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央批准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把國民黨的法律制度都當作"舊法"予以廢除。隨後又把大約6000名"舊法"人員從司法部門清除出去。
"舊法"已廢，"新法"亟需建立。當時，中蘇處於蜜月期，為此，一場"求法蘇聯"的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1951年7月6日，教育部發出《急速選拔留學生的指示》，要求各單位在6天之內選定"政治上可靠"的學生，並"由保送部門首長親自簽字負責"。
各行各業的人都來了，是否學習過法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幾番遴選，第一批留蘇學法的12名成員確定。
他們是：江平、陳漢章、穆謨、王叔文、吳建璠、司馬念媛、魏敏、佟明暉、劉鑒、李延茂、陸思明、謝讓柏。
他們先在燕京大學集中學習半個月，然後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車，穿過中國東北與西北利亞荒原，最終抵達蘇聯的喀山，就讀於喀山法學院。
1952年，喀山法學院併入喀山大學，學制增加了一年，要五年才能畢業。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大赦罪犯，喀山治安環境很不好。大使館應學生們的要求，把他們轉到了莫斯科大學。
這期間，有三人因故提前回國。1956年和1957年，剩下的人也都陸續回國。
回國後，中蘇關係陡轉直下，加之各類運動迭起，這批留學生的命運隨之起伏跌宕，充滿了歷史浩嘆。
劉鑒
他是延安老革命，沒有上過大學，由湖北檢察院派出到蘇聯學習，在留學生中擔任支部書記。中途回國，後去華中工學院，沒有從事法律工作。
謝讓柏
由公安部派出到蘇聯學習，中途回國，不久跳樓自殺。
穆謨
原名侯恬，1926年生，四川自貢人。去蘇聯學習前是天津市法院審判員，實際上沒有學過一天法律，曾經參加赴緬「遠征軍」，抗戰勝利後考取瀋陽醫學院並加入地下黨。「解放後」，他被分配至天津市法院。
留蘇期間，因為與女同學發生戀愛關係，被迫提前回國。
從蘇聯回國後，穆謨在天津市法院做民事審判，但很快成為肅反對象，就此離開審判一線，在研究室工作。
「反右」之後，穆謨被下放勞動。1958年，在挖海河工地上的他接到調令去籌建物資局，管理需要外文知識的八種優質鋼材。從此一干20年，他成了通曉各類優質鋼材的專家。
1979年，穆謨回到天津市高級法院，曾參與《民法》的起草。
1990年離休。
陸思明
由雲南方面派出到蘇聯學習，回國後下落不明。
李延茂
由天津市法院派出到蘇聯學習。回國後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後又調往四川省圖書館。
李延茂離過婚，後妻帶來幾個孩子，開銷大，家裏負擔重。「文革」中被指盜賣圖書，輪番批鬥後跳井自殺。
司馬念媛
女，天津人，從北京大學派出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從事工會法研究。
「文革「中，同事們都被下放幹校，司馬念媛則由於丈夫偏癱、家庭困難而留守。在法學所，曾經學業優良的司馬念媛從事圖書管理。
1980年代末去世。
魏敏
由內務部派出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從事國際法研究。
「文革」中魏敏先是受到嚴酷批鬥，後來又奉命進入「梁效」寫作班子。「文革」結束後進了「學習班」。
此後，魏敏和王鐵崖【著名法學家、曾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合作，出版了國際法教材，影響頗大。
魏敏一直身體不好，1980年代初去世。
佟明輝
女，同學中年齡最大，由北京大學派出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工作，後又輾轉去了吉林大學圖書館，未從事法律工作。
吳建璠
1926年生，湖南常德人，曾在西南聯合大學就讀，抗戰勝利後轉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後又就讀於華北革命大學哲學系。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檢察署派出蘇聯學習。
回國後到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曾擔任法學所副所長。
他被公認是法學所最博學的人，但因為出身不好（父親曾在舊北平法院任職），在政治上卻很邊緣，甚至多年找不到結婚對象。
他在進入法學所之初選擇了刑事訴訟法，此後放棄。他晚年在《我的研究之路》中回憶，在參與司法機關調研時發現，在蘇聯學的理論聯繫不上中國的實際，「我思想上感到惶惑，究竟什麼才是對與錯、好與壞的標準呢?」
惶惑之下，吳建璠主動擔任法學所新成立的圖書館管理員，轉向法制史研究。
本想一頭扎進故紙堆的他卻成了捲入法治進程最深的人之一。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審理開始後，吳建璠被指派參與兩案審判的預備工作。他在審理中提出了對兩個集團成員「不殺」的主張。這一關鍵意見實際上被採納。
三年之後，吳建璠又被指派參與香港問題談判，此後相繼參與了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後來進入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成為「五大護法」之一，一直工作到2003年。
2004年，吳建璠去世。
王叔文
1927年生，四川省青神人，畢業於四川大學法律系，由四川大學派出到蘇聯學習。
回國後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在所長張友漁的支持下，做憲法研究，編著了《憲法基本知識講話》，成為當時國內僅有的法律教材。
「文革」之中，王叔文和吳建璠一起被下放到幹校。
1980年代初，王叔文參與了新憲法的起草工作，貢獻突出。他與吳建璠同列香港基本法「五大護法」。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工作期間，他推動成立憲法委員會，但未果。
王叔文曾擔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2006年去世。
陳漢章
1925年生，浙江海寧人。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派出蘇聯學習，此前職務是翻譯，翻譯過蘇聯《刑法典》，參與制定過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陳漢章留蘇期間與陪同蘇聯專家訪華的俄方翻譯拉婭相戀，後拉婭懷孕生女。
回國後，陳漢章去國務院法制局。「反右」後不久，法制局被撤銷，陳漢章被轉入國務院秘書廳。1968年下放幹校勞動。1974年回到北京，被借調到北京圖書館，整理俄文書。直到1979年調到了中央政法委員會，曾參與《民法》的起草。
1982年5月，《民法》起草完成後，陳漢章便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從事民法研究。1987年離休後又被返聘了五年。
因出身、歷史和跨國婚姻，陳漢章命運多舛。
他父親陳維敏被認為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建國初期陳漢章在法律委員會的上級是王明。這使得他背負難以卸脫的歷史負擔。
「文革」開始後，妻子拉婭被打成「蘇修特務」，陳漢章成了「特務下級」，無奈下拉婭回國。餘生之中，陳漢章只在1987年出訪蘇聯時見過一次女兒安娜和外孫女，當時拉婭已經過世。
陳漢章另一鮮為人知的貢獻，是在「文革」後期與田大畏合譯《古拉格群島》。
2011年，陳漢章去世。
江平
1930年生，浙江寧波人，由北京市團委派出到蘇聯學習。
能第一批留蘇，江平沒有想到。他被安排學了法律。其實他最初的想法是當個記者，「因為我覺得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有很多的獨立性，可以批評政府，可以為民請命。記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後來我就報考了燕京大學新聞系，當時燕京大學的新聞系是最好的。」
雖然法律枯燥無味，不像新聞那麼自由奔放。但江平還是欣然從命，「不管怎麼說，既然國家派我去學，我當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留蘇期間，江平和下一級的法律班女生陳綏相戀，二人商定回國結婚。
回國前夕，有兩件事對江平影響很大：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中國司法代表團訪蘇。
很多年後，江平回憶，秘密報告公佈後，引發了他們對於造成個人崇拜的制度的思索。
還有就是，中國司法代表團訪蘇期間，江平和陳漢章擔任翻譯，陪同考察蘇聯的司法現狀。沒有想到的是，代表團回國之後，好幾個人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他們受訪蘇見聞的影響，主張無罪推定理論等。
這兩件事，預示了江平和同學們回國後的命運。
回國後，江平分去北京政法學院工作。據他自述，他是懷着進入「天堂之門」的希望回國，備受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看重。不料，轉眼之間卻墜入地獄。
大鳴大放時，江平很積極，帶頭起草了一張二十人聯署的大字報，後來被定了兩大罪狀：一個是二十人大字報，還有就是攻擊社會主義。
1957年的反右，給江平的打擊很大，影響了一生。他被打成右派之後，新婚妻子在政治壓力下與之分手。不久，他在下放至門頭溝的勞動中，不慎整個人被卷到火車底下，失去一條腿。
1970年，北京政法學院被撤銷，江平下放到安徽宿縣幹校勞動，以後輾轉到延慶中學教書，直到1979年。
從1957年到1979年，這22年，江平實際真正教學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沒有事可干，他幫人家抄大字報。這是個很苦悶的年代，不能看書。他從蘇聯回來的時候帶了許多書，但到了「文革」後期，把絕大多數書都當廢紙賣掉了。
後來在一首回顧留學生涯的詩里，江平寫道：「域外空行萬里路，燈下枉讀千卷書。」
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江平回到民法教研室，大膽提出開設兩門新課程：「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概要」。前者主要介紹古羅馬的私法，後者主要介紹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制度。
1983年1月，江平正式擔任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成立後不久又擔任了副校長。
從1982年民法通則開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則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江平都直接參與立法工作。他與同為顧問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佟柔、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王家福、北京大學教授魏振瀛後來被人稱為「四大名旦」
此後比較集中的一段時間，江平陸續參加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信託法、物權法等立法工作。
他曾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1990年卸任後，開始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成為中國法治最有力的吶喊和推動者之一。
他主要語錄: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對民法感興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中國對私權歷來不重視。我所理解的私權，就是私人企業、私人財產和私人權利，在中國提倡私權保護，是刻不容緩的責任。
法治在中國的發展，總的來說，是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我的中國夢，就是法治天下。
我這輩子最欣慰的事情，是沒有說過違心的話。如果來生讓我重新選擇職業，我仍然要選擇大學教授。因為我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有自己的理想，要為這個理想來說話。
2023年12月19日，江平去世。一個不知疲倦的吶喊者停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