都被打成黑手，遭到抓捕或者被通緝。
在書的第七章（207頁），趙鼎新博士談到了一個重要的細節，他認為，在實施戒嚴之後，中共高層精英仍然在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不斷與學生領袖溝通，試圖說服、甚至威脅他們主動撤離廣場。為此，他列舉一些學生領袖的回憶為證。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例子涉及到鄧朴方。他在書中是這樣寫的：鄧小平的兒子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學，他們對學生領袖常勁說，如果學生主動撤離廣場、不再堅持反對戒嚴、不再堅持推翻4.26社論，鄧朴方可以在事態平息以後力勸鄧小平退休。它的出處來自德國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聯合出版的《回顧與反思》一書，這是十七位學生領袖對八九民主運動共同進行的回顧和反思，記錄了當時大量的細節。然而，趙鼎新博士言之鑿鑿、鄭重其事引用的這段話，卻和書上的原文有很大的不同。原文是這樣的，常勁說，鄧朴方有個秘書，殘聯的一個秘書跑到北大去找，說是你們如果有力量能夠幫助他們的話，鄧朴方願意勸鄧小平辭職，然後解除戒嚴，所有的學生從廣場上拉下來。注意這幾個關鍵詞的順序：鄧小平辭職、解除戒嚴、學生從廣場上拉下。顯而易見，趙鼎新博士的敘述和原文大相逕庭。至於鄧朴方這個秘書的身份究竟如何，常勁並沒有細說。關鍵是，鄧朴方願意勸鄧小平辭職，然後解除戒嚴，這個說法的真實性很令人懷疑。也是在這本書中，當時的廣場總指揮柴玲也提到了一個涉及鄧朴方的重要情節：有記者看到鄧朴方就說：「哎，朴方，現在學生又鬧事了，你怎麼看？」他在輪椅上說了一句話，「天還是天，地還是地」（《回顧與反思》第230頁）。這種霸氣、狂妄的言辭，是普通人編造不出來的，這種話，也只有鄧朴方這樣的人，才能說得出來。他在告訴人們，讓學生們去鬧吧，統治者依然還是統治者，被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只能受壓迫。在這句話里，有絲毫妥協退讓的影子嗎？有溝通說服的意思嗎？只是，這個重要的例子，趙鼎新博士為了論證他自己的說法，選擇了忽略。
趙鼎新博士在他的著作中，通過國家、社會關係來解釋八九學運的興起和發展。談論國家、社會關係，前提當然是要確定國家的性質。趙鼎新博士斷言，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處於威權體制之下，然而，關於國家的結構，他卻沒有做出任何論證。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部書中，趙鼎新博士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民主體制，另一類是威權體制，在威權體制中又包含了極權政體。這種分類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亂，因為，已經有很多學者論證過，極權政體是以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體，它和威權體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根本不能歸為一類。尤其有趣的是，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府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政體，而「革命政體」並不在他的國家分類當中。毫無疑問，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是一個典型的極權政體。極權體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根本不可能進行改良，任何結構上的改變都將導致極權政體走向崩潰。雖然，趙鼎新博士把極權和威權歸為一類，然而，他在使用威權概念描述中共政權時，卻是一般意義上的威權內涵，甚至，把中共政權和韓國、台灣的威權體制相提並論。可是，無論是韓國的軍人政權，還是台灣的兩蔣政權，他們都不敢公開宣佈要永遠專政。其實，根本不需要多麼高深的學問，就可以看出中共政權與兩蔣時期國民黨政權的重大區別。用威權體制來描述中共政權，根本就無法解釋中共政權為何選擇軍事鎮壓學生的和平抗議運動。其實，趙鼎新博士對極權政體有非常深刻的認知，他說，極權國家下的任何社會運動都是針對國家的，因為，極權國家控制一切，甚至，最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變得政治化了。政治化，不正是中共當局對學生行為的反應嗎！
在這個導論中，趙鼎新博士宣稱，八九學運是由一群人數不多的親西方的知識精英和少數受其影響的學生發動的，但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很快就參與其中。趙鼎新博士的這個指控似乎是照抄了中共當局和李鵬、陳希同的說法，然而，卻缺乏最起碼的證據，更是沒有說服力。
[page]
可以說，包括在北京大屠殺之前被當局秘密逮捕的幾個知識精英、以及大屠殺之後公開通緝的幾位重要的知識精英，他們都沒有在西方學習和工作的經歷，更是和西方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充其量不過是接受了普世主義，接受了人道主義。這些人大多都是中共黨員，他們甚至是理想主義者。其中，被鄧小平點名斥責為「全盤西化」的三個典型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更是在青少年時期就加入中共的組織，而且，長期在體制內工作。只是由於文革前那些年的慘痛經歷，讓他們意識到，中共的體制存在嚴重的問題，導致他們主張進行全面的改革。這裏，列舉一段方勵之的話。方勵之在被鄧小平斥責之前，經常進行演講，其中一次在演講中談到中國的人大，他說，你選上了這屆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說話。美國國會撥給每個議員一大筆活動經費，他可以僱人去調查某個問題，也可以自己去調查，調查出來他就到議會上發言。這並不是為難政府，而是對政府有利，對人民有利。如果我們也這樣做，這並不需要改變體制，也不會改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方勵之做的演講中的一段話。中共當局說他們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根本就是誣陷。顯然，這些知識精英，他們思考問題的立足點和着眼點都是中國，甚至是中共，而不是西方；他們這些知識精英是親中國，愛中國，而不是親西方。他們後來流亡海外，完全是迫不得已。說他們親西方，既不符合邏輯，更不符合事實。
更重要的是，這場規模空前的學生運動，根本不是人數不多的知識精英和少數受其影響的學生發動的，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無組織的，是在胡耀邦意外去世後，無數學生對那些年來中共當局的錯誤施政、特別是對反自由化運動做出的自然反應。他們最初，不過是替胡耀邦遭受的磨難感到不平，對胡耀邦對知識分子的寬鬆表示感激。當然，中國經濟出現的嚴重困難，社會腐敗現象瀰漫，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也是讓學生心懷不滿的一個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能把學生運動和社會割裂開來，學生運動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直接的關係。趙鼎新博士在導論中承認，在80年代曾經發生過成百上千次的集體行動。他這裏所謂的集體行動，應該就是最初被中共定義為「群體性挑釁」、後來改稱為「群體性事件」的抗議活動。這些群體事件的主體大部分都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學生和知識分子。難道，這些人起來，也是知識精英煽動的嗎？顯而易見，在當時，對中共政權不滿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學生不過是表現得更加理想主義，更加單純。
趙鼎新博士這部著作還談到了另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大部分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何對現實不滿。他認為，一些沒怎麼受過教育的人，或是一些同政府官員有關係的人，成了第一批暴發戶，這個情況刺激了學生和知識分子。這句話，似乎在暗示學生們是基於自身學識的優越感，而感到憤憤不平。其實，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厭惡暴發戶和那些人的受教育程度無關，只是因為他們發財的方式不道德。真正刺激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並不是沒怎麼受過教育的人，而是那些依仗權力發財的人。事實上，學生運動自始至終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所謂官倒，就是利用權力，倒賣國家管控物資、乃至倒賣政府批文的那些人。
另外，趙鼎新博士還提到，8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知識分子生活水準下降，學生畢業後要找個稱心的工作也倍加困難，面對這個現實，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情緒沮喪。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深陷危機會讓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情緒沮喪，但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情緒沮喪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個人因素，特別是當時的大學生主要還是由國家分配工作。當時，大學的招生人數只有幾十萬，相對於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真是微不足道。特別是位於北京的名牌院校的學生，更不必擔心就業問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考慮到海外留學。至於趙鼎新博士所說的，大部分學生支持八九學運的初衷都是出於經濟和其它利益上的不滿，他們認為一些改革政策減少了自己的收入，並阻塞了向上流動的渠道。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說法根本就不是事實，對於在校的大學生來說，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收入減少的問題，即使畢業了，工作由國家分配，工資由國家確定。至於向上流動，更不是普通大學生所考慮的事情。當時，民眾和大學生對新的世襲制的出現確實極為憤恨，對於那些無德無能的中共高幹子弟大批做官感到不平。這只是基於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上的批判，並不涉及個人利益。大家知道，不是誰都可以做官，也不是誰都要做官。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確實是憂國憂民，乃至，頗有些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情懷。平時，他們只是找不到報國的機會，有些人選擇了消沉，或者無所事事。正是八九學生運動，給了這些青年學子施展抱負的空間和時機，他們便奮不顧身地投入其中。
趙鼎新博士認為，在整個運動期間，學生們通過要求政治改革來挑戰國家。這應該是趙鼎新博士對這場運動的關鍵性定義。他說，「在某種程度上，這場運動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假使它像在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樣成功，那麼，它不僅會推翻政府，而且，將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帶來劇烈的變革。」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論斷，基本上是中共當局指責學生運動的言辭的另一種形式的表述，在本質上和中共的說法並無二至。事實上，學生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口號和要求，就是在以生命為代價進行的絕食請願的過程中，也只有兩個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學生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的學生運動。公民請求政府和自己平等對話，這難道不是最卑微的要求嗎？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稱自己是公僕，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應該在人民面前更加謙遜一點嗎？把學生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最優秀的赤子之心，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學生們當然憤恨難平。而讓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不正是認可政府的表現嗎！這哪裏有什麼革命？
至於趙鼎新博士提到的，假使它像在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樣成功，那麼，它不僅會推翻政府，而且，將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帶來劇烈的變革。只是，趙鼎新博士的這個假設，忽視了中國和東歐國家重大的不同。東歐國家民主革命浪潮的成功，得益於東歐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基本上都是蘇聯的代理人，缺乏統治基礎，長期都受到國內民族主義力量的挑戰，以及宗教力量的抵制。一旦失去了蘇聯的支持，這些政權自然就會土崩瓦解。而中共政權早就擺脫了蘇聯的控制，而且，在中國建立了空前嚴密的極權統治。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反對力量，更不可能推翻中共政府。所謂學生運動一旦成功，就會推翻中共政府的說法，完全就是「一錢斬吏」的邏輯。古時，有個小吏偷了一文錢，結果，被殺掉了。理由是，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按照這個邏輯，所有的小偷都應該殺掉，所有的罪犯都應該處死。這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中共指責學生就是這個邏輯。作為一個學者，做這樣的假設，很是奇怪。
趙鼎新博士在其著作中，最重要的論述是解釋八九民運悲劇結束的原因。他認為，國家上層精英集團和一般民眾對於國家合法性有着不同的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導致雙方的對抗無法化解，最終當局只能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只是，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論斷，也大可質疑。按照趙鼎新博士的說法，當時的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仍然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共高層精英認為，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卻是依據政府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
姑且承認趙鼎新博士對中共高層精英的判斷，問題就在於，學生和一般民眾根本就沒有質疑過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甚至說，學生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英特納雄耐爾一定會實現。而且，學生的抗議，正是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相信共產黨是為了理想，而不是私利。特別是，在四二六社論之後，學生們最核心的訴求，是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而這個國，當然是中共統治下的國。要求政府承認他們愛國，前提當然是他們承認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學生們認為，中共只是一群毫無理想的土匪、一幫毫無信念的光棍，他們絕對不會向中共政府絕食請願，更不會一再要求這個政府承認他們愛國。可以說，從頭至尾，學生們都沒有質疑這個國家的合法性，沒有質疑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學生們只是抗議這個政府不民主，而且無能，而民主恰恰是中共自己提出的政治口號。趙鼎新博士認為，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是依據政府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這種說法在平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針對八九期間的情況，這種說法明顯把學生抗議活動的精神給閹割了。學生們要求政府傾聽百姓的呼聲，實現民主，而政府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糟糕表現，只是引發學生抗議的一個原因。
[page]
至於，所謂的中共高層精英是真的把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上嗎？或者說，中共真正信仰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其實，根本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是槍桿子裏邊出政權，是打江山坐江山。說得斯文一點，就是堅持中共的領導。因為，單單信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能推導出，必須軍事鎮壓學生運動。在這部書中，趙鼎新博士特意提到後來逃離中國的許家屯先生，說他即使到了美國，還一直信仰共產主義。其實，不僅許家屯信仰共產主義，趙紫陽、胡耀邦，乃至上書反對軍隊進城的葉飛、張愛萍、蕭克等七位上將，也都信仰共產主義，至少，這些人到死，都是中共黨員。然而，他們冒着巨大的風險，反對軍事鎮壓。此外，還有公然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以及消極對抗的28軍軍長何燕然、政委張明春等人，他們難道不信仰共產主義嗎，否則，怎麼能夠成為中共軍隊的重要骨幹？顯然，共產主義信仰和共產黨政權並不能劃等號，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解釋中共高層精英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進而推論，中共高層基於共產主義理想而鎮壓學生運動，這種論斷根本就不能自圓其說。
其實，在書中，趙鼎新博士也明確提到，「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依然以四項基本原則的意識形態術語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並將其寫入憲法的序言。」而這四項基本原則，當局最在意的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共的領導，這兩條其實是一回事。至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是一句空話，因為，鄧小平本人都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搞社會主義，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可以說，中共確立國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絕對權力不容挑戰，領導人的絕對權力不容挑戰。也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說明黨國國家的性質。
讓鄧小平等人感到緊張的是，經歷了慘痛的文革之後，中共的高層精英中，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經明顯不贊同無產階級專政，不贊同領導人獨裁，而認同和主張民主制度，這就是鄧小平最為惱怒和忌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這其中，就涉及胡耀邦和趙紫陽——文革後兩任中共的總書記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若真是沿着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路子走下去，相當長時間內，中共未必會失去政權，但是，鄧小平個人可能很快就會失去絕對權力。
需要指出的是，八九學生運動爆發後，特別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請願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響應和支持。不僅教授、學者和普通的民眾公開支持學生，就連官媒的記者、警察、法官、乃至軍隊的文職人員和基層軍官都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這４個民主黨派負責人致函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緊急呼籲中央黨政主要領導人儘快同學生對話，他們的信件就刊登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信中寫道，我們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對於學生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主黨派從來就是中共的附庸，這一次四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的作為，是極為罕見的。這足以說明，當時的民心所向，而中共當局在政治上顯得極為被動。應該說，按照趙紫陽的思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破解困局，已經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也是可以實現的。
趙鼎新博士在書中也提到，北京各行各業的市民都參加了遊行、敦促政府迅速跟學生談判並化解危機。在這些遊行隊伍中，甚至包括一些傳統意義上的政府的骨幹力量，如中低級官員、警察和解放軍軍官。書中還提到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情：新聞出版總署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機構，直到5月18日，仍未有人去遊行。該單位的許多職員都感到非常難受，有的職員甚至公開在單位說：連國務院和殘疾人都上廣場了。在北京，只有兩個單位還沒上街，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另一個就是我們單位。（趙鼎新142頁）
這裏，順便提一下，這部書的第五章，是趙鼎新博士整理的一部「八九學運簡史」。在這部簡史中，趙鼎新談到了絕食請願以後，成千上萬的學生以外的參與者。只是，他並不認為，那些人支持學生。他寫道，我要強調的是，此時參與運動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出於對身體已經很虛弱的絕食學生的同情。而且，這一時期的大部分遊行在組織上都帶有半官方色彩。
其實，過分強調參與運動的大部分人，只是出於對絕食學生的同情，不僅不符合事實，也明顯有違人的正常情感。要知道，學生絕食並非無緣無故，自傷自殘，這一點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都非常清楚。他們不可能對於絕食多天、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學生抱有真切的同情，卻對政府的冷漠和強橫無動於衷。不可能不去想學生的訴求，不可能不理會政府的頑固堅持。可以想見，對絕食學生同情越深，對強橫政府的憤怒就會越烈，這是正常感情的一體兩面，根本不能分割。如果僅僅只是同情這些學生，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最高當局頒佈戒嚴令後，北京有成千上萬的各界民眾，不惜犧牲身家性命，湧向街頭阻攔軍隊強行進城，甚至，在軍隊開始大屠殺之後，還有無數的民眾進行抗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體制內的人員。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是在那個特殊時期，上街遊行依然還是屬於政治行為，依然有政治風險，故意排除成千上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的政治意涵，忽視民眾對政府的反感和憤怒，顯然是別有懷抱。
至於大部分遊行在組織上都帶有半官方色彩，這種判斷可能只看到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內在的實質。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不光北京市，一些周邊省市的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相當規模的遊行活動，就連很多事業單位、乃至政府機構都有大量的人員參與。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氛圍中，人們向學生運動表示支持，合情合理，但是，並不合規矩，而且，確實存在政治風險，所以，很少有單位的黨政領導直接出面，但是，他們也無法阻止其他人參與，領導不便公開支持，更不敢公開反對。所以，就像趙鼎新在書中提到的，他們一般是默許。也就是說，是官方機構的人員參加，卻並不具有官方色彩。當時，社會上對此並非不清楚。這正是最高當局感到恐懼的原因，這樣下去，大家都會倒向學生，他們會真的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顯然，學生並沒有推翻中共的意圖，但是，中共內部有可能出現對最高領導的質疑，出現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質疑。支持學生，支持民主，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這恐怕才是鄧小平真正感到恐懼的原因所在。這樣下去，雖然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但是，中共內部或許會有人取代鄧小平。應該說，鄧小平等人的緊張，也並非毫無緣由。鄧小平未必懂得什麼極權主義的理論，未必知道極權政體的特徵，但是，他知道絕對權力的重要性。他知道絕對權力一旦受到挑戰，擁有絕對權力的人就可能失去絕對權力，那就會失去統治的意義。鄧小平要的就是他說了算。鄧小平殺學生，重在警告中共內部。為了維護他的獨裁者的地位，鄧小平撕下一切偽裝，赤裸裸地用屠刀摧殘公義、用強權取代公理。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給中共的統治製造合法性危機，在這一點上，他和獨裁者毛澤東沒有任何區別。
在導論的最後，趙鼎新博士特意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對這項研究工作的認真和仔細，那就是他對「新華門慘案」的分析。在4月19日晚上，很多學生來到新華門前，呼籲中共當局對學生的請願做出回應。結果，遭到了軍警的驅趕和毆打，個別學生傷勢嚴重。需要指出的是，衝擊新華門，學生沒有歹意，更不會去打砸搶。他們只是想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讓他們知道學生的存在。畢竟，在政府和人大，學生沒有自己的代表，這個政府又不在意學生的感受，不理睬學生的請求。學生不得不做出極端舉動，逼迫當局做出回應。
趙鼎新博士確實收集了許多資料，也對資料進行了仔細推敲和篩選，最後，他「不失信心地總結如下:在那天晚上確實發生了警察和學生的衝突，警察也確實打了一些學生，但是，所謂的「新華門慘案」則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他的依據是，有學生流血，是因為，他們打碎押運他們的公共汽車玻璃，自己不小心被玻璃劃破。確實，是有學生被玻璃劃破，但是，這並不能排除有學生流血、甚至重傷、是由於軍警的殘酷毆打。吳仁華就明確記錄了一位在當天參與新華門抗議的學生，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個學生就是政法大學的王志勇，他的頭顱破裂，縫了三針，多處淤血，兩眼充血，眼眶發烏，左眼無法睜開。
當時，政法大學就把王志勇的血衣掛在校園內，看到血衣的學生，無不憤慨。下午，出現了標題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大字報。該大字報被複印成傳單，在各大高校廣為散發。北大、人大、清華也出現類似的大字報，知名的有《新華門血案》《血》《「420」慘案》。而且，就在他們準備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路上，他們沿途對背有照相機的人詢問是否是記者，向他們講述「新華門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經過，請記者到學校去看血衣和醫院證明，要求新聞界為他們說公道話。這個事情在當時極為轟動，影響非常之大。實際上，無論是在八九年之前，還是在八九年之後，這樣的事例難以盡數，更何論中共還製造了64北京大屠殺這樣震驚世界的慘案。回過頭來再看新華門血案，確實感覺，當時這些涉世不深的學生在激憤之下，對這個事件的表達是有些誇張。但是，新華門血案的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趙鼎新博士幾乎是搜集盡了各種資料，然而，王志勇這樣一個重要的證據卻被排除在外，反而認定，「新華門慘案」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就這一點來說，趙鼎新博士這個著作很不嚴謹，甚至，很不嚴肅，它的客觀性非常值得懷疑。
也許，趙鼎新博士認為，王志勇遭到軍警毆打的地方，並不在新華門前，而在距離新華門不遠的地方，因而排除在外。需要強調的是，新華門慘案是軍警殘酷毆打前去新華門抗議示威的學生，事件的核心是流血，而不是地點。就如同當年人們說64天安門大屠殺，核心是大屠殺，而不是地點天安門，天安門只是這場大屠殺一個抽象性的標誌。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這種話，來否定天安門大屠殺，完全是無恥的詭辯。
64北京大屠殺之後，中共當局編造了一整套謊言，為他們的陰謀和罪惡進行辯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當時北京市長向中共人大宣讀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只是，剛剛經歷了這場運動的人根本就不會相信那些顛倒黑白的鬼話。然而，自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時過境遷，一些對八九民運的敘事也明顯發生了改變，甚至有人認為，軍事鎮壓是唯一的選擇。殺人是不對的，但是，不得不如此。就這一點來說，趙鼎新博士的這部專著，有相當的代表性。從整部書看下來，趙鼎新博士似乎在建立一個八九民運的完整的、特別敘事，重構這段歷史。只是，他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和解讀，都距離真相甚遠，很多論點更是自相矛盾。
趙鼎新博士的專著中有這樣一段話：當時中國政府幾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沒有奏效；最後，留給領導層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要麼就像東歐共產黨國家領導那樣下台。但是，當時大部分國家領導人早在共產黨上台之前就參加了革命，無論是改革派還是強硬派，讓他們放棄數百萬同志用生命換來的權力，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軍事鎮壓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趙鼎新博士的這個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事實。
趙鼎新博士隨後說，我這裏的分析並不是為殺戮製造合法性，殺戮平民這一事實的本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辯解的。對此，我想，讀者自有公論，歷史也會說話。
謹此，八九的英靈永遠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