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我婆婆之手，她今年77歲，也是因為去年骨折導致在家休養，所以會寫一些文字，打發一下時間，尋找一下精神需求。之前也寫，只不過沒有這麼密集。為了這些文字能被保存下來，讓她的孫輩們以後也了解了解他們的爺爺奶奶那一輩的生活和經歷。我保存在我的公眾號里。沒有想到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些熱心讀者給我發了私信，有感慨的，有提建議的，有指責的，還有……的。在這裏統一回復一下。
後來和老太太溝通了一下，我說媽，有讀者的問題你需要解答一下，老太太說，這些事情過去五十多年了，可能真的記憶模糊了，我在這裏做個說明，再做個更正。給老太太也提了個醒，以後寫文字要更加嚴謹。
在文章里的譚某某被殺是在70年，而老太太記憶混淆，把他寫在了67年，這得感謝網友孺子牛的提醒，特此在這裏感謝他。——白小白）
我是文革前一年最後一批考進大學的，是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親歷者。可是五十多年來，老五屆很少有人寫文編劇細說往事。可能一是文革的話題太敏感，尺度不好把握，二是當年國家包分配，後來工作和生活都穩定，誰還去找麻煩？三是文革中的受益者不便提，文革中的受害者不堪回首。
所以有關文革的文藝作品，幾乎是空白。而親歷過文革的這代人，卻正在老去離去，今日不說，恐無來日，所以決定把可說的先寫出來。
文革初期，南開大學在全國高校中出了名，因為南開的一個造反小組在翻閱1937年的舊報紙時，查出了劉瀾濤、安子文等61人登報自首的公開啟事，並一舉挖出了他們的幕後指使者劉少奇。
此舉不但解決了江青等人的心頭大患，也把文革的方向引到了抓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正確方向上。中央文革小組十分重視此事，還特意接見南開的紅衛兵代表。
自此，南開的師生信心大增，校內氛圍離政治又進了一步，自然，離學術就遠了一步。這是後話，且按不提。
文革前夕的劉瀾濤是西北局的一把手，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劉少奇就更不用說了。一下挖出這麼多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組有時也會直接派任務給學校的專案組。
因此，學校的專案組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我這個曾被邊緣化的紅衛兵也加入了學校四辦領導下的一個小調查組。
我們接到的任務主要是調查南開大學副校長楊石先，他曾三次留美，有特務嫌疑，他夫人雖是全職太太，但其家族成員多在中科院各所，不僅留過洋，還有多人自殺，社會關係十分複雜。我們奉命先調查他在天津市的解放前的社會關係。
半個多月下來，收效甚微。因為被找者，不是已抓，就是已查，並未審出有價值的線索，比如天津市圖書館長黃某，曾是楊的舊交，他只說楊去南開大學抓了化學元素所，越來越忙，加之業務隔行，漸無交往等等。楊的另一舊友是北師大教務長鄭某，找到他時，人己骨瘦如柴，躺在擔架上出來見外調，說話也語不成聲。在周邊零敲沒收穫，專案組長決定，抓主線，去昆明。
因為楊石先曾任西南聯大教務長，他有一枚私章放在教務處，凡是有學生想參加當時的抗戰，尤其是外語系學生想去美國人也支持的中國遠征軍當翻譯，或是參加國軍去抗日，均需去教務處蓋章以證自己的學生身份。
但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西南聯大的學生參軍，是投向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陣營，而楊石先則是這些特務學生的總後台。
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文革時中美對立，一提到加入美軍，就認為那些聯大的學生投了敵。
帶着線索，在1967年7月，我們準備取道武漢去昆明和重慶。七月的武漢，驕陽似火，曬了不到一天，我的臂上就起了許多紅疹，得了過敏性日光炎，出差在外，學校每天只補貼兩毛錢，沒有看病的錢，我們立即買了去昆明的五次特快火車票。
因為預計車程只有一天一夜，所以沒帶什麼零食，誰知這趟車一走就是三天三夜，車上車下都沒有賣飯的，我們在第二天就開始餓肚子，幸虧對面的一位解放軍第三天給了塊月餅，才熬到了下車。
究其因，原來一路上都在武鬥，無人上班，火車連水都加不上，自然也沒食物。印象很深的是到了廣西境內，一路無人煙，車站裏連個鬼影都沒有，桂林站也如此，都在搞紅色恐怖，在殺黑五類。
總之，火車克服困難，走走停停，終於在第三天，到了昆明。
下車，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米粉店，狼吞虎咽地吃了碗米粉，一打聽，才知道頭天晚上軍區的譚司令被害（指譚甫仁夫婦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在家中被槍殺事件。譚甫仁時任昆明軍區政委、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編注），今天全城戒嚴。我們聽後，愣了半天，才起身去找旅館。
住在了昆明當時算是有名的翠湖賓館，午飯卻是一碗一半米飯一半熟玉米粒，問其它人，才知派系鬥爭嚴重，互相卡殼，所以糧食供不上。
下午去聯大舊址查檔，才知一部分檔案被各校帶走，（註：西南聯大是由抗戰時遷到昆明的清華，北大，南開大學三校聯合組成。）留下的檔案因武鬥不上班沒法查。又是無功而返！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發現一件怪事，市中心的路邊，有幾個女同志聚在一起拆毛巾，不知她們找到了什麼線頭，居然把一條大毛巾上的線一根根地拆下來織成線褲。說是買不到秋褲也買不到線，只好出此下策。
晚上回到賓館，我們感慨良久，一是她們怎麼這麼捨得時間，二是偌大昆明，怎麼連秋褲都沒賣的，三是覺得天津夠工商，什麼日用品都有賣。四是驚嘆西南太亂，怎會武鬥到無人上班？武鬥到軍區司令被害？
印象深的還去了一次公安局查檔案，昆明四季如春，我們穿着夏裝，可是突然天降小雨，氣溫迅速降下來，警察迅速給我們找來軍大衣披上，頓時暖意滿心，我這才知道人說的昆明四季如春，一雨成冬，此言非假。
在昆明我們還找到一位曾經的聯大學生，也是被楊石先蓋章參軍的。只是見到他時也被批鬥多日，頭也被剃成陰陰兩半十分狼狽。
問他許多問題，只回答說，當時參軍是抗日，他當時需要教務處證明他為學生身份，章平時由教務幹事保管，他們一介學生，怎麼見得到教務長等等，我們把審問錄交他簽字就走了。
昆明的工作進行不下去，可是離開卻不容易。進出昆明只有一條鐵軌，根木買不到票，我們商議半天，決定翻窗上車，因為看到別人也這樣上過車。
一天，我倆輕裝打扮，買站台票混進站台，火車快開時，我們拼命揮手請窗內乘客拉我們一把，果真有好心人伸出了同情之手，當時我才二十歲，人也比較瘦，一使勁就上去了。但是車內擠的轉不開身，我倆怕中暑，就在貴陽翻窗下車了。
聽說貴陽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分平，人無三分銀。但貴陽的天氣卻比較涼快。為了趕時間，我們沒在貴陽過夜。
那時的貴陽城好像只有一條街，我們準備轉車去重慶。那裏會有國民黨的舊檔案，可以查查。但是貴陽仍然一票難求，我們又故伎重演，爬窗上了火車。
在重慶下車的人多，我們從車門下站，發現重慶站是個極低的地勢，出車站要爬很多台階，正遲疑着，突然聽見車站的上空傳來槍響，人群慌亂四散，我們也嚇了一大跳。這時站內廣播聲響起，安撫大家迅速離站。我們倆議談着，怎麼西南這麼亂呵！
同伴是外語系四年級的學生，比我有主意，她說重慶解放前被國民黨盤據多年，肯定黑勢力多，我們小心點。
於是在重慶，除了查檔案，我們只到紅岩一書中寫的白公館烈士陵園去看了看。誰知道陵園內埋的大多是文革武鬥中犧牲的人，有幾十個還是很年輕的孩子。我立即想起母親的一個同學，她在北京高中畢業後去了延安參加革命，文革前夕她是國家農業部下屬的一個廳級單位領導，老伴是西南局高層領導，她們的獨子在重慶一所軍校讀大學，不料獨子在一次武鬥中被誤傷身亡，阿姨一夜白頭，她在單位被打倒時都沒有這麼悲傷。我細細地看着那些新碑，滿腔悲憤卻不知向誰訴說！
在重慶檔案館翻看了幾天，只看到了華羅庚等科學家被教育部批准赴美的文件，卻沒有楊石先的有關文件。我們分析楊可能是被邀赴美，也可能是自費。
後來在詢問楊的過程中也得到了證實。他說他沒用過國家的錢，他赴美三次都是化學界的同行邀請他去的。
在重慶只住了四天，錢和糧票就已告急，我們只好向重慶市革委會辦公室求助，為表誠意，我們只借了回校的路費和所需糧票，等辦完手續，我們就匆匆回校了。
誰知到了學校，才去報到，就聽說四辦的主任自殺了！張主任是學校化學系的書記，轉業的團級幹部，他歷史清白，工作能力強，緣何自殺？
後來聽說是中央文革交給他一個線索，他剛投入進去，上面又說他搞錯了，還要追查責任和幕後黑手，張主任百口莫辯，只好自殺。
正當我們沉浸在主任自殺的巨大悲痛和疑惑之中，不知所措時，突然接到系裏通知，要我去學校行政樓四層報到。
原來中央要召開四屆人大，楊校長已被內定為代表，只等着政審通過，學校為此成立了專案組，軍宣隊和工宣隊的人員均已到位，只等我們已開始介入調查的人員到位。
我的外語系同伴因是四年級學生，六七年該畢業，所以沒讓她參加，我應七零年畢業，所以留下了。能參加校直屬專案組，讓我很快從張主任離去的悲痛中恢復過來，也慢慢走出慌亂。
專案組的軍宣隊代表很年輕，就像哲學系三結合的代表，20歲，班長，當時南開大學各系的領導，都是12級以上的高幹，我不由地對軍代表失望，但工宣隊代表卻是天津東站的一個老師傅，非常穩重，一直告誡我們，調查一定要有證據，不可妄下結論。在他的領導下，專案組一步一個腳印，走的扎紮實實。
四屆人大於1975年1月舉行，我們提前完成了對楊校長的政審調查。我很慶幸文革中參與調查的是楊校長，如果萬一查到了哪個不該查的政治人物，我會很慘。
而且，我遇到了一個很穩重的專案組長，他完全沒有文革中某些極左分子的作派，誇大事實，比如楊校長曾是國民黨特別黨員，需國民黨兩個中央委員做介紹人入黨才能獲此殊榮，這本來是個值得深挖的線索，組長告訴我們，像楊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國民黨也會拉攏他，關鍵是看他為國民黨做了什麼事。經查，楊從不參加國民黨的黨務活動，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到了化學元素的研究和教學上。
文革結束多年，我終於知道了中國遠征軍，知道了遠征軍的孫立人，知道了美國在珍珠港被炸後就堅定反日，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時，美國曾幫助國軍大批物質武器援助中國抗日。
記得一部描寫中國遠征軍的電視劇，片頭歌就是謳歌當時全民抗戰，學生參軍的壯烈情景的，當時聽的我熱淚盈眶。
我想起在專案組的無知歲月，自己連歷史都不了解，有什麼資格去調查？
我想起一次查一個西南聯大的學生，他也是蓋了楊校長的私章才參軍的，文革時他在北大當教師。當我們在北大見到他時，他已被剃了陰陽頭，可能經過多次批鬥，已是面容憔悴，不管我們問什麼，他只是重複說他參軍當翻譯是抗日的。
可是我們當時已認定他是美國戰略情報的特務，當時我們連昆明都沒去，什麼都不知道，聯想到我們在昆明見到的被剃了陰陽頭的聯大學生，推想整個社會都不知美軍曾經抗日。
可是，學生不知道，總有過來人知道吧？為什麼沒有人提醒我們呢？俗話說，無知無畏。文革中有那麼多荒唐事發生，不就是參與的主體荒唐嗎？連我們這些上了大學又是學社會科學的學生都對歷史一無所知，更何況他人？
事隔多年再回首，我只能慶幸當年在專案組多少還做了件有益的事，我們以詳盡的調查保護了一個科學家，使他倖免受難，倖免受辱。
應該說，楊校長的被查被審，是我們民族的災難，是國家的不幸，因為當時被查被自殺的還有一大批科學家和老幹部，我寧可不參加任何調查，也不願文革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