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文革」時代，我們都過着苦難的生活。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裏，儘管每個家庭的生活都比較拮据，但是，大家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卻是非常強烈的。於是，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都想打幾件家具來為日常的生活平添幾分快慰。特別是孩子長大成人，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更渴望能有幾件嶄新的家具為新婚的家庭增添一點色彩。
但在當時來說，打家具屬於奢望，因為想搞到一些木料及三合板就是令人頭疼的事情。我的一位大學老師獲悉我在內蒙古電管局工作，親自給我打電話來，想買一些電杆上用的橫擔來打家具。他過高地估計了我的能力，當時電管局的一位分管物資的副局長私下買了一方木料，結果被內蒙古黨委組織部約談，他還為此痛哭流涕地做了檢查。
1972年春天，呼市機械工業局和另外幾個單位在一幢大樓內合署辦公，門口懸掛着的十幾塊大牌子，一晚上被悉數摘跑。報告公安局，公安局說：我們的牌子昨晚也一塊不剩了！牌子哪裏去了？自然又和打家具有關。
改革開放以前，全國各地企事業單位的大門外都懸掛着長條形的牌匾，上面用仿宋體書寫着該單位的名稱。內蒙古因為要書寫蒙漢兩種文字，牌匾更要寬些。做牌匾選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料，而且乾燥到了，不會變形。拿回家用鋸破開，是打家具的絕好材料，不是絕頂聰明的人誰能想到這個妙招？
我猜疑，牌匾一定是被下夜班的年輕人摘掉，夾在自行車後衣架上一溜煙騎回家了。那時的牌匾都掛在單位的大門外，入夜，傳達室的老頭都已關門睡覺，偷盜的風險係數為零。不過，能作出此等大事的，一定是急於結婚而又苦於沒有木料打家具的年輕人。
那時在呼和浩特，娶媳婦或聘閨女，有門路的人都要請來木工師傅在院子裏打家具。那些師傅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背着鋪蓋卷和工具袋，在院子裏搭一個簡單的小窩棚，就是他們這幾天的家，飯也由主家來管。支起木案子，擺上鑿、斧、鋸、刨已成一景，從此以後每天從早到晚就是手工鋸、刨的聲音了。
看木匠打家具的過程挺好玩，木料破好還要刨料、開榫、鑿眼、組合、打磨，做一件家具是萬分辛勞的事情。
好木匠的手藝往往令人羨慕，他們能夠將主人準備好的木頭經過一番精心處理，沒幾日便形成了諸如沙發、立櫃、茶几、書桌、高低櫃等家具。有的主人還在家具的櫃門上安置帶有山水畫的玻璃，後來又時興在家具表面用電烙鐵燙畫。那時，誰家有件新穎的家具不僅給整個家庭帶來喜悅，更會吸引鄰居前來欣賞和仿造。
記得七十年代初的時候，院子裏的劉家為了給兒子娶媳婦要湊足「四十八條腿」，可真沒少費心思。準新郎從廠里求來幾棵料、從張家換來兩張纖維板、再從李家借來點錢，然後和木匠在家門口要鼓搗好多日子。也正是通過此事，我才明白了當年「四十八條腿」的來歷。比如：雙人床四條腿、一張飯桌四條腿、四把椅子十六條腿、兩個箱子加底座八條腿、一個櫥櫃四條腿、一個大衣櫃四條腿、一個小衣櫃四條腿、一個茶几四條腿。
當時，也有簡單些的「三十六條腿」一說（不含後三種）；隨着日子好起來，又衍生出「七十二條腿」的排場。其實，類似說法因人而異，書桌、高低櫃、梳妝枱之類的各取所需、隨心搭配罷了。
當今是一個充滿時尚和多元素的時代，各種風格款式的家具應有盡有。而回憶起改革開放初期，組合家具曾經風靡全國。那時，對於並不富有的普通百姓而言，能夠擁有一套物美價廉的組合家具，猶如夢想一般。中國人的創造能力非凡，那時還有許多人竟然自己動手打家具，從挑選木料、準備工具到大刀闊斧地幹起來，成型後的細細打磨，再到刷漆晾乾，通過自己的雙手親自打造出作品，這中間的快樂是現在的人無法體會到的。
在收視率非常高的電視劇《渴望》中，宋大成就自己動手打了一套家具，準備迎娶劉慧芳。誰料人家嫁給了王滬生，他絕望之中砸了家具。很可惜，那時老百姓自製的形形色色的家具幾乎沒有保留下來的，如果還有留存，應該算是文物了。
我也喜歡做木工活，我結婚的家具就是自己打的。我多次用盧梭的一句，關於木匠的勞動，體驗着人與自然的融入，並說木匠勞動是最有意義的，有益於「人」的健全發展的話，來驕傲地解釋自己（這句話應該在《懺悔錄》裏）。
雖然明熹宗朱由校是個著名的昏君，但據史料記載他心靈手巧、最喜愛木工活。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好木匠。
據說，美國前總統里根閒暇之餘，也酷愛自己打家具玩，因為打家具可以使人充滿成就感。
隨着改革開放的大潮風起雲湧，人民生活已有極大的改善。如今，幾十年前少有人問津的硬木家具被人看好，它仿佛成了身份與財富的象徵。京作、蘇作的紅木家具交相呼應，還出現了硬木為型、柴木為體，價格上能為一般人接受的「山寨」式硬木家具，您可以各取所需。北京老字號「龍順成」硬木家具申「非遺」成功，更挺起了珍貴紅木的腰杆。
放下手中的筆，稍一合眼，自己揮汗如雨地打家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睜眼一望，天那麼高、雲那麼淡，昨天仿佛已很遙遠，因為那個苦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201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