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是《解放軍報》駐廣州軍區記者組的一員，1966年夏秋，報社既要出版，又要搞運動，人力緊張，就把駐外地各軍區的記者調回北京集中使用。我們組四個人先後到了報社，就在北京市軍內外執行採訪任務。
事情開始莫名其妙
那是1966年10月間，一天傍晚，記者處副處長宋瓊問我：「你有便衣沒有？」我說：「有一件藍色中山裝上衣。」「那好！你快到攝影組去，請他們給你拍一張一寸半身便衣照，馬上把照片給我！」我跑到攝影組，穿上便衣，請他們照相。攝影組同志問：「你照這相片做什麼？」
我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你們記者盡執行神秘任務！」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
事實確實如此，當時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軍報記者做一些調查。這些任務都是通過解放軍報代理總編輯胡痴、記者處副處長宋瓊分派記者去乾的，記者之間互不通氣，誰也不知道別人幹什麼，報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於我自己這次要幹什麼，我也還不知道。
任務到來我從夢中驚醒
我把照片交給宋瓊，就回自己的臨時宿舍休息。大約到次日凌晨三點鐘，宋瓊派人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叫我換上便衣到他辦公室。
我進他的房間一看，宋瓊對面坐着一位個頭高大、戴黑眼鏡的30多歲的人。
和我同時進來的，還有記者處內勤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見我二人來到，宋瓊便向我倆介紹說：「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驚。
對於此人，「文革」前我毫無所聞。「文革」開始後，他一躍而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再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章，經常在各種會議上出頭露面，名字不斷出現在大小報紙上，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顆耀眼的明星。那時我對他是十分仰慕，但難得一見。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馬上肅然起敬，還有些手足無措。
我遠遠地站着，笑着向他點頭，我不敢靠前，也沒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點也不講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對宋瓊說：「年齡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舊笑着站着。宋瓊解釋說：「在我們的記者當中，他算比較年輕的，而且比較有經驗。」
他看到戚本禹頻頻點頭，就轉身對我和金秀芳說：「你們倆隨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體執行什麼任務，由戚本禹同志向你們交待，你們聽戚本禹同志指揮！」
說着分別遞給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證件。我接過一看，是北京大學學生證，上面貼着我的便裝照片。於是我明白了為什麼戚本禹說我「年齡大了」，那年我已36歲，裝扮一個大學生，顯然是年齡過大。
直到上路我才知道要幹什麼
我和金秀芳隨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車離開報社，向東開去。車到西長安街，東方的天色已經發白。
戚本禹告訴司機：「到北京飯店停一下，咱們吃點早餐。」戚本禹的司機似乎很熟悉，他帶領我們進了飯店舊樓下一個小餐廳，大概是汽車司機吃飯的地方。戚本禹點了飯菜，四個人默默地吃起來。
我心中納悶，到底要執行什麼任務呢？金秀芳沒有外出採訪過，這次為什麼要帶她出來？
吃完飯，戚本禹打發司機去結賬，他開口向我們交待任務了：「老人家有個小女兒，是江青同志唯一的親骨肉，你們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訥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見過她？」
「沒見過！」
這時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話了：「我見過她的照片，前幾個月，宋副處長給我一張她的小照片，叫我給她辦一張解放軍報記者證。我給她辦了，可沒有見過她。」
戚本禹說：「對了，就是她！現在她離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本來她想到外地去串連，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許她出去，不料她不辭而別，好多天無音訊。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歡最疼愛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說：「我們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說：「就是！她從天津來了一封信，說她在天津。這次我們到天津找到她，先勸她回來。如果她不想回來，你們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裏你們就跟她到那裏，陪伴她，照料她，要保護她的安全。」
原來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猶豫，異口同聲地回答：「好！好！堅決完成任務。」
當時我們二人都沒有想到這個任務的艱巨性和複雜性，更沒有想到這件事責任無比重大，都很高興也很榮幸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事實上也不容我們多考慮，我們都是革命軍人，習慣於一切行動聽指揮；我還是共產黨員，金秀芳也在爭取入黨，對於如此光榮而重大的直接為偉大領袖服務的任務，難道還能說二話嗎？
尋找過程相當費周折
車子向天津開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後排，我坐前排司機旁邊。
路上，戚向我們介紹李訥的情況，說她是北大歷史系畢業，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說她生活非常儉僕，不講究穿，不講究吃，像普通幹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詢問我的情況，我告訴他我是山東半島人，什麼時候參軍入黨，參加過哪些戰役，什麼時候當記者，等等。
我也反問他的情況，他回答比較簡要，原來他是山東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鄉；而且他也36歲，和我同齡。
車到天津市中心，大約上午8點鐘。
戚本禹叫司機把車開離大街，找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在一個中學的門口停下。
他叫我們在外面等着，自己進了學校。
這條街和這個學校叫什麼名字，我早已忘記了，只記得行人甚少，比較冷清。
大約過了20分鐘，戚本禹從學校里走出來，滿臉的不高興和失望，對我們說：「她寫信沒說實話，她根本不在這裏，這裏已經沒有外地來串連的人了。」他轉身對司機說：「到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很熱鬧，校園內人來人往，有住在校內的外地的學生，還有本市來看大字報的人，大字報的碎片、傳單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開大學我們也碰了釘子
我們找到學校的接待站，自稱是北京大學的，來這裏找人，請他們把接待登記簿拿出來。那位工作人員也沒有向我們要證件看，他打量我們一番然後說：「你們北大的老師也出來串連啦？」
他顯然不認為我們是學生，而是把我們當成講師和助教了。
冒充學生，我們3人的年齡和形像，明顯是不合適的。
接待登記簿一大堆，我們3個人動手翻閱，主要查看近十來天的。戚本禹告訴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們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個姓名一個姓名地看，查了一個多鐘頭，看得頭暈眼花，就是沒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學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們走進女宿舍，有的就是課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來串連的女學生，但看不到我們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骯髒，空氣污濁，臭烘烘的，很難想像我們要找的人就住在這裏。
茫茫人海尋找談何容易
中午，我們在一間小飯館吃飯。我忍不住地說：「既然她會改名字，又不寫明住地，天津這麼大，學校這麼多，我們這樣毫無線索地找，像大海里撈針一樣……」不等我話說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斷說：「你是不是說，應當取消我們這次任務？」我連忙解釋：「我不是說不再找，但這樣找很難有結果……」戚大概也覺得我的話有道理，就不再說什麼。
下午，我們繼續跑了一兩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記不清了。反正進了學校先找接待站，翻閱接待登記簿。也不知查閱了多少本，都沒有發現「李小江」。只在一個學校的登記本上，發現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齡和其他項目都不對，而且人早已離開，不知到那裏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給我們一項任務，要收集各種傳單。
天色已經很晚了，街上的路燈亮起來，行人越來越少。戚本禹說：「咱們找個部隊給北京掛個電話吧！」
我長期駐廣州軍區，對天津駐軍情況不熟。這時金秀芳說：「找66軍軍部吧！」金秀芳長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駐天津部隊的情形。
我們找到66軍軍部值班室。值班幹部見我們三位穿便衣的人闖進來，開始神色有些緊張和戒備，後來見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軍報記者證和工作證，就變得相當客氣。戚本禹也有證件，還不止一個，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報》記者證，上寫姓名為「向東君」。
直接通話接電話人是江青
這時他什麼證件也沒有拿出來，全靠我和值班軍人交涉。我說要向北京打電話，值班軍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電話。我已記不得他怎麼要的電話，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頭一句話他就說：「她騙了我們，她寫的通訊處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動一天的情況給對方講了，我當然不知道對方講了些什麼。戚放下電話對我們說：「走，咱們回北京！」
我忍不住問戚：「你跟誰通的電話？」
他說：「跟她媽媽！」
她媽媽？她媽媽不就是「敬愛的江青同志」嗎？戚本禹跟江青講話怎麼這樣隨便和放肆呢？
我有點不相信，便傻乎乎地問：「是她媽媽本人嗎？」
「是她本人！」
我們辭別那位怔怔地瞧着我們三個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幹部，出了66軍軍部大門就往北京奔。
在車上，戚本禹突然說了一句：「她媽媽叫我帶着她、管着她，我一個人哪裏管得了！以後交給你們胡痴管去！」車在京津公路上開，我們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任務結束一趟任務徒勞無功
回到北京，已經過了半夜12點。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3號解放軍報社大門口，說聲「再見」就走了。此後，除了在幾次大會上遠遠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沒有接觸過他。1968年初，他從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無緣同他「再見」。
回到報社，按照記者處領導的規定，我沒有向別人講過我的天津之行，報社絕大多數人也不知道我去過天津。
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完。
金秀芳同志從天津回來後，宋瓊副處長又派她同兩位剛從部隊調來的年輕力壯的記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訥。他們3人從北京到上海，又從上海到杭州，還是沒有找到，只好無功而返。這是以後金秀芳告訴我的。我想這必是江青堅持要派人去找。至於為什麼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因為有紀律，我不便多問，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說。
現在有些報刊文章說，李訥是1965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的；還有的說，李訥在「文革」外出串連，一度同家中斷了聯繫，江青下令派人尋找，最後由《解放軍報》記者在上海找了回來。
事實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邊。她真正到《解放軍報》工作，是1966年11月、12月之間。
不期而遇她竟然到軍報來工作了
11、12月之間的一天，我外出採訪回來，我的直接上級、報社駐廣州軍區記者組長楊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說：「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現在到報社當記者來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千萬不能說出去，要保密。」
驚奇之餘，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辦公室，遠遠望去，只見她身穿新軍裝，白淨面孔，端莊大方，臉的輪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鏡，眉眼有些像她媽媽。
原來她是這個樣子！我心裏很高興。能和偉大領袖的親人在一個單位工作，我們是多麼幸福呀！
以後我經常同她見面。我們都住在報社辦公大樓的五樓，那是筒子樓，住在斜對面，可以說是朝夕相見。但因上級沒有安排我同她合作採訪，我就沒有主動找她談什麼。每次相逢，只點頭微笑而已。不知誰告訴她，我曾到天津找過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隨手抓一把塞給我，以表示謝意。
我順便問她：那次你跑到哪裏去了？她說：「我爬泰山去了。」接着又說：「這次外出，對我鍛煉很大，要自己找車坐，自己找住處，什麼事都要自己干，長了很多見識。」
長期保密這在當時辦不到
可是，她在報社要長期保密是辦不到的。
「文革」以來，報社有的記者如楊子才等人上天安門城樓採訪，見過她在偉大領袖身邊，有的攝影記者還為她父女拍過合影；同時，她自己要長期隱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隨着「文革」形勢的發展變化，她身不由己，到報社不滿兩個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開了廬山真面目。1967年1月13日，她組織了「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了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帶頭一舉把胡痴、宋瓊以及楊子才等人揪了出來，「開創了解放軍報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領導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左右了軍報的運動，同時，她擔任軍報版面組組長（後擔任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執掌軍報編輯出版大權。從我奉命尋找「北大學生」李訥，到李訥掌握軍報大權，時間不到兩個月。當然，幾年之後，李訥同志離開了軍報，又經過若干年，胡痴、宋瓊等人都獲得了「解放」和平反，楊子才九十年代初期還當了《解放軍報》總編輯。這都是後話。
同時，隨着「文革」的發展，我對許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慶幸那一次到天津沒有找到李訥，沒有執行那個神秘而又神聖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並陪伴她到各地去串連，以後的遭遇真是難以設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點差池，出點什麼閃失，我如何說得清？以後想到這一點，想到那個擔子的千鈞之重，我很是後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慄！至於那本北京大學學生證，我曾經保存了幾年，卻一直沒有拿出來用過，後來把它毀掉了。現在我很後悔。我雖然不是貨真價實的北京大學學生，但那本學生證卻是真的，上蓋北京大學的鋼印，無疑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給辦的，至少可以作為一件「文物」保存下來，以紀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