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校園挺巴反以抗議還在清場，學生們從未料想的結果不期而至：企業願意僱傭常春藤大學畢業生的越來越少，與金融界、商界關係密切的福布斯公佈一份新的常春藤學校名單，連同老八家在內的十餘家名校被排除在外；13名聯邦法官乾脆公開聲明他們不再僱傭這輪學潮的首發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這是一時之舉，還是將成為常態？且看本文分析。
「常春藤」不再常春
哥倫比亞大學地處美國左派大本營紐約，但因為反猶是美國政治大禁忌，學生們多年擁護的民主黨當局對他們並不客氣，先是毫不客氣地清場。面對此局，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生要求取消期末考試，理由是抗議暴力引發心理創傷，「很多人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而同時很多同學被拖進監獄」，聲明還稱「白人至上主義者」，「新法西斯主義仇恨群體」、「猶太復國主義份子」衝擊校園，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因此請校方取消期末考試，讓大家全部通過。
學生們未等來學校恩准學生取消期末考試並全部通過的通知，卻等來了13位並非泛泛之輩的聯邦法官連署的公開信。13名聯邦法官表示，他們將不再僱用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律助理，理由是「反猶太主義的惡性蔓延」和「學生騷亂的爆發」。法官們寫道：「言論自由保護的是抗議，而不是侵入，當然也不是暴力或恐怖主義的行為或威脅」，「很明顯，哥倫比亞大學在言論自由和學生不當行為方面採用雙重標準。」
如果這只是孤立事件，哥大這些驕傲的學生可以不在意，但真正的麻煩是：這並非個例。從去年10月開始，美國常春藤盟校校園的反以挺哈活動繼續在美國各地肆虐。就在今年4月這一輪反以反猶挺巴活動正在進行時，以追蹤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淨資產而聞名的《福布斯》發佈了一份「新常春藤盟校」名單。在取消八所最為古早的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達特茅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以及「常春藤+」學校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資格後，福布斯使用了幾個數據點，例如標準化考試成績和招聘經理調查，以取代學生憑身份（族裔、性別）錄取的標準。
切莫以為這是福布斯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這家直接為美國金融、商業、經濟界服務的雜誌，近年一直在做這方面追蹤，由於其他媒體包括《華爾街日報》都未做同類調查、研究，其參考價值極大。
常春藤名校的學生為何越來越不受歡迎？
從上個世紀中期開始，大學日益普及，從西方開始流行最後風行世界的一句話是「大學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其中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畢業證書更是職場上的金牌入場券，也是一個人一生的驕傲，但現在常春藤名校這塊金牌正在黯然失色。
猶太富商一直是美國各大學慷慨的捐助者。我曾在《以巴衝突戰場之外的世界大分裂》（10/20/2023）中寫過一節「美國猶太商界大佬紛紛對哈瑪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講述了畢業於哈佛的億萬富翁、對沖基金行政總裁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約20多位猶太知名企業家拒絕僱用哈佛學生團體成員的呼籲，其中包括沙拉連鎖店Sweetgreen的行政總裁喬納森·紐曼（Jonathan Newman）等。這些富翁可不是說着玩的，他們紛紛對哈佛等發生反以挺哈的常春藤名校關上了支票本，
哈佛大學是美國政界最有影響力的大學，培養了八位前總統和九位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為在以巴衝突中支持了哈馬斯，立刻被捐款人拋棄；Leberial立場的網刊Free Press發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國大學嗎？》一文，列舉了美國大學出現支持哈馬斯的抗議之後，商界大佬們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開列聘用黑名單等方式表達憤怒的多個事例之後，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國大學。但實際上，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早在Woke之前，其前身「1968年人」（1968年「巴黎紅五月」與美國反越戰人士）與他們培養的Liberial就前赴後繼地促使大學的極左化教育。
常春藤名校畢業生不再被市場青睞
4月29日，福布斯在《獨家：僱主們對常春藤盟校畢業生的態度越來越差，而這20位「新常春藤盟校」的崛起》先回顧了常春藤名校的輝煌歷史：對於整個美國的存在來說，常春藤盟校提供了重要的服務。最早的八所常春藤名校在錄取時篩選出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並對其進行嚴格的教育，為僱主、投資者甚至選民提供了精英認可的印章。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總統和目前福布斯400名最富有的美國人名單中都是常春藤盟校校友，還有八名最高法院現任法官。但這些常春藤盟校正在喪失其作為美國傑出人才培養者的地位。文章提供了一組資料：《福布斯》對其《未來工作》時事通訊的近300名訂閱者進行了調查，其中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擁有直接招聘權。在負責就業決策的人中，33%的人表示，與五年前相比，只有7%的人表示，他們更有可能僱用常春藤盟校畢業生，42%的招聘經理更有可能僱用公立大學畢業生。
為什麼是五年？主要是這幾年這些常春藤名校推行DEI系統，招生時放棄了標準化考試，着重考慮的是新生的種族、性別等身份因素（該報告的Legacy即「遺產」之意，在此指身份這種出生自帶的社會資本），而且對外不再公佈成績，一律給予A或者A-。但這些把戲騙不過這些富有經驗的招聘者，因為日益左傾的美國大學早就流行兩套評分機制，美國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夏菲·曼斯費爾德（Harvey Mansfield）接受媒體Minding the Campus的訪問時曾公開表示，自己一向有兩套評分機制，一套是為迎合大學「寬鬆教育」的大方向，一律給學生高分，作為學校官方紀錄，方便學生畢業之後找工作。目前A-已經是哈佛大學成績的中位數。但他同時會給學生另一個私下評分，讓他們了解自己的真實狀況。
福布斯文章列舉了這些招聘者不想錄用常春藤名校學生的理由：一是學校實際教授的內容與學生所學東西；二是認為公立學校的畢業生比常春藤名校畢業生更「能夠設身處地為別人着想」（這評斷來自於一位專門從事醫療保健和國防領域的管理顧問）。
不過，美國大學教育左傾與非實用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對於現實來說，《未來工作》時事通訊的醒悟有點遲。美國大學教育左傾化導致很多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專業，比如社會衝突、社會運動等類，除了在美國國外從事顏色革命才能適銷對路，基本是無法就業的專業。早在2013年，《紐約時報》就發表過一篇《博士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其中提到多位畢業於常春藤大學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學者，長期找不到工作，成為「學術難民」的故事。但這篇文章並未指出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的脫節，重點是描述這些「學術難民」的漂泊苦難。那時美國NGO是全盛時期，可以容納不少這類高資質者就業。加上美國大學的高度國際化，每年有百萬量級的中國及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來美求學，不少也在這類專業就讀，因此淡化了教育專業設置的危機。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資本通常是政治、經濟（金融投資、商業、製造業）與文化（教育、傳媒、影視）三大類。與中國等專制國家不同，這三類社會資本當中，對社會起長期與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無論是政界還是文化，都離不開經濟精英的捐助與投資。校產非常豐厚的哈佛大學原來以為失去100億左右的捐助能夠扛過去，但事實上遇到資金困難，2024年2月，彭博社報導哈佛提前出售16.5億美金的債券紓困的消息。並解釋原因是哈佛基金會的資產配置中有大量在流動性較差的股權基金和房地產，因此不得不通過出售債券等資產的方式來滿足運轉需求。多年來捐助母校的比爾.阿克曼甚至判斷下一步哈佛大學可能會有進一步縮減成本和支出的動作。
但資本對教育的影響遠不如對政治的影響迅速有效，「1968年人」開始「在體制內的新長征」長達大半個世紀，保守派在大學幾乎很難有立足之地。因此，美國大學的嚴重左傾之病要治好，「門是窄的，路是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