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師大4·26事件
⒈我們被抓到了懷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時分，師大校園內安謐肅靜，人們都已經入睡。忽然，在校園南端的中南樓爆發出猛烈的打砸聲，頓時人聲鼎沸。我當時住在一樓東頭的一間宿舍，被驚醒後開門出來只見樓道燈不亮，在黑暗中許多手電光到處亂晃。校宣傳隊的人帶着數百名軍警正從各個房間裏往外拖人。樓道里一片混亂。到處是叫罵聲、打砸聲、手提電揚聲器的指揮聲。我剛問了一句：「怎麼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張紙的宣傳隊員用手電對我一照，大喝一聲：「抓走！」頓時上來三名軍警，一人揪住頭髮按頭，兩人一邊一個擰着胳臂往樓道外拖。我本能地掙扎叫喊：「為什麼抓我？為什麼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頓拳打腳踢，當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傷。
在拖到樓外的路上，我被壓低着頭，只見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誰的一條藍色襯褲從眼前掠過。從樓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樓東側的11樓前，一律低頭彎腰噴氣式。然後在統一指揮下，不走校門，被押着從11樓西側、中南樓南側的校園圍牆豁口處拖到校外的學院南路上。學院南路上已經停了十幾輛各種汽車，我被押上了一輛大客車，坐在最後一排，身邊一邊一個軍警。與我同一輛車的有十幾個同學，和我一樣，都是兩三個軍警押一個。
車在路上走了大約三四個小時，等到地方時天已經亮了。車隊開進一處兵營，下車以後集中在院子裏等待。這時有一同抓來的北京籍學校工友，認出了周圍的山勢環境，說：「可能是懷柔。」
據說當時抓來的大約有110人左右，後來發現有一些人不在名單上，於是放了一些人回學校。放走一些以後，還有70幾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樓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從中北樓抓來的女生，還有從家中抓來的學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從被窩裏拖出來的。後來聽說還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後抓來的，也有一些陸續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懷柔最後關着的人數大體維持70人左右。
這些人被押到七八個臨時監房內，每個房間七八人、十幾人不等。沒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緒都很激動，紛紛質問為什麼抓人，無人理睬，大家決定絕食抗議。這時有幾位軍人來動員大家進食，同時送來開水，但無人聽從勸告吃飯。絕食持續了兩三天。這時開始將我們一個個帶離，一部分單獨隔離，一部分兩三個人關在一間屋裏。
⒉對我宣佈隔離審查
我被單獨關在一間臨時監房內，窗戶關着，從外麵糊上了報紙，天花板上有一盞小瓦數燈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張木板床。門外有兩個士兵站崗，要上廁所須敲門，來回由一名士兵押着。從抓到懷柔近一個月的時間，我一直沒有看到師大宣傳隊的人出現。開始幾天無人理睬，沒有放風時間，也沒有任何書和報紙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從窗上報紙縫隙里射到牆上的陽光，看着那一絲陽光一點點地移動。
後來來了三個軍隊幹部，兩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連長，一位年輕的姓張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歲的女同志也姓張。還有一位戴眼鏡的50多歲的老頭，也姓張，好像是個領導，有時候也來。開始帶着我學習，動員平山頭、批派性，態度還算和藹，我也甚是配合。我問他們為什麼抓人，他們說：「前兩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們阻擾破壞大清查。」（那個年代裏每到節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戶清查戶口，以防階級敵人破壞，聽說4月23日晚清查時有個別宿舍的學生和工宣隊的人發生了爭吵）。我說：「4月23日晚，工宣隊敲我們宿舍的門，我很快就開門了，工宣隊師傅看了看，什麼也沒說就走了，我怎麼破壞清查了？」那位年齡大的老軍人說：「現在態度頑固的就是你們這些似乎與4·23的事關係不大的人。」
大約到六月下旬，調子慢慢變了，說我有問題，要老實交代。直到7月26日，師大軍宣隊一個叫雷炳的出現了，才宣佈對我「隔離審查」。我說：「不是早就隔離了嗎？」雷炳極為兇狠地說：「你的問題很嚴重，是現行反革命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從這時開始，他們給我換了一間囚室，除了門口有兩個戰士看守外，窗外還有一個流動哨，日夜監視，晚上不許熄燈。
此後，雷炳平均每星期能來一次，雷炳說：「你們口口聲聲把自己打扮成反對5·16的英雄，你們自己就是5·16！」我說：「5·16是矛頭指向周總理的陰謀集團，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保衛周總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攪渾水！」雷炳說：「江青同志說了，5·16不僅把矛頭指向周總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動，沒參加5·16組織也是5·16！」並且厲聲地說：「你老實一點！不老實，把你拉回學校見群眾，給你加加溫！」他們要我交代所謂懷疑康生的問題，後來又上綱要揪反革命小集團，要我供認有綱領、有計劃、有黑線，說：「劉××都交代了。」我說：「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兩個月一直逼得很兇，白天晚上不讓好好睡覺。我對他們說：「我懷疑康生的問題，不是什麼秘密。在1968年宣傳隊進校時我就把有關情況向工宣隊師傅說了，許多同學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於是要我寫交代材料。室內沒有桌椅，只給一個馬扎，寫材料坐在馬紮上趴在床沿寫。我懷疑康生的問題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寫着寫着就沒得可寫了，雷炳就說：「態度不老實，擠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編，我編不出來，沒那個想像力。再說，別人瞎編，我也瞎編，也對不上茬呀，什麼時候是個完？一天天熬着，時間長了，也許他們覺得我這管牙膏擠得差不多了，就不怎麼來了。
⒊我在懷柔「學習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間從1966屆到70屆的大學生，統稱為「老五屆」。1968年宣傳隊進校前後，1966、1967、1968屆陸續分配離校。本來到1970年最後兩屆都應當離校，但1970年初卻來了一個文件，北師大69、70兩屆學生暫緩分配，留校搞運動，工資按畢業生發放。聽說，北京當時還有外語學院（現外國語大學）也照此辦理，為什麼單留着這兩所院校的兩屆學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懷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親，在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給她老人家寫信寄錢，忽然失去聯繫，怕她老人家擔心。再一個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戀人、同班同學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後發現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後來解放軍說你可以寫信，但要經過我們審查。我給苗致平寫了一個條子，讓她替我每月給母親寄錢，同時代我給她老人家寫信。從此經常收到她通過宣傳隊和「學習班」轉來的信、錢和衣物，每當收到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像過節一樣幸福！有時候，我也寫一個條子讓捎給她，因為既不能說案情，又不能說我的處境和心情，條子寫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覆說我很好，讓她不要擔心。
從留存至今的來往書信看，五六月份她來信內容還比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來信都是告知：「你在那裏好好學習，我這兒一切都好，你勿念！」「媽媽的錢已經寄去了，我給二嫂（當時我母親在上海我二嫂處）寫了信，家裏很好，勿念！」「你需要什麼東西，來信告訴我，你走的時候，線褲扔在那裏是髒的，我給你洗了。」
7、8月份我給她寫信很少，她急壞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連續來了三封信，一個勁地問：「沒接到你的來信，你還好嗎？」「你箱子裏的東西也不知道動沒動過，我怕裏面的衣物發霉了想拿出來曬一曬。工宣隊師傅說我動你的東西必須經過你的允許。」（實際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說要我不要掛念你，這是不可能的！」「國慶節我想給你買塊手錶，我媽說，錢和工業卷（那時買很多東西須憑工業卷，工業卷數量依據工資數按比例發放）不夠先從家裏拿。」「盼回信！」「請回信！速回信！」字裏行間委婉地傳達着她不離不棄的態度和對我的擔憂。
天冷了，她給我送來了棉衣。每次送來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麼沒通過檢查的消息，這一次自然也細細地翻檢一通，仍然沒有什麼發現。直到第二年我從隔離室中放出來後，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裏縫入了一塊小布條，布條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道：「切記，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不要亂承認，不要亂上綱。對中央同志是堅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議論過、懷疑過；是專門調查、還是在調查別的事時涉及到。一定要按當時的情況，嚴格地劃清界限。頭腦要清醒，不要搖擺，心裏有鬼的才心虛。心要放寬，一定要想的遠些。」這些書信和這塊小布條，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對我的看管比較緊，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負責我的兩位姓張的軍人找我談話：「你的問題是可以理解的，懷疑康生，主要是因為和譚厚蘭對立。認為康生是譚厚蘭的後台嘛。」那些天，還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戰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會兒風。時間長了，和小戰士也混熟了，大概他們也看我不像個「反革命」，幹部不在時，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時常滿頭大汗的小戰士與我關係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訴我說：「林彪叛國，摔死在蒙古！」我聽後很吃驚，聯想到近來「學習班」的形勢急轉直下，又高興起來，以為很快就要放了我們了。沒想到，11月7日懷柔「學習班」撤銷以後，大多數同學都回了班、系，我卻被拉回師大繼續單獨隔離，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離校之前才獲得自由，共計被關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⒈宣傳隊進校初期的師大基本形勢
1968年8月，宣傳隊進駐師大以後，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眾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參加所謂的「鬥、批、改」。我本人從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兩年的時間裏一直在班級活動。
這兩年時間，宣傳隊在師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階級隊伍」。給我記憶很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駐我班的工宣隊Y師傅對學生說：「物理樓看門的老頭我看就是特務！我悄悄地跟在他後面觀察過，他那條瘸腿是裝的，有人的時候就瘸，沒人的時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鬥馬本堃教授。馬教授被人舉報把《毛主席論教育文選》改成「天主教文選」，這是「極其惡毒的現行反革命行為」，還專門組織全系師生觀看了反革命證據：在一本《毛主席論教育文選》封面上放了一塊特殊的光學玻璃片，透過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紅藍鉛筆畫的左一道、右一道。據馬教授交代，是大人沒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畫的，他發現後，就用橡皮檫了，可能擦得不夠乾淨，被人舉報了，於是三天兩頭地批鬥。有一次批鬥時，馬教授不肯承認是有意的反革命行為，Y師傅在我身後一聲暴喝：「你他媽還講不講理！！」嚇得我一激靈，只見前排幾個同學衝上去，動手打了馬教授，馬教授蹲在地上抱頭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為1966、1967、1968三屆畢業生離校，有很多宿舍樓逐漸空置了，有一些同學不願意在原來的宿舍擠着，陸陸續續自行跑到空置的樓里去住，也沒有人強行干涉，其中中南樓就是這樣的情況。到1971年的「4·26事件」發生時，中南樓所住的學生很雜，除了有原來「井岡山造反兵團」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團」的幾個頭頭如方××等），也有所謂的「逍遙派」，還有宣傳隊依靠的所謂「一支力量」。這些人，大多數白天回班系參加活動，晚上回到中南樓睡覺。例如我班的孫××同學就是這樣，他自己一個人在二樓佔了一間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機玩到半夜。
我從未參加過「造反兵團」，對「兵團」的那幾個頭頭，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認識我。所以在懷柔頭一個多月他們要求平山頭、批派性時，我說：「我沒有山頭，我只是一個對宣傳隊在『批清』運動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見的群眾！」
⒉弔詭的「批清」運動
宣傳隊在師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極『左』思潮，清查5·16」，簡稱「批清」。
「5·16」本來是出現在1967年春夏之際的一個小小的組織，號稱「5·16兵團」，他們的矛頭所向非常明確，就是指向周恩來。當時在北師大、學部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間貼了許多周的大字報、大標語。但很快就被群眾鎮壓下去了，相關的人員，抓的抓、鬥的鬥、跑的跑。
周恩來在1967年9月18日對外交部講話中說：「對5·16問題，第一不要把5·16問題擴大化，到處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組織都聯繫起來，與5·16有關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麼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領導出席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江青說：「5·16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方面軍，是拆台的，從『左』右動搖主席為首的中央，想亂我們的套。」「5·16不僅把矛頭指向總理，還指向康老、伯達和我」。康生說：「5·16有兩個目的，從『左』的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當，他們實際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從上面的幾段講話，不難看出，周恩來認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圖很明確，即「不僅反周是5·16，反對我們的也都是5·16」。
弔詭的是，自從1968年以後，已經不怎麼提「5·16」了，卻在1970年左右從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極『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運動。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林彪大聲疾呼：「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5·16徹底搞出來。」江青說，她三天沒睡覺了，要徹底清查「5·16」。黃永勝也在會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國性的大問題。
⒊宣傳隊把部分群眾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從一開始，師大宣傳隊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號，後來乾脆喊：「（師大是）黑手兩邊插，5·16兩邊抓！」所以，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蓄意要擴大化，把矛頭指向群眾，包括指向譚厚蘭對立面的群眾。
從根源上清查譚厚蘭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極左錯誤，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能說清楚砸孔廟是對是錯嗎？敢批判譚厚蘭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問題嗎？眾所周知，譚的這些所作所為都是在她後面的那條黑線操縱下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譚也是被人利用的犧牲品。譚的身後有一條黑線，這在師大盡人皆知，直接操縱她的就是《紅旗》雜誌編委林傑。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師大全校師生大會上當眾宣佈：「還有人講林傑同志有後台，後台是誰呢？後台是關鋒，這裏邊有一條線索說關鋒的後台是陳伯達，是我！你們來審查審查，我們算不算黑幫？算不算黑線？」
1967年8月底關鋒、林傑倒台了，譚居然在9月1日召開大會，宣稱要與革命左派林傑站在一起，甚至派革委會副主任董××率眾到《紅旗》雜誌社遊行示威以示聲援。正因為有後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譚厚蘭一直是順風順水。今天出一個《在北師大的軍訓團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經驗，登在兩報上，明天謝富治又跑到師大開一個「大批判現場經驗交流會」。在北京的高校中，譚的對立面是最弱小的，這不是因為她正確，而是她始終受到那條黑線的百般呵護。
所以，在1970年前後開始的「批清」運動中，長期站在譚的對立面的、受那條黑線打壓的群眾總認為宣傳隊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攪渾，轉移鬥爭大方向」，一廂情願地期盼在批譚的過程中能徹底揪出她身後的那條黑線，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當然，這種期盼在政治上是極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為這種幼稚，這些人有時會做出許多不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傳隊也許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知道這些人不聽話，干擾他們執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計要把矛頭指向這批人，要在這些人裏面「抓壞人、抓反革命」，最後乾脆硬要給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為江、康等中央領導說了嘛：「反對我們也是5·16！」這就不可避免地把這些持不同意見的群眾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辦監獄」
⒈我住進了師大革委會修建的「校辦監獄」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師大，關在11樓二層西頭的一間房間裏，看守換成了師大學生，都是物理系64級的同學。三個人（有時兩個）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間屋裏，廁所在樓道里，上廁所由一個人跟着，吃飯他們上飯廳替我打來。從此不讓出去，也沒有放風時間。開始的一個多星期關在這裏，也許是專案交接工作還沒做完，這一個多星期里很少審問。
這座樓「文革」前是留學生宿舍樓，「文革」開始以後，外國留學生陸續回國，這座樓就空了下來。譚厚蘭成立師大革委會以後，把11樓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辦監獄」，專門關押他們抓捕、綁架的師生，樓道里用拇指粗的鋼筋焊了鐵柵欄，柵欄上有一個鐵柵欄門，鎖上以後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進來時，樓內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樓內靜悄悄的，偶爾聽到鐵柵欄門的咣當聲。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座「校辦監獄」。有一年革委會突然宣佈揪出了一個「尚文廉反黨集團」，都是歷史系學生，具體的情況不清楚。我在歷史系64級有一個好朋友叫李萬慶，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飯廳吃飯，忽然衝進來一群打手，將一隻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頭上一套，扭着胳臂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輛車上轉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鐵絲捆上他的手腳，扔到一個房間裏才拿去頭上的提包，李萬慶仔細一看，這不是11樓嗎！審問他與「尚文廉反黨集團」的關係，萬慶是個老實人，平時說話都磕磕巴巴，哪見過這個陣勢？至於和「尚文廉反黨集團」的關係，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交代不出來就打。那時候，譚厚蘭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體育系的男生，一個個膀大腰粗，一身蠻力。最出名的是兩個：一個外號叫「黑狗熊」，一個外號叫「白狗熊」，這兩個傢伙打人最狠、最多。這些打手手持胳臂粗的木楞、鎬把沒頭沒腦對萬慶一頓暴打，打得他死去活來，渾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煙頭燒，燒爛了他一片胸脯！
就這樣天天拷打、煙頭燒，萬慶實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對看守說，我身上都爛了，衣服上都是血，讓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萬慶進了水房，趁看守沒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紗窗跳樓自殺！萬幸的是，他跳下來的樓層不高（好像是二樓或三樓），正好窗下有一叢丁香花樹，他掉在這棵丁香樹上，只是腰部摔傷了，命保住了。
關了一段時間，實在查不出問題，後來就把他放了。萬慶放出來後有一天中午到我們宿舍找我，向我訴說他在「校辦監獄」遭的罪，脫下衣服讓我看胸前被煙頭燒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積足有一本書的大小。一個大男人，邊說邊哭，我又難過、又憤怒！宿舍里其他同學一聲不吭，靜靜地聽他一個人哭訴。
這件事使我更堅決地站到了反對譚厚蘭的立場上，我絕不認同這個殘暴的革委會！
還有一件事對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會在大操場召開批鬥彭德懷、羅瑞卿大會。我因為好奇，擠到會場最前面緊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熱鬧。只見兩個軍人扭着彭德懷的胳臂，把他押到會場，彭剃了個大光頭，沒法揪頭髮，這兩名軍人一人一隻擰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鮮血順着彭老總的面頰往下流。彭老總疼得大聲吼叫：「你們不要這樣！你們不要這樣！」
批斗羅瑞卿的時候，是幾個軍人用一隻竹筐把他抬上來的。羅的一條腿打着石膏，據說是跳樓時摔斷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來一隻三腳圓凳，又不讓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過來要他坐在凳子腿上。還有人不知從哪裏找來一個幻燈機，打出一束藍光照在他的臉上。
我在台下看到這裏，實在是看不下去了，鑽出人群悄悄地離開了會場。
⒉我的反對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以後，快到年底的時候，中文系張××、物理系張××等人牽頭，串聯了全校13個系、部，63個井岡山公社內的「戰鬥隊」，商量着要起草一份《關於北師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聯合聲明》。當時聯絡了十幾個人，在主樓的一間屋子裏開了若干次會，討論起草聲明內容，張××讓我去參與了討論。最後《聲明》起草完了，有人說，咱們最好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來發表這個《聲明》才好，商量的結果說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聯合編輯部」吧。1967年12月，《聯合聲明》在「兵團」廣播站播出，播音員是一個被一些人罵作「喇叭蟲」的劉××，這隻「喇叭蟲」中氣十足、字正腔圓，把這篇包含4個大問題、共計1萬2千字的聲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氣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聯合聲明》，它並沒有脫離「文革」語境的窠臼，但在《聲明》的最後喊出了「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井岡山公社和井岡山造反兵團的革命戰友聯合起來！」的口號，在當時全校許多厭惡派性鬥爭，主張聯合的中間群眾中確實產生了強烈共鳴。這就是師大「海派」的由來。其實據我所知，所謂63個「戰鬥隊」，有不少也就一兩個人。「大海編輯部」後來還寫過一個聲明，但沒有太大的影響。聲明發完了也就散夥了，並不是一個群眾組織，但「海派」的主張和思想卻深入人心，後來凡是持主張聯合、反對一派打壓一派觀點的群眾，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這個「大海編輯部」，我認識了中文系的幾位教師，他們是一個叫「井岡怒騎」戰鬥隊的成員。此後，我時常去這些老師家玩，他們當時正在調查原中文系的黨總支負責人、校革委會常委李××，認為李××經歷複雜、想查一查她有沒有問題。這個調查組主要在黃××老師家活動。1月底，他們說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線索，準備派人去河南外調，於是由黃××老師捐了90元錢，物理系62級的學生林××、楊××分別捐了40元和30元錢，於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級的林××、袁××三個學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調（其中袁××較早退出調查）。
1967年夏，據說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有一個叫吳傳啟的人貼周恩來的大字報，遭到群眾反擊後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陽漢劇團有一個調查線索，找一個叫張曉鐘的人了解一些情況。這個張曉鍾見人自來熟，特別能侃。說着說着就說起了吳傳啟，他說，吳是他的表弟，前些時還來他這兒住了一些日子。他問吳怎麼來了，吳說，我貼了周總理的大字報，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來躲一躲。他問吳：「曹大姐是誰？」吳答：「是康老的愛人。」
那天好像是他們單位管蓋章的人沒在，天也晚了，我們就說，明天我們先去別處，你把我們今天找你調查的情況寫一下，讓單位蓋個章，過幾天再來拿你寫的材料吧。等過幾天我們去取回材料後才發現，這傢伙把關於吳傳啟的那一段話也寫上了，這時我們已經離開了南陽，160元錢三個人在外面跑1個多月經費十分緊張，也不能為這麼個材料回去找他重寫。
那一個多月，每天只能吃一兩毛錢的飯，河南有一種發麵的大餅，一頓飯只買一小牙充飢，後來沒錢坐車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這時候我的棉鞋底後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塊舊毛巾墊着腳後跟回到學校。
這份涉及康生和曹軼歐的材料，拿回學校後誰也沒有說什麼。宣傳隊進校以後，1968年11月6日，連同其他的調查材料都交給了宣傳隊，12月26日黃老師讓我給宣傳隊寫一份報銷申請，宣傳隊還把黃老師、林、楊三人墊的調查經費報銷了。
就是這樣一件事，後來竟成了宣傳隊整我的「主要罪狀」。說實在話，在師大那個環境裏，誰聽到張曉鍾說的那件事，都會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後悔的是，回校後對同班的三兩個人說了，因為大家觀點相同，平時在一起無話不說。我說：「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來，為什麼要給吳傳啟通風報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發生了激變，那一天物理系趙亮堅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雙雙觸電自殺。趙先生「文革」前給我們上《普通物理》課，對我們班的學生一直視如兄弟子侄，關係非常好，運動中又總是和我們在一起活動，所以觀點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觀點。譚厚蘭的革委會為了整治這些人，就借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造輿論說趙先生是美國特務（趙是舊輔仁畢業，與王光美是前後屆的校友），準備辦他的「學習班」。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自尊心強，不肯承受這樣的侮辱，在辦「學習班」的頭一天自殺了。這件事對我們班震動很大，有一位同學很緊張，認為我們一切都錯了，這回讓革委會抓到把柄了，於是跑到系革委會主任段××那裏揭發了我「懷疑康生的問題」，以示與我們決裂。段××立即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當時的情況下，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調，無限上綱說你是「專門去收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難辯。我當時又急又氣，一股火就病倒了，住進了醫院。後來我藉口養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暫時躲開了這塊是非之地。等我從南方回校後，宣傳隊已經進校。在抓到懷柔之前，從來沒有人再對我提起這件事。
⒊一次不顧一切的冒險
如果有人問我，長時間單獨隔離關押，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會告訴他：孤獨、惶恐、渴望向自己的親人、朋友傾訴。
從4月26日關到11月中旬，已經半年了，身邊沒有一個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們的真實意圖，也不知道自己最後到底會落得個什麼下場。真想向親人傾訴自己的心情和處境，真想知道是否因為我的問題連累了他們。
在11樓里關押的那幾天裏，我注意觀察了一番，發現雖然環境很壓抑，但也許是正在交接過程，看守並不太嚴。夜裏自己到樓道里去上廁所，看守我的同學睡自己的大覺，沒人起來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廁所里待了半個小時，回去沒有反應。而且我還發現，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鐵柵欄門有時會忘了上鎖。
11月中旬，我聽看守的同學之間交談，好像要把我轉移到西北樓學生宿舍繼續隔離，擔心到那兒以後人多眼雜，與外界聯繫更困難了。就在那幾天偷偷地給苗致平寫了一封長信，向她敘述了我的思念和擔憂，介紹了半年來我的真實情況，貼了一張在懷柔時托小戰士為我買的4分郵票，怕寄到師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寫的是致平家裏的地址，收信人寫的是她母親的名字。11月14日後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條單秋褲，不顧一切地跑到了樓下。不敢在校內郵箱投寄，從南校門跑到了校外，在經過門衛時，幸虧無人盤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個郵筒投出了這封信，又跑步回到學校，回到11樓監室內，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長時間，看守們還在睡覺，沒人發現我出去過。
這封信她母親收到了，老人看後把信交給了她的女兒，不但沒有責怪女兒，反而囑咐女兒要善待我這個「反革命」，要等我出來。幾個月後我出來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談之中我對同時被抓的另一位同學沒有實事求是、亂招供的事略有怨言，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輕輕地說了一句：「嗨，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逼那孩子的吶！」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個「忘」字了得？
⒈打態度
11月16日，我被轉移到西北樓三樓的325房間（南面從中間往西數第三間），繼續單獨隔離，還是兩三位看守與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為什麼繼續關着我，我懷疑康生的事都說了，再說也是那些東西。這個專案組的負責人是軍宣隊一位姓楊的排長，楊排長一個勁兒地對我說：「希望你起來革命，徹底交代，徹底揭發，劃清界限，不要上壞人的當！」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如果說叫我揭發張××，據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懷疑過康生，別的我根本不知道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說什麼？
見我一直不開竅，楊排長很生氣。有一天上廁所小便，進去時他已經在裏面，見我進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這一盯着看我，我就緊張，半天尿不出來。這時楊排長憤怒了，從後面推我一下，說：「你尿哇，你怎麼不尿了？」我的臉突然磕在牆上，壓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發了，轉過身和他大吵起來。我說：「你們想幹什麼？我有多大問題？你們這樣對我！！」大概看我的樣子太瘋狂了，他的態度一下子緩和下來，說，「你先回屋，我們再和你談！」
第二天專案組十幾位全體成員在三樓中間的大房間裏開會，對我「打態度」，這是我第一次面對全體專案人員。在一張大會議桌旁，我坐在一端，楊排長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圍坐在桌子周圍。我看到，這些專案組成員中，只有兩位是我同班同學，其他基本都是64級的學生。人們你一言、我一語紛紛發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態度，交代問題。說實在的，別人說什麼我都沒往心裏去，他們說什麼都傷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學，畢竟一個班六七年了，總有一些同窗之情。讓我感動至今不能忘懷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學，她坐在一個角落裏，垂着眼瞼，自始至終不說一句話！她當時的形象讓我永遠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時候她不肯對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⒉好漢張道經
搬到學生宿舍關着，雖然只能在上廁所和洗漱時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樓道里還是會遇到熟悉的同學，通常他們看見我都裝着沒看見。到西北樓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剛一進去，就迎面遇到64級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懷柔的人之一，原來我們關係非常密切。因此一見他，情不自禁「哎」了一聲想和他打招呼，只見他急速地輕輕地搖了搖頭，把眼睛轉向別處，迅速從我身邊出了水房。
但也並非所有的人都這樣。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剛在廁所里蹲下，只見急匆匆進來一條大漢，見到我一愣，回頭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學沒進來，迅速地湊近我悄悄地說：「有什麼事要我幫忙？」我喜出望外，小聲說：「明天還這個時間，我在這裏等你！」從此，通過他我與外面有了一條聯繫的秘密通道，每過幾天，他就替我傳遞一回書信。
他就是張道經，一位典型的山東好漢。說來也是緣分，道經是我入師大認識的第一位同學。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時刻到師大東門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頂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頂山東草帽，我倆一同從學校東門走到西南樓。他熱情萬分地對我嘰嘰呱呱說了一路，這是我第一次聽人說山東話，他那口淄博話我一句也沒聽懂。
就這樣，從入學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成了好朋友，雖然不同班，卻比許多同班同學關係還要密切。這主要是因為道經是一個豪俠仗義、敢於擔當的漢子，與他交朋友讓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風」中，他們班的C××因貼了「反革命大字報」，成了抓捕對象，他和幾個同學一起連夜買了車票將C××秘密送上火車逃回老家躲過一劫。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分配他負責檢查收到的舉報信。有一天，道經發現一封匿名舉報信，舉報電子專業的×××老師做學生時在57年「反右」期間有所謂的「右派言論」，信中言之鑿鑿，有時間、地點、在場人名。他當時就愣住了，心想這封信只要進入宣傳隊的視野，必定會進入「清隊」審查程序，那位老師就慘了。想到此，道經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來，晚上到那位被舉報的老師家把那封信給他看了，那位老師臉都白了，然後道經當着那位老師的面把信扔到煤爐中燒了。事後道經說，這事過後他也後怕，之所以要給那位老師看看這封信，是怕萬一那位舉報人再次舉報，好讓被舉報的老師有個思想準備。
我這一生結交了不少朋友，道經是我最難忘的一個，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勇敢地伸出手，幫我度過那最難熬的一段時光。在撰寫這篇回憶錄時，我問他當時為我傳遞書信是否害怕過，他說：「沒有害怕過，當時只是覺得兄弟有難理應相幫！」
⒊籠中書簡
在懷柔時，可以通過「學習班」的解放軍和師大宣傳隊與外面通信、寄錢，外面也可以向裏面送信、送東西。回到師大後，與外面的一切聯繫都被宣傳隊切斷。有一次，我把在懷柔苗致平給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請他們還給她，都招來了一通審問：「為什麼要把包袱皮給她？那以前是包什麼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為了不給她找麻煩我也不再通過宣傳隊和她聯繫了。她求宣傳隊給我送過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傳隊扣留，到最後也沒人交代這些信和物品到哪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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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平知道我關在西北樓以後，有時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對面串門，對面住着一位她認識的女同學劉××，進來出去大聲說話，讓我聽見，但專案組不讓我們見面，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那種思念更加強烈。12月18日，我讓道經傳了一封信給她，信中說：「我身邊連你的照片都沒能帶上一張，『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沒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夾子裏，前些天我向他們要那個夾子，他們沒給我，他們是不會給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讓他（道經）帶一張你的照片給我吧。」
第二天，道經給我帶來了一張照片，照片夾在一張字條中。這張照片是我們倆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點頤和園後湖，上海牌120相機自拍。那是一個星期天，這裏幽靜安寧，背景桃紅柳綠、春意盎然。我們倆坐在一顆橫在水邊的樹幹上，年輕的臉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圍的春光，完全感覺不到災難的逼近。這張照片成了我們終身的紀念，它見證了一段無法忘卻的歷史，見證了我們不平凡的感情歷程！此後，只要有機會去頤和園，我們一定要去當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張和當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從保留下來的這個階段的書信看，回師大後12月底以前一直還是逼我交代問題。我在給致平的信中通報了他們安在我頭上的罪名，對懷疑康生問題非要我承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說：「今天下午找我，說我還有重要問題沒有交代。我說，哪些問題沒交代能否給我舉個例子？他們說：『李××調查組的問題，就沒交代清。』還說：『師大三大調查組，馬建民、劉鏞如、李××調查組都是調查康老的！那兩個是兵團搞的，李××這個是兵團、大海一起搞的。』看樣子是不顧一切要把李××調查組打成黑調查組了。」「我自己有錯誤我自己承擔，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沒有在組內（指李××調查組）議論過誰，我們在組內也沒有討論過或議論過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這件事可能會找你的麻煩，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於把你怎麼樣，不管怎樣我絕不連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給我的來信中，一如既往地說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寬心，要堅持實事求是，同時通報了外面的情況。1月19日我給她的信中說：「我現在就等着他們最後拿出事實來，靠假口供總是不行的，總是經不住時間考驗的。」「但是也有可能到畢業的時候仍然不放我，因為我沒有順着他們的意圖亂編，因此藉口我的問題沒搞清不讓我畢業，那樣的話我就害了你了！想起這些心裏萬分難過，五年來我沒有給你多少溫存，倒給你造成許多痛苦和煩惱，到最後還讓你為我吃了這麼多的苦，我對不起你！我對你欠下的這筆債永遠也償還不了！我知道你無論如何也和我割不斷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回師大後，從來沒有放風一說，只有一次開全校大會由兩名同學跟着，搬張椅子遠遠地坐在會場後面。長期不見冷空氣，又不活動，那一次外出引起了嚴重的冷空氣過敏，手、臉、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癢不止，這個毛病很多年以後才慢慢痊癒。那一年過年我在囚室中度過，看守我的同學有些也回家了。
過年前，我收到致平節前的最後一封信：「對你學習班的人，由於看管你要影響一些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裏對你有氣，你對他們態度要好，平時少找他們的麻煩，現在這樣做有好處。過年到了，你特別要把心放寬，目前一切都是暫時的。王××過年回大連結婚，劉××、隗××也要結婚了，祁已結婚，大聖、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還好，你放心。」
這些用各種大小不同、顏色不同的紙張寫的信，記錄了我在囚籠里的真實情況和思想，也記錄了她超常的冷靜、堅定和柔情。
⒋渴望自由
現在回想當年的境遇，在西北樓關着的那幾個月里，如果沒有她不斷通過道經送給我的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過那幾個月，真不知道會幹出什麼事來！她不斷地叮囑我「要放寬心」，「要想得遠一些」，「要實事求是」，她的囑咐和柔情，使我頂住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堅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線。在一封信中，她說：「馬本堃就是個例子。」馬教授不管怎麼壓、怎麼打，就是不承認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撿到一張廢紙，好像是專案組哪位同學寫信時扯下的廢紙，上面有幾行字，其中有這樣幾句：「目前工作進展不是很順利，估計要解決問題還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領導也不急於結案。」看到這個，我心裏十分煩躁。1972年1月14日我給致平的一封信中說：「從12月份到現在又接連好幾個星期沒有找我，也不佈置學習內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書。我不抱什麼幻想，可能就是要這樣一直關下去，短時間內是不會放我出去的。道經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麼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訴我，他回家期間我就不能和你聯繫了。我回來後就收到你送來的棉衣，別的什麼也沒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會實事求是，現在我根本就沒什麼可談的了！」2月4日我給她的信中說：「我心裏有些難受，這一陣主要是過年到了的緣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開的時候還會難受一陣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還會難受。我真渴望自由！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求他們或胡說一氣，都是沒有用的，我不會去干那些沒有用的事。」
就這樣咬牙堅持，整個一、二月份就這樣相持着。那一年的過年是2月15日，過年過後不到一個月，1972年3月8日，終於宣佈對我結束隔離審查，我部分恢復了自由，回班級「接受群眾監督」。
五、「記一筆，讓他老實一輩子！」
⒈劫後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結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診斷為肝炎，在校醫院住院。我到服務樓商店買了一斤白糖趕緊去了醫院。
她住在醫院二樓的一間病房裏，臉色蒼白，躺在那裏。近一年沒見面了，見面了我卻不知說什麼好。她見我的第一句話卻說：「你受苦了！」我們相擁而泣，訴說分別後對彼此的牽掛和思念。我感謝她近一年來按月給我母親寄錢、寫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對我的擔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裏去了，我們從下午說到入夜，忘了吃飯，忘了天黑。
從她的訴說中，我才了解到11個月來她承受的壓力和痛苦。我們剛抓進去時，她和一些同學到處奔走投訴，企圖營救被捕的同學，無人理睬。回到學校，宣傳隊還要他們交代投訴、營救的問題，說：「你們不是會告嗎？你們送給周總理的材料現在都在我們這裏！」宣傳隊要她揭發我的問題，那個李××專案組的一些活動她當時也參與了一些，宣傳隊老懷疑我有什麼材料藏在她那兒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確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藏在她那兒，當初她知道我有懷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許我在她面前議論這些事情，所以她確實沒什麼可揭發的，也沒什麼東西可交出來的。
元旦之前，她給我寫了信，買了幾張賀年卡。那時的賀年卡就像後來的信用卡、銀行卡那樣大小的一張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樣板戲的劇照，一面印着年曆。她求宣傳隊把信和這幾張賀年卡轉交給我，宣傳隊一看，那幾張賀年卡的劇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頓時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訓斥了一通：「你什麼意思？你是想罵我們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楊子榮嗎！」把信和賀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個心裏有事不露在臉上的人，禁不住這樣時時施壓，天天敲打，元旦過後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飯、噁心、嘔吐，到醫院檢查轉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幾倍。那時候醫療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給點維生素、吃些中藥。到我放出來時，雖有好轉，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醫院看望致平，都要穿過「綠園」（現在好像已沒有了）。有一天，在「綠園」迎面遇到當初李××調查組的一位中文系老師，見到他我高興地和他打招呼，沒想到他冷冷的說：「你在裏面交代了不少問題吧！」我的心情頓時惡劣到了極點：當初是你們要調查李××，我一個跑腿的調查時吃盡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裏面扛着，如今你還說這樣的話！作為比我們年長許多的人，社會經驗比我們豐富，難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麼對你不利的東西，你能脫得了干係嗎？
⒉烈女劉月英
我到醫院探望致平的時候，在樓道里經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癱瘓的女生，拄着雙拐在別人的攙扶下練習走路。那女孩個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滿頭大汗，小臉憋得通紅。我問致平：「那是誰呀？」她說：「外語系的，叫劉月英，兵團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懷柔去以後，宣傳隊說，抄家時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麼的，當眾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樓自殺，沒死成，腰斷了，下肢癱瘓，不知道還能不能走路了。」
後來我聽說，劉月英是一個山東農村的女孩，家裏很窮。憑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師大外語系，和我們同屆。這個要強的山東姑娘，入學第一個學期所有學科全部滿分，在一年的時間裏入了黨，當了學生幹部，她是一個要臉的人。「4·26」她的對象丁×被抓走後，軍宣隊一位參謀在外語系全系批判大會上當眾羞辱她，說搜出了什麼什麼，說：「他們可是還沒結婚哪！」那以後的幾天裏，劉月英一直不說話。幾天以後，又要開全系批判大會了，眼看着一場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當同學們都去會場以後，這位剛烈的姑娘從女生宿舍中北樓西側的四樓陽台跳了下去，用死來抗爭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經過樓下，看見她摔到地下，沒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醫院救治後，她絕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師、同學們的日夜勸解安慰下，她總算活了下來。畢業分配時她希望師大能給她口飯吃，哪怕在資料室打打字，師大不留她。令人鄙視的是，她的戀人丁×從懷柔回來以後也與她中斷了戀愛關係！她被抬回了農村老家，貧困的家無力為她治病療傷，又把她抬回了師大，就這樣一次次抬來抬去，最後她死在了師大外語系黨總支辦公室（一說師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會理解當年的事，為這麼一點事還至於跳樓自殺？就像全世界的人們不理解，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為什麼會判處通姦的男女當眾用亂石砸死。在那時的中國，一點點生活緋聞就常常置人於死地！宣傳隊那位惡毒的參謀，不知道在你的這一生中，當你擁妻攜子享受人生樂趣的時候，可曾想到過有一位嬌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惡意攻擊下？你心中是否有過一絲絲的歉疚？
⒊畢業鑑定
我放到班級以後，進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師帶領班級領導小組嚴肅地向我宣佈紀律：「你現在結束了隔離審查，但仍在群眾監督之下，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不許串聯，不許自行外出，出去必須報告，經過允許才可外出！」
我出來不久就宣佈要進行畢業分配了，很快就進入了畢業鑑定階段。在作畢業鑑定前，物理系宣傳隊負責人白本章師傅向我宣佈：鑑於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是屬於「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問題」，上級決定要在我的畢業鑑定中「記上一筆」。所謂的「小組鑑定」實際上是宣傳隊早就擬定好了的，他們拿出一份鑑定草稿給我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蔡鳴喬同志因受極『左』思潮影響，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調的機會收集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黑材料，並在小範圍內散佈過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言論，經領導和群眾幫助，該同志態度較好，建議不予處分。」白師傅說：「你在自我鑑定中也必須寫上這些內容，如果不寫，對你沒有好處！」我說：「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認，但要實事求是，要準確。有幾點我要說明：一、我懷疑康生是5·16後台，是譚厚蘭後台，這是事實，我什麼時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確寫上是懷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辭地說『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以免以後搞不清楚，引起誤會。二、我上河南外調並非去收集什麼黑材料。在河南外調是有一個外調對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軼歐的一件事，是偶然的，並非有目的地去調查。但回來後我曾將此事向幾個同學講過，這確有其事。三、我認為5·16是一個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的陰謀集團，我的問題和『批清』運動無關，我犯錯誤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但可以說是『受錯誤思潮』影響。」
對我提出的幾點意見，白師傅的答覆是：「可以考慮你的意見，至於極『左』思潮還是『錯誤思潮』的提法，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樣的。」
後來在我的小組鑑定（也就是宣傳隊鑑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調的機會收集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黑材料」一句刪掉了，把「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改成了「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康生同志」，但仍然堅持「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提法。我在自我鑑定和個人對小組鑑定的意見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錯誤思潮的影響」，以表示我對鑑定中「受極『左』思潮影響」提法的不認同。
當時我們班有一位同學為我向宣傳隊求情，說：「他這麼年輕，給他檔案中寫上這些，對他一輩子都會有影響啊。」宣傳隊說：「就是要給他記一筆，讓他老實一輩子！」
⒋真感激你與我艱難同行
現在的年輕人不會理解，那時候在檔案中裝進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的一生、對他的家庭子孫後代會有多大的影響！從此以後就像臉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裏都不會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運動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騰。那幾天我很鬱悶，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張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學蔣錫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開始我倆都不說話，忽然，他開口了：「蔡鳴喬，我給你講個笑話吧！」見我沒有反應，他自顧自地講了起來，聽我還沒有反應，他又說：「我給你唱一段『空城計』吧，『我站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我禁不住熱淚盈眶，我的老蔣兄弟，我知道你見我心裏難受，千方百計地要哄我開心呢！
我們這位蔣兄在運動中是一個典型的從不理解到有牴觸、不摻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圍棋高手，愛攝影、會唱戲，結交了大量的同此雅興的教授、同學、社會上的朋友。在經歷了近一年的被出賣、被傷害、被歧視的時候，善良的老蔣給我的溫情讓我記了一輩子！
我因為背上了這樣的政治包袱，怕連累我深愛的人。我對致平說：「你跟着我，將來恐怕要吃苦了，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兩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連累了你們！」她不許我說這些。那些天，我們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們在大操場南、北飯廳北面路側的雙槓旁聊天，我又為檔案里「記一筆」煩惱，她卻說出了一句讓我萬分震驚的話：「我們還要活很長的時間，二十年以後，誰還記得康生是誰呀！」多少年以後，我對她說：「當年你還挺有政治遠見的嘛！」她卻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時就是為了安慰你！」
她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和我一起分配到東北邊陲。因為她的病到分配的時候還沒痊癒，她母親特地到師大找了一回宣傳隊，要求讓女兒暫緩到分配地報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傳隊不同意，說，「五一」以前必須離校，否則取消畢業生資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們在宣傳隊一名軍人的「陪同」下，來到了東北邊城。到單位報到才一個月，致平的病就復發了，劇烈地嘔吐，轉氨酶急劇升高，在醫院又住了兩個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張相，這是一張側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帶微笑，眉眼間卻露出一絲隱隱的憂傷。我給這張老照片取名為《冬日笑靨》，題辭曰：
「笑靨如花，掩不住眉間愁煞。心非鐵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兒在裏面，能不牽掛？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襪？冷風刺骨盼春暖，不信嚴冬永無涯！心神遭折病纏身，未曾痊癒又出發。闖關東，再告別爹媽！」
六、尾聲
我被分配到一所剛從民辦改為公辦的中學，一年後的1973年，一年試用期滿應當轉正。那年3月，學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檔案里有東西，對你的轉正班子開會有人不同意。你寫封信去北師大，要求他們把你檔案里的東西撤了吧！」
我立即給師大宣傳隊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們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檔案中的記載？3月16日他們回信說：「你給陳師傅的信，談到對犯錯誤結論修改問題，原對你記一筆的結論是爭取了群眾意見，專案的同志反覆研究，後組織又多次對你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本着批判從嚴組織結論從寬定的，同時也經上級機關審批的。對你的結論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請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問題。如還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單位組織反映，由組織與組織聯繫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師大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學時輔導員郝老師的一封信。郝老師告訴我，前些時，師大曾給你們單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實批清政策，要把檔案里的一些東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單位領導，單位領導說：「是收到這樣一封公函，但你的問題在你的畢業生登級表裏記着，也不能把畢業生登記表銷毀了呀，我們沒法處理。」並且讓我抄了這份公函的內容，裏面說「1972年4月份涉及你處原我校學生蔡鳴喬，在批清運動中有所牽連，經複查，屬犯一般政治錯誤，根據北京市委關於落實批清政策，對犯一般政治錯誤以下人員不作文字記載，材料不入本人檔案的規定，本人或組織在其自傳……畢業生鑑定、畢業生政審已入檔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運動內容的一律撤銷……」落款是「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小組」。
我看了這份留尾巴的材料，說：「那就不動吧，把材料撤了，留一個『犯了一般政治錯誤』的尾巴，有什麼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幫」已經兩年多了，我的問題還沒解決。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機會到師大「運動辦」找到一位叫石長庚的同志長談了一次，他讓我回去後立即寫一份申訴材料寄給他。我回來後立即寫了這份材料，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及我的遭遇，寄給了師大「運動辦」。
我背負着這個政治包袱，為了我深愛的妻兒，我必須證明我不是「反黨的反革命」。為了能得到「信任」和「認同」，我用拼命工作來「贖罪」，帶別人不願帶的最亂的班，教最多的課，干別人不願乾的工作，有病、有事從來不敢請假，我「老實極了」！長期的精神壓力和超負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極為低下。1978年底，從北京回來不久，一場重感冒居然讓我患上了無法治癒的免疫功能疾病「腎小球腎炎」，並最終惡化為尿毒症，在親人、朋友的幫助下做了腎移植才保住了這條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進了醫院，這一天距師大黨委為我作出最後的平反決定只差3天！我在醫院病床上收到師大黨委寄給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說：「蔡鳴喬同志：學校對你的問題進行了複查，決定平反，恢復名譽。複查結論已寄你校黨支部，通過組織向你本人宣讀。關於你的檔案，我們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辦公室1979·2·10。」
學校黨支部書記在病床邊向我宣讀了這封遲到的平反結論：
蔡鳴喬，男，物理系70屆畢業生。
該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懷疑康生等問題，受到審查，並於一九七二年作了「犯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一九七四年撤銷了這個結論。
經複查，蔡鳴喬同志主要是懷疑康生、反對「四人幫」的黑幹將譚厚蘭，是正確的。據此，對其審查是錯誤的。現決定撤銷原結論，予以平反，恢復名譽，銷毀與此有關的材料。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總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總支關於蔡鳴喬同志的複查結論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關着的時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張雪中漫步的合影，這張老照片我給它取名為《冰霜路》，曾在上面題辭：
「彤雲密佈，前程似霧，初踐冰霜路。談笑不言愁與苦，年少難將天心悟。問痴女，頂風冒雪，心兒欲往何處？」
在結束這段回憶時，讓我步前韻續一闋上面的無牌小令：
「殘生向暮，韶華難駐，惟有情如故。拿捏舊傷夜難眠，善惡忠奸誰無數？告蒼生，少些褒貶，留與後人評述。」
2016年1月10日初稿
2016年1月26日第七次修改
選自：《師劫——北京師範大學文革親歷者文集》。黎雲編著，（香港）時代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