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着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着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裏，羈押着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裏，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01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過年，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着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着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着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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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着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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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後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02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裏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裏一直刻着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裏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裏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裏，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裏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着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着。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着牙說打得好，你等着」，實際上心裏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着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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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着，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別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着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裏，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着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裏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裏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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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裏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症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03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裏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着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幹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着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着「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裏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裏。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着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裏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製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