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之後，走改革開放路線，用幾十年的時間，成為國際上不能忽視的力量，但中國近年加強對異見人士和公民社會的打壓，針對民營經濟和國進民退等做法，各界關注是否有走回頭路的情況。香港大學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ötter)在最新的著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中，探討從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至今，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他接受本台專訪表示，國際社會一直誤以為，中國走改革開放之路後會進入民主化，這種誤判與西方社會沒有認清其本質有關。
最近出版新書《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的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時指出，中國的經濟模式未能解決深層次矛盾
馮客：因為沒有投票權，你我也不知道中國人想要什麼，沒有人知道，也許有10％、50%或90%的人希望有民主，但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表達自由，如果你無法透過選票表達意見，我們是不知道中國人如何看獨裁，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所有人只是在說他們該說的話，但不知道他們真正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說，三權分立、有新聞自由和穩固司法的制度，對經濟是有益。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如何？奇蹟在哪裏？我不認為有什麼奇蹟。
如果你仔細查看所有檔案，你會知道從1976年到2000年，大約四分之一世紀，直至2000年，這個國家仍處於破產的邊緣，有四家銀行幾乎破產、國有企業整體上是沒有利潤、鄉村地區已破產，這是發生在200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何走出這個局面，以及出現巨大的增長？是三個字母：WTO、世貿。因為中國加入了世貿，可以用出口賺錢。但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是很多年來累積持續的問題。在1986年時，趙紫陽容許地方的國有銀行做貸款的生意，結果所有的村鎮的人也去銀行借錢，到1988年底，農業銀行因為無法發錢給農民要破產。
記者：與現在面對的情況有點相似。
馮客：就像現在發生的情況，但不僅如此。從村、市、縣到省，經濟上也在自我保護，舉例說，如果我是上海市長，我要買車會希望要上海生產的汽車，並不想購買廣東生產的汽車，這就叫保護主義。我是想說中國並沒有一個綜合的國內市場，如果我在蘇州生產，要花很高的成本才能把產品發到上海、杭州或蘭州，但我可以把產品出口到美國、歐洲和日本，要感謝WTO。因此，這是很深層的結構問題，已經積累很多個十年，更不用說堆積如山的債務。這基本上是一個以債務運行的經濟模式，用花錢來製造增長的假象，我覺得中國人或許要思考這是否是一個真正成功的體制，我只能這麼說。
馮客表示，中國相信政治和經濟發展可以分開處理，在六四事件後，中國透過加入世貿，經濟與國際接軌，成功走出當時的經濟困局，但中國一直相信其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並沒有解決經濟最根本的問題。
歷史學者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