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某大學一位海歸「青椒」（青年教師）自殺，輿論指向他是因為「非升即走」的壓力。
學校有關人士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指出他是長期抑鬱症，暗示悲劇終究是自己造成的。
學校否認了「非升即走」，因為像他這樣的「高水平人才」其實是有編制的，自殺前仍然是副教授（未降級）。但是學校也承認，要求他退還部分安家費，並稱他是自願退還的。
在「闢謠」中其實也透露了真相：這位有抑鬱症的老師，確實受到考核的極大困擾，甚至因為考核不達標而受到懲罰。
這位老師2019年被引進到高校，正好是疫情前。他的第一個考核期，剛好完整覆蓋三年疫情，可以想像，有一種更特別的壓力。
實際上，他的自殺有某種象徵意義。因為疫情前和疫情後其實是兩個時代，尤其是對「海歸」來說。
他在上個時代的尾聲。那時海外大學的博士學位還很吃香，還算特殊人才，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學校才有一點委屈）。
現在，「海外高校博士」已經不算「輝煌履歷」，相反，卻有一種隱憂。美國名校防範博士帶走成果，而中國的大學，對「海外」兩個字也有點警惕。
沒怎麼讀過書的普通人，會認為中國大學已經遙遙領先，不再把外國名校放在眼裏。
丘成桐說中國數學比美國落後幾十年，引來胡錫進批判，這就是典型：不懂數學的混子在嘲笑一流數學家的專業判斷。
當然，讓人悲哀的並不是文盲或者胡錫進怎麼看，而是這是一種已然成型的社會氛圍。
中國大學曾經很注重國際評價，在頂級期刊發論文是一種榮耀。在這個意義上的「卷」，雖然殘酷，也算有點意義。
有些大學對留學生特別優待，引來國人批判。這種做法很醜陋，其實是為了提高「國際生源比例」這個加分項。
但是接下來可能會是另外的畫風：國際評價尤其是美國主導的發達世界的評價，不再重要，但是廣泛考核仍然存在，因為這是大學運營的核心邏輯。
有些考核變得無意義和荒誕，但是恰恰是這些考核本身，會大大增長。真正折磨人的，恰恰是這些「多餘的」「過剩的」考核。
學術研究或者一切和創新有關的工作，其本身都有讓人痴迷的、不為外人所知的「狂喜」，而過剩的考核會消滅狂喜，撲滅人內心的火焰。
所以並不意外，過剩的考核會加重個體的抑鬱症，也會導致抑鬱症在青年教師群體的普遍化，而「海歸」則更是危險群體。
有些時候你僅僅因為在海外讀過書，就會受到攻擊。這是並不太遙遠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