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世紀的先知耶利米曾為其同胞的道德淪落、為統治者的「惡行」而慟哭。上帝差遣他到王宮，痛斥君王用不義不公的手段建造樓房，「流無辜人的血，施行欺壓和迫害」。他同時詰責「文士的假筆舞弄虛假」，預言「這城必變為荒場」（耶利米書8:8；22:5、13、17）。
從毛澤東開始的專制極權，不是將鐵屋子改建為敞開門窗的現代民主社會，而是加固鐵屋子，並將吶喊者消聲。
於是在中共治下，先知的命運都有並不驚人的相似之處。反右時期毛澤東坦言，魯迅若還活着，「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上世紀六十年代，林昭就是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裏帶着反銬，刺破手指，以鮮血明志：「自由無價，年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林昭囚室血書的吶喊「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至今還在神州迴蕩。當代中國，牢獄也是劉曉波和無數捍衛自由與人權者的歸宿。正如王劍虹《編者的話》所言，張展穿越自由之路「毫無懸念地通向了監獄」。
先知異於哲人和革命者。沙發椅上的哲人，對着窗外的蕭索沉思；革命者以暴易暴，用仇恨和血腥編造解放人類、剷除不公的太平世界美夢。
先知面對朝堂和市井，呼喚未泯的良知與理性，告誡不論是君王還是草民回歸真理與信仰、道義與公正。先知是無畏的踐行者，被愛而非恨所驅使。
先知是孤獨的。上帝告訴耶利米：「君王、官長、祭司和人民都要攻擊你。」（耶利米書1:18）祭司讚頌君王的功德、智慧；先知直言他的罪惡、愚蠢。當代中國的統治者將黨國祭司的袍服賜給了御用文人，也賜給了官辦教會，所以教會只能放逐先知。民間基督教無緣進入公共領域，社會良心退化，卻將對世間不公的冷漠聖化為屬靈與虔誠。於是先知成為了眾矢之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武漢被封。是先知般的敏銳和悲憫，讓張展「覺得這座城市受傷了」。她逆行至封城武漢，擔負公民記者的責任去披露真相，援助驚恐受困的人們。「同胞的創傷使我心碎；我悲痛萬分，驚憂不已······為什麼我的同胞沒得到醫治呢？」（耶利米書8:21-22）那是耶利米的哀歌。驅使耶利米的哀憐之心，同樣驅使着張展；等候耶利米的枷鎖和牢房，同樣等候着張展。
張展的道德勇氣有目共睹，而她的文字卻並不掩飾恐怖統治投在她內心的陰影:「這種恐怖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我唯一的念想就是進監獄，好結束自己的恐怖感。」但她同時要「和恐懼反覆地較量，直到跨越恐懼為止」。面對政府的非法暴力，張展沉穩堅毅的語氣和行動是這種較量的結果。她知道這個國家「需要犧牲······換來和平和自由」。
要了解張展的勇氣，就必須了解她的基督教信仰。對上帝的敬虔使她蔑視地上的「神界」，對他們「身上沾染的權力的傲慢和流氓的習氣感到厭惡」——儘管他們看似「全能」，可以讓天「準時蔚藍」、「指標總平穩增長」。
她平視皇帝，不屑他的新裝。她的目光穿透政府濫用的暴力，看到統治者的恐懼。她告訴審判長：「這是審判你的法庭，不是審判我的法庭。」她不覺孤獨，因為「上帝與我同在」。她鞭策自己「當然應該尋求真理，不計成本地尋求」。
王劍虹受信仰和道德激情所驅使，細心收集這些散落在新聞報道和社媒的文字，整理編輯成《自由張展》，讓讀者走進張展的心靈世界、認識這位二十一世紀中國精神界之戰士，也保存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當代見證史料，值得我們稱謝。
我們聲援張展的同時，也應提醒自己：我們沒有權利讓張展去為民主和憲政中國殉道，用她的犧牲來遮掩我們的怯懦與麻木。魯迅當年被捧為戰鬥者和革命者，聽到「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後，曾「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拍手畢竟容易，尤其是讓他人去犧牲。五四運動時期，蔡元培營救北京各校被捕學生出獄後即辭去北大校長之職，並引東漢《風俗通義》留下一封公開啟事：「殺君馬者道旁兒」。我們不能不獻上對張展的敬意，更不能當道旁兒催促乘者馳驅不已。
但若擔心張展傾聽的是我們在路旁劈劈拍拍的拍手而非真理、信仰與良知的聲音，那就是高估了自己，同時也低估了張展。
2024年4月14日
（有刪節）
【作者簡介】連曦，杜克大學世界基督教研究講座教授，著有《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台灣商務印書館，2021）和《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