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即開型彩票「刮刮樂」在多地被賣斷貨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發了熱議，「一票難求」成為多個彩票網點的現狀。而從財政部公佈的歷年彩票銷售數據來看，近年來中國彩票銷售總額總體波動上升，而即開型彩票（「刮刮樂」）的銷售則呈現十分明顯的上升趨勢。
2016至2020年，各年份即開型彩票銷售額均未超過300億元。而2022年銷售額已經接近600億元，相比2020年，銷售額用兩年的時間翻了近一番。2023年即開型彩票銷售額則達到1190.21億元，相比前一年同比增長100.2%。
由此可見，「刮刮樂」被瘋買的消息並非毫無根據，那麼是否如諸多社交媒體所說，年輕人成為了彩票主力軍？另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則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買彩票？這些現象背後究竟反映了什麼？
個人行為抑或集體狂歡？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購買彩票的預期收益都會為負，因此使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從彩票的成本與收益角度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非理性」行為的產生。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彩票購買是一個呈現社會階層分化的行為。一般來說，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彩票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有更強的吸引力。彩票的低成本和潛在的高收益使得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重新將彩票購買構建為一種理性行為，因此被他們看作最大化個人財富的方式。此外，認知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家也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對於統計概率的掌握有限，因此也會對彩票的計算產生認知偏差。
除了關注個體因素外，社會學家進一步關注到社會結構、社會網絡等因素，從社會情景角度形成了三種可能的解釋機制(Beckert and Lutter 2013；Garvía 2007)。
第一種解釋側重於關注社會結構的影響。根據功能主義與剝奪理論，當個人的需求與現代性產生矛盾與衝突時，「賭博」成為一種發泄社會壓力與沮喪的渠道，也是人們維持「獲得成功」這一希望的方式。而彩票的購買則成為一種重要的排解形式，因為彩票能提供的獎金可能將徹底改善人的物質處境。Freund和Morris (2005)針對美國彩票購買的研究發現，1976年到1995年，美國各州彩票的流行與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有着重要的影響。
第二種解釋側重於關注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一解釋強調彩票購買的背後可能是人們日益認為運氣對於個人的成就起着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自身的技能、階層、教育背景如何，人們都有着平等中獎的機會。這種「平等」的信念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有着更強的吸引力。
第三種解釋則強調人際網絡的影響。這一解釋關注同事、親屬等人際網絡如何促進彩票購買的內部「傳播」，同時也指出彩票的購買可能也是形成團體認同的一種方式。比如，針對西班牙彩票購買的研究發現(Garvía 2007)，西班牙彩票的高需求與朋友、親屬、同事間一直延續的「辛迪加」（Syndicate，即合買彩票）購買方式息息相關。
哪些因素影響彩票購買？
Beckert（2013）針對德國彩票購買的研究發現，在經常購買彩票的人群中，雖然收入位於前25%（Q4）的人群購買的總金額更高，但是收入最低的人群（Q1）購買彩票的金額占自己收入的比例最高，達到3.72%。而對於收入最低組中最頻繁的購買者，他們的購買金額達到自己收入的6.73%。
進一步分析發現，年齡大小與彩票購買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因此在德國似乎並沒有出現年輕人買空刮刮樂的現象。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花在彩票上的錢相對更多，人們對於工作與生活的不滿也會帶來更多彩票購買，這印證了社會地位與剝奪理論的假設。文化因素則是部分解釋了彩票購買行為，儘管購買彩票的人群更相信命運和運氣，但是他們並不排斥強調勤奮的新教價值觀。人們的合買彩票行為也與彩票購買金額有正相關關係，這反映了人際網絡的影響。進一步比較發現，在三類解釋因素中，人際網絡對於德國的彩票購買有着最強的解釋力，其次是工作與生活的不滿，然後是對於宿命論的信任。
因此，彩票購買的增加可能並不是簡單的市場供需問題，其背後也不僅僅只是個人因素驅動，社會環境與社會結構在其中同樣也起着重要的影響。最後，嚴八的小編希望刮刮樂選手們可以從彩票中獲得期待與慰藉，獲得繼續前進的希望，但千萬不要沉溺其中，喪失了對真實生活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