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事實表明：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這是馮蘭瑞（1920-9-16—2019-2-28）宏文《一二九運動到底是誰發動的》作出的結論。
一二九運動中學生與軍警爭搶水龍，來源：China Daily
據《維基百科》，一二九運動可分為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狹義的「一二•九運動」是指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上街請願遊行，以及12月16日北平市更大規模的學生遊行活動，和1936年1月初「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還包括同時期受北平12•9、12•16遊行的影響在全國20多個城市掀起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響應。廣義的「一二•九運動」還包括1936年2月1日成立的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運動，此「民先」運動很快擴大為全國及海外並歷時三年的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直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民先」停止發展。
由於一二九運動開啟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全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先河，故事後自毛本人起，從上到下各級黨組織均一直竭力宣稱該運動是中共發動的，見於各種有關記述中的「主要領導者」不下十餘人，包括：
1彭濤（1913-1961-11-14）2黃敬（1912–1958-2-10）3姚依林（1917-9-6–1994-12-11）4蔣南翔（1913-9-7–1988-5-3）5黃華（1913-1-25–2010-11-24）6王學明（1916–1978-7-16）7宋黎（1911-10-27–2002-11-12）8郭明秋（1917–2001-5-14）9周小舟（1912-11-11–1966-12-26）10李昌（1914-12-12–2010-9-3）11林楓（1906-9-30–1977-9-29）
《維基百科》稱：一二•九運動初期實際負責人是彭濤並起主要作用，實際前線工作以經驗豐富的黃敬為主，谷景生主要做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和負責左聯工作。1935年12月20日河北省委把王學明與彭濤同時調走，正式派遣林楓到北平成立北平市委，林楓任市委書記。
據《維基百科》：彭濤於1931年初考入北平大學附中高中部就讀。「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及左聯北方分盟。1932年6月，轉為中共黨員，1933年夏被派到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部工作。同年9月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回北平，1934年考入輔仁大學，與平大附中的同學谷景生取得聯繫，又找到周小舟，在北平的大中學校恢復團組織與外圍抗日組織「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宋慶齡發起創建）北平分會。1935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決定由王學明、彭濤、楊子英組成中共北平市工委，彭濤任宣傳部長；11月北平市工委改為中共北平臨時市委，任組織部長、北平學聯黨團書記、平津學生聯合會南下擴大宣傳團黨團書記。
至於黃敬，相信不少讀者都不陌生。他原名俞啟威，是北大數學系學生，1932年入黨，未幾成了李雲鶴（藝名藍蘋，即江青）的前夫。一二九遊行時，他站在一輛有軌電車頂指揮大家衝破軍警的阻截，被拍了照片廣為散佈。當時在下面托着他的是東北大學遊行隊指揮宋黎。1959年電影《青春之歌》末尾有個鏡頭，林道靜也是這樣站着的。
說到谷景生，他一度短暫地擔任北平臨時市委書記。抗戰開始就奉派到山西跟薄一波共同做閻錫山部隊的整訓工作。後來他成了薄一波的親家，所以去世後薄特地撰文表示悼念，文章寫得很有感情：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國革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了七十多年，曾經做過一些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產生重大影響的大事，是一個對黨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歷經磨難，對自己的功績從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許多人對他並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尤其是廣大青年，應該記住他的功績，記住他的名字。」
不過薄文並沒有具體記述谷景生在一二九運動中擔當的角色，只縷述了自抗戰到韓戰（上甘嶺戰役與秦基偉拍檔）十多年裏谷的累累功跡，也交代了1957年穀的厄運—其妻北京市中級黨校教研室主任范承秀（范仲淹後人）由於庇護校內教員被打成右派，當時范已有身孕，谷堅拒上級指示，不肯與之離婚。後被貶調離與錢學森共事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文革初起原任總政群工部部長的他因一二九運動期間曾被捕而被定為叛徒，開除黨籍（當時凡歷史上曾蹲過蔣管區監獄者，不論是否經組織保釋，都一律戴上「叛徒」鐵帽，其最著者為華北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人叛徒集團），直至1973年穀妻才獲葉劍英批准首次探監。1975年鄧小平找秦基偉請谷出來工作，1978年12月復出，隨即參與組織指揮了中越戰爭，1981年調任新疆第二書記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書記。
谷生平一大安慰是跟范承秀育有五朵金花，三女成了國企首腦腰纏萬貫，老三嫁李雪峰之子，幼女（即1957年范腹中胎兒）嫁薄熙來。但他去世後薄谷開來因故意殺人（還是外國人）罪被判死緩（後減為無期徒刑）。
前面提到的宋黎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肄業於東北大學，一二九之後奉命到張學良身邊做臥底，深得張少帥的賞識而被任為秘書。與西安事變關係密切。中共建政後官至省部級。
上列諸人中以清華大學的姚依林（姚克廣）升遷至最高——政治局常委。他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1935年11月經周小舟介紹加入中共。12月8日晚姚依林和彭濤,郭明秋,黃敬,孫敬文開會，決定由黃敬在遊行隊伍中指揮，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單北亞咖啡館內坐鎮指揮，彭濤不公開露面。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改組北平學聯黨團，姚依林任黨團書記。1937年7月任天津市委書記。抗戰及國共內戰時期輾轉各地一路順利，中共建政後高歌猛進從未受挫。他支持六四鎮壓，屹立不倒。其女婿王岐山也一樣青雲直上至副國級，翁婿可謂政壇長青樹。
值得一提的是姚依林之母曾以任教中學英語謀生，姚自小得其薰陶聽說能力當然頗強。他還會製造炸彈，在最高層中再無第二人！蔣南翔作為當年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廣為人知，而其警句「華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尤其不脛而走。不過實際上他所起作用較彭黃（敬）谷姚略低，甚至不如燕京大學的黃華（王汝梅）。
黃華曾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一二九運動時是學生聯合會總交際。這跟他後來出任大陸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和外交部長倒是銜接得十分合適。1936年1月他加入中共，6月陪同斯諾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後留在當地任翻譯及朱德的政治秘書等。其夫人何理良是法學家兼作家何思敬的女兒，婚姻介紹人是朱德夫人康克清。黃華最後也官至副國級（人大副委員長）。
有「黨內的覺醒者」之稱的李昌，是土家族人，他1934年逃亡南京時失去了團的關係。1935年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積極參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遊行示威。1936年1月北平學聯組成了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他擔任第三團先遣隊長。1936年2月1日，南下擴大宣傳團成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李昌是清華大學民先隊的小隊長。3月當選大隊長。6月調入北平民先總隊部接任總隊長。此前的5月，共青團宣佈「改造」，已經重新入團的李昌正式轉為中共黨員。1937年2月民先隊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全國性的青年骨幹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李昌當選全國民先總隊長。1938年到延安後，他主要從事青年工作。
相比上面眾多大哥哥，郭明秋只是小妹妹。但她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組織,宣傳部部長，北平大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1936年與天津市委書記林楓結婚。1937年10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蔡暢的秘書。1940年任婦委秘書長。
以上各位當時均屬在校的大中學生，周小舟卻不然。他1935年畢業於北師大國文系，在校加入中共，任北平臨時市委宣傳部長，11月底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工作。1936年春奉派赴南京和宋子文,陳立夫談判停止內戰聯合抗日。8月赴延安向中央匯報，之後任毛的秘書。可見跟一二九運動沒多大關係。
林楓就更是1935年12月20日才到北平就任臨時市委書記。兩次大遊行都過去了。
馮蘭瑞（1920-9-16—2019-2-28）是李昌的妻子，經濟學家。1938年入黨，與李結婚於1946年。故對「一二•九」運動甚為知情。她在《是誰發動了一二九運動》一文中寫道：
如果從1935年12月9日的請願遊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停止發展為止，歷時三年整。這三年總的形勢是，全國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日愈高漲、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隊蓬勃發展的時期。與此相應，「一二•九」運動也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一、發動和發生階段；二、成長壯大階段；三、持續發展階段。如果將1938年11月後的這段民先隊名存實亡，僅僅作為中共黨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時期不算，只從1935年「一二•九」發動請願遊行到1938年11月停止發展為止這三年來考察，整個運動則可以分為上述三個互相銜接又有所交叉的階段，本文着重討論第一階段：發動和發生階段。
一，「一二•九」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
1.國內外形勢使然。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對華侵略步步緊逼，東北三省淪陷。1935年華北危急，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日本又提出「華北特殊化」、「華北五省自治」。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北平市黨部、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均已從華北撤走，預定於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任宋哲元為主任。「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青年學生滿腔熱情呼籲抗日。這是當年最大最重要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蔣介石堅持實行「攘外必先安內」，調集大軍對紅軍進行了第四、第五次軍事圍剿。紅軍反第五次圍剿失敗，被迫開始長征，到達陝北時已損失了90%。加上共產黨在國統區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大批黨團員骨幹被捕、被殺害或逃亡，損失慘重。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期間，中共北平黨的組織不僅很不穩定，而且幾乎處於癱瘓狀態。
2.中共地下黨力量削弱，組織變動頻繁。
「一二•九」運動時期黨的北平市臨委負責宣傳的彭濤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談話中說：「當時黨員全（北平）市共有十來個，連共青團員不過二十個左右。」時任河北省委代理書記、組織部長的朱理治1960年回憶得更具體，當時北平只有9個黨員。1936年初，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時，說「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絡到的黨員不過三十人左右，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使黨的組織幾乎瓦解殆盡，並在滅亡之途往下滑。」那幾年，北平市委疊遭破壞，市委書記、委員被捕、犧牲、轉移。市委組織變動頻繁；書記幾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包括代理書記）竟連續換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黨的北平臨委處於分裂狀態，根本無暇也無力顧及領導學生運動。然而，半個世紀以來，在不少回憶「一二•九」運動的文章中，在「一二•九」運動親歷者的座談會上，一般都說「一二•九」運動是黨領導發動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運動回憶錄》一書，多數人的文章、發言就是這樣說的，但都語焉不詳。「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會上，陳其五同志說：「我當時還不是黨員，但我清楚地意識到黨在領導。」但究竟是怎樣領導怎樣發動的？當時黨的市委是什麼情況？書記是誰？則說不清楚。
二、當時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組織、書記變動情況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市工委），不久書記許子云等被捕，組織被破壞。六七月間，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團委書記王學明為書記，楊子英、冷楚先後負責組織，彭濤負責宣傳。第二種說法是，由於北平市工委發生路線分歧，河北省委決定撤銷市工委，成立市臨時工作委員會，由谷景生任臨委書記，組織發動了「一二•九」運動。第三種說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黨的工作」（也有說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員身份兼任中共北平臨委書記的）。
我查到的當事人詳細講述「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過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談話。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種說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種說法。按谷景生有關文章和談話，谷主要是通過與郭明秋單線聯繫來組織和指揮「一二•九」遊行的，但郭的文章沒有支持這樣一種說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種說法展開。「一二•九」運動，是一次學生群眾向政府當局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愛國救亡活動。當時的臨委書記王學明等，堅持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路線，不可能去組織領導學生請願；在王學明任臨委書記時，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聯」黨團書記，不是臨委書記；李常青是省委派來調查北平臨委分裂問題的，不可能自己當了書記。
事實是，1935年1月，時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決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市工委），同時恢覆共青團北平市委。許子云任市工委書記，王學明任團委書記。不久，市工委再遭國民黨當局破壞，許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決定重建北平市黨的組織，派李常青到北平，宣佈成立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委。任命王學明為臨委書記，臨委負責組織工作的委員先後為楊子英、冷楚，彭濤負責宣傳。谷景生擔任北平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盟」）和左聯黨團書記。臨委成立之後不久，內部就發生了路線上的嚴重分歧。就是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亦即北平共產黨組織還處於自身難保、無法作為的情勢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請願遊行的學生運動。
三、臨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黃河泛濫成災。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的負責人周小舟（黨員），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廣，清華大學學生會代表，1935年夏入黨）、黃敬（即俞啟威，北大學生代表，黨的關係尚未恢覆）、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團員）、彭濤（臨委委員）等幾個同學發起了救災活動。8月份，由他們推動和參與組織了一個公開的學生群眾團體：「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簡稱賑濟會）。女一中學生會臨時主席吳閨箴被推舉為賑濟會主席，姚依林擔任賑濟會秘書長。並在北平市社會局立案，為公開合法的團體。賑濟會會址設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擔任了女一中學生會的正式主席。1935年10月，賑災工作勝利結束。由於學生代表攜帶募集的捐款、物資和抗日宣傳品分赴冀、魯等災區慰問，將救濟物資送到災民手中，在群眾中的影響很好。這時，作為賑濟會的負責人彭濤考慮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擴大賑濟會工作的成果，進一步組織起愛國學生，發展抗日救亡力量？為此，彭濤同黃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們一致主張成立一個公開合法的學生群眾抗日團體：「北平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將賑災活動轉變為政治活動。彭濤把這個主張作為自己的建議提到市臨委會上討論。臨委會議上發生了意見分歧，爭論激烈。兩種意見尖銳對立，開不下去，只好休會。中共北平市臨委因此分裂為兩派，王學明代表的多數派反對發動群眾向政府請願，堅持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彭濤等為少數派。
[page]
《姚依林百夕談》中寫道：「要不要搞一個這麼龐大的合法群眾性抗日組織，實質上涉及要不要搞統一戰線的問題。他們（指彭濤等——馮注）認為成立這一群眾性抗日組織已是當時群眾的客觀迫切要求。」「但是，臨委中以書記小王（指王學明——馮注）為代表的多數不贊成搞這一合法群眾性組織。他們認為把黨員分散到合法組織中去工作是降低了黨，而且，勢必會降低了黨的口號。如』打倒國民黨』便無法提，『擁護蘇維埃政權，保衛蘇聯』便無法提，只能提出為廣大學生群眾能接受的口號。於是，雙方爭執不下，在口號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彭濤成為臨委會議上的極少數派。他們所研究提出的口號，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臨委多數派則認為這是右傾口號；又如『要求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臨委多數派則認為國民黨不會給自由，這是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又如提出：『蔣委員長如抗戰就擁護，不抗戰就不擁護！』更加被臨委多數派認為是右傾投降的口號。凡是提出為當時廣大學生群眾可以接受的口號，以小王為代表的多數派都不贊成。臨委會議上意見分歧，無法決定行動。」（引自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頁）
王學明認為彭濤是右傾機會主義，撤銷了他的職務。從這裏也可看出，「一二•九」請願的口號，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組織所不能接受的口號。以後，爭論雙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況。省委聽了臨委兩派的匯報，派李常青來北平調查，和兩邊的人都談話，卻只是了解情況，沒有表明態度。
四、「一二•九」請願遊行究竟是怎樣發動的
1，甩開臨委，成立學聯，決定請願
中共北平市臨委會後，彭濤找姚依林和黃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黃敬1932年在青島入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保釋出獄，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尚未恢覆組織關係。18歲的郭桂英還沒有入黨，時任共青團市委組織部長。姚依林則是18歲剛剛入黨的一個新黨員。但他們思想認識一致。彭濤由此下了決心，不管臨委會多數派意見，他們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幹起來再說。於是，成立了無名義的四人領導核心小組。因彭濤1933年曾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有些鬥爭經驗，其他3人推選彭濤當了組長。他們這個「無名義的」「領導核心小組」，甩開了共產黨北平臨委的領導，研究籌備了兩三個月，成立了北平學聯。（參見《姚依林百夕談》第21頁）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黃敬的夫人）、藍鐵白等談話中也說過：由於臨委大多數人反對舉行公開示威遊行，一開會就發生爭論，「不能開會，王學明放棄不管。彭濤出來說：咱們自己干吧。」因此，北平學聯「是在北平臨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況下，自己搞起來的。」
11月18日各校學生代表在中國大學舉行了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大會選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書長姚克廣（即姚依林，清華大學代表）、總交通孫敬文（鏡湖中學代表）、總糾察鄒魯風（東北大學代表）和總交際王汝梅（即黃華，燕京大學代表）。北平學聯發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內戰、對日作戰、保衛華北……（參見黃華著：《親歷與見聞》，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幾位重要的直接當事人的回憶表明，北平學聯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臨委的意見，也沒有黨的組織領導，而是自發搞起來的。只有一兩個黨員參與了領導，如彭濤、姚依林。學聯成立後全力開展學生運動。
11月下旬，他們討論，醞釀舉行一次請願活動。何以這次請願的日期要選在12月9日？是因為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成立。後來，這個委員會因發生學生運動而推遲了成立的時間。
當時的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蔣南翔寫道：「在北平學聯做出了發動北平學生起來遊行請願的決定後，北平市委何鳳元（可能是臨委中支持彭濤的少數派）曾到西郊區委傳達：希望清華、燕京兩校率先起來響應，因為當時的反動統治，北平只有這兩所大學有公開合法的學生會……」於是清華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節課紀念周的集會時間，由吳承明出面向全校學生大會提出『響應學聯號召，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遊行請願』的提議，但由於右派學生竭力阻撓，使會議無結果而散。於是再接再厲，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會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過的提案，經過會議中的激烈辯論，終於在全校大會上勝利通過了遊行請願的決議。這是清華學生救亡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蔣南翔文集》下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頁）
2，「一二•九」運動的準備
「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也是有準備的。根據中共當事人回憶，「一二•九」運動的準備過程顯示，思想準備（亦即中共的輿論發動）比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組織準備（亦即中共幕後推動學生組織），後者主要是指學生們自發的抗日救亡組織。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這種思想發動和組織準備從未間斷，是一浪高過一浪。黃華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運動四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發言中說：「思想準備方面，事前有紅軍北上抗日，黨的』八一宣言』，號召統一戰線，……學生中有一些活動和醞釀……」關於組織準備，「學校里各種各樣的讀書會，各種各樣的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多了……東北大學在『一二•九』運動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清華大學不只學生，包括教員都有抗日要求。」
不過，黃華只說了學生組織，沒有提到黨的組織領導。袁寶華在會上接着發言：「贊成黃華剛才講的，開頭思想準備還是比較足的……至於組織準備，黨當時的力量比較薄弱，後來在延安看到陳雲同志的一篇文章，說當時在華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個黨員了。當時，所謂組織準備之一，就是各學校都醞釀成立學生會。……雖然當時組織準備薄弱一些，思想準備還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數人登高一呼大家就響應了，到處都是乾柴，你一點就起來那種形勢。」
3，「一二•九」運動與《八一宣言》
黃華始終強調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馮為此事請教過黃華。他說，「要說黨對「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響」。歷史資料表明，「一二•九」請願遊行，提出了團結抗戰的口號，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響。
1935年8月，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在大會上做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報告，號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林育英、吳玉章等人，根據國際七大的精神，經過反覆討論，由王明執筆，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並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於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中文報紙，以後改名《救國時報》，吳玉章主編）上發表。由於這個告全體同胞書是1935年8月1日開始草擬的，所以副標題用了《八一宣言》，以後就索性通稱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宣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八一宣言》還摘要刊登在《共產國際通訊》和《共產國際半月刊》等外文版報刊上。
《八一宣言》發表後，傳到國內。大約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學的黃華（王汝梅）、清華的姚依林（姚克廣）等懂外語的同學先後看到了，遂傳到北平學聯。北平學聯正在醞釀組織發動12月9日的學生請願。《八一宣言》的精神與學聯請願的要求契合，為北平學聯所接受。他們就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來組織領導這場學生運動，提出了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口號。
蔣南翔回憶說：「『一二•九』運動爆發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傳到北平。『一二•九』運動中『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正是根據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見《蔣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頁）
「一二•九」運動所遵循的路線，是團結抗日統一戰線。這就表明，彭濤這一派在北平臨委會上同王學明的多數派在口號上發生的激烈爭論，實質上是兩條不同路線之爭在學生運動中的反映。不過，他們當時不明白、沒有意識到這是路線問題罷了。
這時候，中共中央和紅軍還在長征途中。儘管遵義會議已經開過，但當時黨中央在政治上還在執行反蔣抗日、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河北省委也還在堅持反蔣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路線。當時，不僅中共北平市臨委、河北省委沒有見到《八一宣言》，連中共中央也還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11月，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即張浩）回國潛至陝北，向中央傳達了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接受了國際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批評了所謂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確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資產階級營壘中不同派別的衝突和矛盾、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當然，還需指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並非始於「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北平一些國民黨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就提出「請息內爭，共抗外敵」；11月4日北平大學教授們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見，共赴國難」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國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武裝全國民眾」。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長期以來的社會共同呼聲。這裏既有國人希望國民政府各派系之間放下紛爭一致對外的呼籲，也參雜了中共推動的停止剿共的聲音。
五、中共和「一二•九」運動的關係
1，「一二•九」學生請願遊行，中共中央是事後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還沒有召開，中共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尚未改變，又怎麼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臨委去發動、去領導「一二•九」運動呢？
後來，毛澤東聽到「一二•九」學生請願遊行的消息，感到很高興。一再說，「一二•九」運動以後，「事情就逐漸好辦了」；「現在中國的情況跟過去大大地不同了，現在的事情不是比過去難辦，而是比過去好辦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裏好不歡喜！」（《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頁）1936年七八月份，毛澤東在陝北會見黃華時又說：「『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只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黃華著：《親歷與見聞》第25頁）毛澤東兩次說的具體時間不完全一致，一次說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聽到，一次說的是「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他和中共中央並不知道。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省委委員、組織部長柯慶施，省委委員、宣傳部長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運動的作用。
2，中共推動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5年12月16日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務委員會」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一二•一六」遊行示威活動。這次示威遭到了軍警更加殘酷的鎮壓。12月9日那天他們用水龍、槍托（柄）對付學生，而這次除了水龍外，還用了大刀，不少學生受傷、被捕。1935年12月20日，報刊頭條新聞報道，北平國民黨明令解散平津學聯。平津學聯轉為地下組織，繼續活動。
[page]
這時，各校參加學聯活動的積極分子已發展到2000多人。國民黨為了進一步阻止學生活動、分散學生的力量，宣佈各學校提前放寒假。當局還進一步提出所謂「晉京聆訓」，以分化學生，很多同學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繼續罷課，繼而組成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仿效俄國知識分子「到民間去」，宣傳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總指揮有董毓華、宋黎、江明。姚依林回憶說，南下宣傳是黃敬首先提出的。他們準備了十來天，把2000多名同學組成了四個團，於1936年1月初分頭出發。姚說：學聯組織平津各校「知識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中去，收穫很大。這次不僅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同學們親自感受到勞苦大眾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苦難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見《姚依林百夕談》第34頁）。南下宣傳團在所到之處做了一些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的工作，由於軍警的堵截、騷擾和包圍，先後回到北平。這些學生領袖在艱苦南下宣傳過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堅持鬥爭，必須建立一定的戰鬥組織。為此，第三團和第一、二團都經過全體團員大會通過，先後成立「中華青年救亡先鋒隊」和「民族「解放」先鋒隊」。
這時中共河北省委已將鬧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臨委撤銷，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楓任北平市委書記。1月下旬，林楓找姚依林、黃敬等開會討論建立民先隊的問題。2月1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師範大學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決定把南下宣傳團第一、二團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和第三團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國青年救亡先鋒隊」合併組成「民族「解放」先鋒隊」，原「中華民族自衛委員會」併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宣告正式成立。
3，幾個黨員在「一二•九」運動中的作用
「一二•九」請願遊行究竟是誰發動的這個問題，姚錦記錄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談話比較可信：「『並不是誰有什麼高明見解，』談了這段鬥爭實踐後，他深沉地說，』當時我們沒有聽過，也並不懂得什麼叫路線問題。只是因為我們本身就在群眾中生活，很了解廣大群眾的思想情緒，知道什麼是群眾那時可以接受的，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觀的真實情況而已。……而彭濤是一個踏實肯干、善於獨立思考，敢于堅持真理的好黨員。』」（見《姚依林百夕談》第22頁）他又說：「『一二•九』運動的真正主要負責人，據我看是彭濤同志。在運動中，在整個過程中，經驗最豐富的，組織能力最強的是黃敬同志。儘管他組織關係沒有恢覆……」（《姚依林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次談話》，《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4期第96頁）
4，中共在「一二•九」運動之後逐步控制了學生運動
在「一二•九」運動的第二階段，尚有諸多自發因素，如「三•三一」抬棺遊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學聯黨團，成員有姚依林、黃敬、孫敬文、郭明秋（「一二•九」運動爆發後由共青團員轉黨），姚依林任書記。1936年4月，中央派劉少奇到北平之後，又建立了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遂逐步將學生運動納入中共的領導之下。「一二•九」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為什麼中共將學生運動納入組織領導之下是逐步的呢？從總體上看，自林楓到北平、黨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決定民先隊停止發展為止，這個階段的學生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進行的。不過還要看到，群眾運動發展變化總要有個過程。不可能中共黨的組織一建立，一場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運動立即就能改變它的自發性質；不可能中共一聲令下，群眾運動全都聽從。因此，「三•三一」抬棺遊行還帶有自發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會是悼念死於監獄的學生郭清烈士的追悼會，是在中共策劃之下，北平學聯決定的，而後來發展為「抬棺」遊行，卻是學生自發的行動，中共是不贊成的。在軍警包圍、鎮壓的情況下，學生被激怒，自發地行動起來，是控制不了的。馮蘭瑞文中認為這是歷史，這是學潮，不是什麼個人、什麼組織能夠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後的「四五」等等青年學生運動也都是這樣的。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學學生，只有18歲。1936年2月份，在獄中受刑致死。消息傳出，各校學生群情激動，悲憤交集，鬥爭情緒很高漲，醞釀進行大規模的反抗。北平學聯與各校會商，決定在北大三院召開追悼大會，同時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靜，不要有過火行為。追悼大會由北大學生會主席韓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氣氛肅穆悲壯的追悼會上，一位東北籍學生從棺材鋪借來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禮堂中央，白布上掛著郭清的遺像，周圍佈置着花圈輓聯。參加追悼會的學生見到棺材，極為悲憤，一些女生泣不成聲。會上散發了宣傳品。開會前，軍警便衣聞訊趕來將北大三院團團包圍，校方更以開除學籍威脅韓天石，勒令立即散會。此舉不啻火上澆油，同學們反抗情緒高漲，強烈要求抬棺遊行。學聯負責人勸阻無效。幾個民先隊員抬起棺材，不顧軍警的刺刀、機槍，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學的後牆小門沖了出去，舉行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抬棺遊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隊伍被衝散，許多同學受傷，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傷，黃秋耘後腦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學被捕，包括17名女生，還有一名新聞記者。這次行動後來被中共內爭時批評為「左傾冒險主義」。在1980年代一次回憶「一二•九」運動的座談會上，當事人韓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眾自發的行動，如此上綱上線，是不妥當的。追悼會前學聯黨團也曾研究防止過激行動。可是，群眾一旦被激怒，是勸阻不住的。……
六、中共對是否領導「一二•九」運動的黨內爭論
關於「一二•九」運動是不是在中共領導下發生的爭論，存在兩種意見。主張不是的，被稱作「自發論」；主張是的，被稱作「自覺論」。這兩種意見，最早出現在延安整風前的1939年。以後，「自發論」受到批判，就無人敢再提了。為了弄清歷史真相，必須回溯到1939年。(見馮蘭瑞《是誰發動了一二九運動？》
1，兩種意見的提出
據我（馮）所知，兩種意見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舉行的「一二•九」運動四周年紀念大會上。當時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組織部長，大會請他首先講話。李昌講話的題目是《「一二•九」運動與民主》。他說：「從運動的本身看來，』一二•九』運動是具備著許多為歷次青年運動所沒有的特點的。這就是說：』一二•九』是自發的，但很快的轉成了自覺的運動；是鬥爭極其尖銳——遊行示威和巷戰的混合交雜——的運動，同時又有極廣大的群眾基礎；是勃然而起的，同時又是持久的；是學生運動，同時又是學生與各界特別是工農結合的運動。很明顯的，這些特點對於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和教訓，需要我們客觀的加以檢討。」（李昌：《「一二•九」運動與民主——為紀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講話前先發表於《中國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
「一二•九」運動「自發論」的觀點是李昌第一個明確提出的。李昌講話之後，大會請毛澤東講話。毛說：「『一二•九』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都知道，剛才李昌同志也講過。」
毛對「一二•九」運動的評價很高，批評了那種說「一二•九」運動不如「五四」運動的觀點，說：「『一二•九』運動以後，事情就逐漸好辦了……』一二•九』運動的功勞都是很偉大的。」他講話的第三點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二•九』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怎樣呢？」他說：「毫無疑義，』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幹的作用。沒有共產黨作骨幹，』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他接着說，「一二•九」運動「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這樣，才使『一二•九』運動發生，並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見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頁）
毛澤東的講話，就這樣籠而統之地說出了「一二•九」是在中共領導下發生的。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五周年，延安照例舉行紀念大會。作為當時公認的「一二•九」運動的代表，李昌又一次應邀講話。這時，他似已意識到自己去年在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沒有體現毛的強調的「黨的領導」。因此，在這次大會上講話時，就添加了很多中共領導的話。他說：「『一二•九』的發動，本來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導，有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作領導核心，因此繼『一二•九』遊行之後所開展的全國青年運動，就具體反映着中共的青年運動政策，反映着青年團的行動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礎上所產生的全國學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以西北為中心直接由團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就成為鼎足而三的繼承中國學生運動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傳統的三大青年團體。……由此可見，只有在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主地區，中國學生運動才能得到新的發展，而且它的發展將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幫助的加強，而達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學生運動》，《中國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這樣，李昌說的還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導」，黨員團員做「領導核心」，「繼『一二•九』遊行之後」的運動才「反映着」黨的政策；而不是籠統、簡單地說「黨的領導」。持「自發論」觀點的不僅有李昌，還有蔣南翔、黃華、姚依林，還有陳伯達。袁寶華也有類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第一次說「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蔣南翔也曾寫道：「儘管『一二•九』運動開始是自發的、公開的、合法的，但學委建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體現出來了。」（《蔣南翔文集》下，第1198頁）
馮蘭瑞寫道：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曾向當年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黃華同志請教。黃華說，「一二•九」開始是自發的。要說同黨的關係，是有影響，《八一宣言》的影響。當《八一宣言》傳到北平後，燕大、清華有幾個進步學生首先看到，然後才傳給學聯的。在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已是黨的領袖，他的話一言九鼎，成了定論。李昌的「自發論」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後就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講了一系列事實真相，同時也特別囑咐：去世後才能發表。
2，對毛澤東在紀念「一二•九」四周年大會講話的兩種解讀
當時的中央青委副書記馮文彬認為，毛澤東講話肯定了「一二•九」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發動的。馮在194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一篇題為《堅持青年工作的崗位》的長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鋒主義」和「第二黨」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黨的領導的錯誤。文章針對李昌主張青年工作要有相對的獨立性，要實行民主，要拋棄模仿黨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變缺乏民主化與青年化的作風等意見，提出批評。
儘管如此，李昌並未改變「一二•九」是「自發」的認識。1941年春，中央青委機關開始「檢討」，總結工作。對當時所謂工作中的失誤，進行了批評，這實際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李昌堅持自己的意見，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毛說黨領導了「一二•九」運動，是就歷經三年的「一二•九」運動總體而言，並不是說運動一開始就是黨領導的，毛說的北方局、上海等黨組織直接領導，是指「一二•九」第二階段後的情況。於是，青委內部發生了爭論。
李昌這些意見（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會上講話）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運動在發動和爆發階段的歷史特點：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又富有知識青年特點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發而有相對獨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書記馮文彬又在《共產黨人》發表《黨的青年工作者的黨性問題》一文，將青委「檢討」的結果歸納為十二個問題。文中嚴厲批判青年工作缺乏黨性，歷數青年工作中的嚴重問題，如：過分強調青年工作的獨立性、先鋒主義、本位主義等問題。在批評青年團體、青年運動中忽視或否認黨的領導作用這一嚴重問題時，舉的例子就是「一二•九」運動。馮文彬寫道：「過分強調革命青年團體開闢黨的組織與工作的作用，而忽視了或否認了在歷史上青年運動中的黨的領導作用。如在『一二•九』運動中只強調青年的作用，而沒有看到當時黨的領導作用。」中央青委檢討結束後，給中共中央送了檢討的報告，還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調去華北工作的決定。中共批准了這個決定。1942年春，李昌辭別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首任，不是馮蘭瑞）攜剛出生的女兒離開延安去華北。他們路經晉綏邊區時，被中央晉綏分局書記賀龍留下，任命為晉綏邊區興縣縣委副書記。
七，結論
考察「一二•九」運動的三個階段，可以看出：
第一點，第一階段具有明顯的自發性質，談不上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不錯，個別黨員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但是，根據歷史資料來分析，參加組織學聯、發起「一二•九」運動的4個核心人物中，只有兩個黨員：彭濤和姚依林。黃敬尚未恢覆黨的關係，郭明秋還沒有入黨（是共青團員）。他們每個人對運動都起了重要的骨幹作用，但只是個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級黨的組織。實際上，當時北平臨委是反對組織學生群眾合法鬥爭的。彭濤是北平臨委成員，但已被撤銷了職務。他們甩開了臨委，參與籌建北平學聯，參與組織、發動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學生群眾運動。這一點非常重要。此外，很多黨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張郭明秋當學生會主席的女一中校長孫蓀荃（譚平山夫人），進步教授張申府（中共創始人之一，當時已脫黨）、吳承仕、許德珩等。
第二點，其實更為重要：「一二•九」發動請願的指導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線、方針與當時中共的路線、方針是否一致？史實表明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當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剛剛結束長征，還在執行反蔣抗日的綱領、路線。中共黨的各級組織還沒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當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發動和控制北平學生和平請願的運動。受《八一宣言》影響、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一二•九」運動不可能與中共中央當時的路線一致。這是歷史的真實。
歷史的事實表明：「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其發生和爆發階段沒有中共領導，儘管從輿論上、組織上受到中共的影響非常大。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楓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後，學生運動才逐步受到中共領導和控制。
最後，我們要檢討一下對待歷史的態度。真實地記錄歷史，是每一個修史者的責任。在中國歷史上，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美化帝王成了慣例。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就把一切成績和好事都歸於黨的領導，甚至都歸於最高領導人英明，這與封建專制社會的傳統一脈相承。我們必須拋棄這種陋習，還歷史本來面目。
馮文原載《縱橫》2007年第9期（總第213期）（責任編輯楊繼繩，來源：炎黃春秋）
2024-4-26晚再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