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出生證的健橋醫院（上官正義供圖）
舉報襄陽健橋醫院院長販賣出生證後，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再次被輿論關注。這段時間，他輾轉於廣西、廣東和北京——去前兩個地方是舉報，進京則是到衛健委匯報工作。11月17日，國家衛健委官網發佈消息稱，高度重視出生醫學證明管理工作，正在掛牌督辦有關地方嚴肅核查處理販賣出生醫學證明等相關問題，已向湖北襄陽、廣東佛山、廣西南寧等地派出督導組。
密集的行程讓上官正義難以入睡。每晚12點一過，他就把所有手機調至靜音，強迫自己睡四五個小時。第二天早上醒來，總會發現手機上有幾十個未接來電。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體。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對鏡頭，上官正義都要戴上帽子、墨鏡或是口罩，總之一定得遮住臉上的某個部位。隱藏起來，是為了繼續臥底。
今年是上官正義做民間打拐的第16年。
隨時切換身份和人說話，對他來說再熟練不過。網絡這端，他可以是出手闊綽的老闆，聲稱想要花幾十萬買孩子；可以是別人的老公，試圖為「收養」的孩子買一本出生證；他也可以是妙齡少女，引得群里男人為他爭風吃醋。他的3部手機上，微信提示音頻頻響起，顯示有1.6萬條未讀消息。
作為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義——這實際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時候把自己藏在陰影里。他的真實身份和賽博身份一樣模糊不清，有人說他是臥底，有人說他是打拐志願者，他一度對外稱自己是「老師」。而在被拐賣兒童家長群體中，他更像個橫空出世的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上官正義覺得，自己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以下是他的講述：
虛構的孩子
買賣出生證的勾當，我今年暗訪了三起。相比襄陽健橋醫院事件，那兩起案件，只是套用了出生證編號，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假證，襄陽健橋醫院則是完全真實的證件——這家醫院的院長也算是開了先河。
這個線索最早來自短視頻平台。
去年底，我在一個短視頻里，注意到一個叫「小乖乖」的雲南女人，她說可以辦理出生證。我就用小號和她去聊天。出生證的事，是我2014年注意到的。我做了幾年打拐後，意外發現很多被拐兒童是有真實身份的，後來才知道，是有人專門買賣出生證給他們洗白身份。於是我開始臥底出生證買賣的圈子。
我告訴「小乖乖」，自己有個「領養」的孩子需要辦證落戶。她不信任我，也沒給太多有效信息——臥底時，這種情況很常見，畢竟誰都不知道網絡背後到底是人是鬼。
我沒放棄，三天兩頭找她聊天。大概聊了半年後，「小乖乖」相信我了，還給我發了兩個辦理過的證件。一本蓋着「湖南省婦幼保健院」的章，另一本來自雲南「玉溪市紅塔區婦幼保健院」。她說這兩本證，分別賣了6萬元，買家已成功落戶。
得到這些信息，我馬上去核實。湖南、雲南的醫院反饋說，他們沒查到涉事證件的載體信息，是假證。當時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套用了兩家醫院的證件編號。可我還是不能理解這兩本假證是如何讓孩子落戶的。
得知是套證，我有些失望——這是老套路了，近些年，賣證人經常這樣做。沒過多久，我在短視頻里，又加了一個網名為「善人善緣」的山東大姐。一聊才發現，大姐竟是「小乖乖」的上線。她知道我和「小乖乖」聊了很久，對我很信任，並告訴我，她可以操作真實證件，是醫院院長親自辦理。
我半信半疑。臥底這麼多年，我很少見過「一把手」直接參與的，參與者多是相關科室的負責人。
可山東大姐堅稱自己沒說謊。她報價9.6萬，自己留3萬，院長拿6.6萬。她甚至直言不諱，「那個院長太黑了」。
我故作矜持，沒着急見面。為了催我趕快見面，今年8月底，大姐發來一本襄陽健橋醫院辦的出生證。我在網上搜到了院長葉某芝的信息。這個55歲的院長，最早是一家職工醫院醫生，2010年還因為「非法進行選擇性別的終止妊娠手術」被處理過。不知道她用了什麼辦法，被罰了4萬元就完事了，連醫師資格都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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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不理解的是，這個有「前科」的院長，去年還被當地評為了「最美巾幗奮鬥者」。
9月12日，山東大姐通知我，說襄陽健橋醫院有出生證名額，交2000元就可以先建檔。我隨便編了個信息發給對方，並轉了2000元過去——根據我的經驗，時機已經成熟了。
收到錢和信息，大姐說，速度快的話，三四天就可拿證。果然，沒過幾天，我收到信息，讓9月16日早上8點趕到襄陽健橋醫院，說院長在等我們。
因為是山東大姐推薦的，葉院長很信任我。但她提醒我不要錄音、錄像，並說自己做的事，如果查到了就是死罪。她再三保證，所有手續都是真實存在的。還告訴我，拿到證件後，如果衛生部門電話回訪，要馬上掛斷，然後給她打電話，她會教我怎麼應對。
交待完這些，她叫來一個穿着白大褂的年輕女子。有人告訴我，她是葉院長的兒媳，姓李。李醫生把我帶到7樓。我親眼看她從保險柜拿出空白出生證去打印。打印完證件，又從柜子里取出一個疫苗本。
疫苗本上，我虛構的那個孩子，早就打完了疫苗。
緊接着，她拿出一套住院材料，讓我在上面簽字，包括虛構孕婦的病歷、分娩記錄等。我不知道簽了多少，反正到最後，手都是軟的。當時我就想，假如這套手續是給被拐孩子洗白身份，那家長就是到死，也找不到自己丟了的孩子啊。
手續快辦完的時候，我有點急了。辦完證件，意味着我得給醫院再付6.4萬元，我沒那麼多錢。就在這個時候，李醫生問我孩子帶過來沒，需要採集足跟血，否則證件不能給。
因為這個問題，溝通陷入僵局，我先行離開了。
4885本出生證
生意沒做成，處在健橋醫院利益鏈上的人開始着急。山東大姐約我見了一面，見面時，她帶了一個女兒。大姐說，女兒是「抱養」的，出生證就從健橋醫院買來的。大姐還說，你條件那麼好，等這單生意做成了，再給你「介紹」個孩子。
聽到這句話，我心裏「咯噔」了一下——原來他們除了買賣出生證，還涉嫌販賣嬰兒。難怪那個葉院長說做的事是「死罪」。後來，我得到確切消息，9月，健橋醫院以11.8萬元成交一名女嬰，並在該院辦理了出生證等全套信息，在四川順利上到了戶口。
眼見這個事情不止辦證那麼簡單，我也開始盤算接下來怎麼應對。
我繼續選擇不付錢。這樣可以和他們僵持下去。僵持期間，我和山東大姐一直沒說話。我判斷他們懷疑我是便衣警察，試探我會不會有行動。
靜默了一個來月，他們終於放鬆了警惕，大姐重新聯繫我。這次我得知，他們又以14萬元價格賣給廣東客戶一名女嬰，同樣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及出生證明。
我覺得手裏證據足夠了，就先去襄陽衛健委舉報。但對方不接受舉報，讓我走信訪。我很生氣，反駁他們說，信訪是反映自己的問題，舉報是針對別人的事情，怎麼能混為一談呢？
眼看在襄陽衛健委不會有結果，我直接去了醫院。
之所以去醫院，是想勸葉院長投案自首。結果出來和我們見面的，還是李醫生。她推說院長在開會，需要很久才能結束。我給院長打電話，對方也不接。
這時我把事情挑明了，說我是打拐志願者。對方很慌，趕緊說自己什麼也沒做。之後葉院長給我打電話，說想見個面，讓我放她一馬。我拒絕了，勸她去自首。
與此同時，我還勸「小乖乖」、山東大姐也去自首，但沒有一個人去。
我本來想繼續去線下部門舉報，又擔心當地錯綜複雜的關係——畢竟連有過「前科」的葉院長，都能混得這麼好。11月6日，我決定發微博舉報。此事引爆輿論後，當地迅速成立了工作專班。襄陽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李新橋7日約見了我。
之後我又陸續舉報了佛山、南寧也有醫院買賣出生證的情況。眼看各地都開始行動，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涉入的河南商丘市婦幼保健院出生證被盜一事——當地官方信息說，這家醫院曾一次性丟了4885本出生證。這幾年，圍繞這些證件的流向，我多次試圖與當地溝通。但商丘方面一直遮遮掩掩，最終只說涉案人員被判刑了，具體情況就是不公開。
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如果4885本出生證都被賣掉的話，就意味着有4885個孩子被洗白了身份。這些孩子中有多少是被拐賣的？誰也說不清。
趁着這個熱度，11月13日，我繼續在微博上追問商丘這個案子。當地法院很快回覆說，早在今年2月，商丘市梁園區人民法院對商丘市婦幼保健院保健科原科長李某英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原副科長曹某連、丁某玲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但這些出生證流向哪裏，涉及多少被拐兒童，恐怕永遠是謎了。
這些事情一出，國家開始重拳出擊了。但我最近發現，儘管涉事視頻平台立即出了《嚴厲打擊非法傳播領養送養兒童信息的公告》，但相關信息依然泛濫，甚至連關鍵詞都沒過濾。
我不理解，這些平台的嚴厲打擊，到底是怎麼打的。
「我想當英雄」
總有人問我為什麼做打拐？其實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多少和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我出生於1982年，老家在四川閬中一個小山村。小時候家裏窮，村里也窮，一個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餓得頭昏眼花。有一次，老師問大家有什麼理想。同學有說想當老師的，有說想當將軍、開飛機的。問到我的時候，我想我得是個誠實的孩子，不能騙老師，我張嘴就說，我想當殺豬匠，因為可以吃上豬肉。
老師一個耳光扇過來，打得我兩眼冒星星。在老師看來，殺豬匠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要面朝黃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沒出息。
那一耳光之後，我就覺得，不行，我得有出息。
那個年代的農村小孩，幾乎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湊在一起看電視。小孩們看電視可能看不懂劇情，但是會分好人和壞人，有些東西就這麼刻到骨子裏了。我記得當時課本里有個人物，叫徐洪剛，說他在探親回家途中遇到歹徒，和歹徒殊死搏鬥，腸子都流出來了。他把腸子塞到肚子裏，繼續追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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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我影響非常大。我骨子裏覺得這就是偶像，得行俠仗義，得見義勇為。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初中。這時候，剛好我姐姐也考上師範學校了。家裏太窮，只能供一個孩子上學。初一上學期剛上完，我就輟學了，把上學的機會給了姐姐。
13歲那年，機緣巧合，我進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學了散打，覺得自己離當英雄的夢想近了一步。那之後，我又去當了偵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沒成英雄。在廣東，我當過保安，也在幾家跆拳道館當過教練，我參與過一些社會上組織的義務反扒、反傳銷，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繩之以法。但還是沒人覺得我是英雄。
關注打拐是2007年。當時我路過廣州體育中心門口，看到有賣花小孩抱路人的腿，路人一腳把小孩踢飛，小孩又湊過來繼續纏着買花。我覺得不對勁，這些孩子看起來是被操控的。我當過偵察兵，有些偵察經驗，決定跟蹤花童，探個究竟。
為了逼真一些，我在網上徵集了一名志願者「女友」，假裝情侶去花童聚集的地方買花，漸漸和他們拉近了關係。再進一步觀察他們的軌跡，如我所料，花童都是被拐賣來的。我把收集到的證據交給警方，最終有6個從江西、安徽拐來的孩子獲救，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這件事過後，沒人獎勵我，也沒人表揚我，我甚至沒覺得自己是英雄。那時候，我以為英雄必須流血、受傷，我並沒那樣。也就是那一年，我給自己起了「上官正義」這個名字，後來嫌這個名字太長，我又給自己起了個小名，叫「仔仔」。這些名字沒什麼特殊意義，就是覺得好聽。
不久後，我在貼吧還創建了話題，「如果有販賣孩子的消息，請告訴我」，很快收到了幾千條私信——足以見得當時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有多大了。我記得公益組織「寶貝回家」有個數據，說那個時期，我國每年有兩三千個失蹤兒童。
2009年，公安部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建立了「打拐DNA數據庫」。我也從那時起，開始臥底「販嬰圈」。起初，很多信息來自QQ和貼吧，線索很模糊，我只能請假去一一核實。
我當時還在當跆拳道教練。那時候的廣州，說實話只要你能吃苦，是能賺錢的。最多的一個月，我拿到了2萬多塊錢。那時候發錢經常是發現金，每個月發完錢，我就坐在床上數。從2005年年底，到2007年7月份，我差不多存了40萬左右。你想在那個年代，有40萬塊錢得多開心。
可是從我做打拐起，我就得請假了。剛開始，每月請假一次，後來每周要請假，再後幾乎天天要請假，我都不好意思了，積蓄也很快花光。每次打拐，最大花費是交通和住宿。僅核實線索，花費還少一點；要是加上解救，每次都要花五六千元。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這些的過程中，因為需要和對方鬥智鬥勇，會很充實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務完成後，反倒沒那麼充實了，有時候還會懊惱——我怎麼又花了那麼多錢。下一條線索過來後，我立馬又投入進去。這些年，都是這樣循環往復。
2010年，我辭去跆拳道教練工作，成了一名「專職」打拐志願者。後來的經濟收入，主要是在網上教小朋友寫字。我的學生只知道我是老師，別的一概不知。
從那時起，我開始偽裝多個身份，潛伏在多個QQ販嬰群里臥底。整個過程，就是拿到線索去核實、取證，準確無誤後上報警方。每一條線索的核實，短則兩三個月，多則一兩年。很多時候，由於種種原因，線索中斷後，只能放棄。
演技
從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間打拐的第16年。聽起來很久，可每次我想起這16年的時候，有時候發現自己什麼都想不起來。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這些年我過得很累。經濟壓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為需要不停變換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時候是有錢人，自己啃着燒餅，出去都要租豪車、住高檔賓館，好讓那些人相信我有錢買孩子。很多時候，我還得同時冒充兩個人——先冒充大老闆，再冒充大老闆的老婆。
如果同時跟進幾條線索，就得用到多個身份。我經常怕自己記錯，影響整個事情。
一次臥底時，我把本該發給警方的短訊，發給了人販子。對方本來正在和我聊天，馬上不說話了。我很快反應過來，開始想怎樣找補。過了一會兒，我直接把電話撥了過去，上來就反咬一口，「你是不是警察」。人販子生氣了，「你才是警察」。
好在那個人智商不高。我謊稱是在拿短訊試探他，他也就信了。
我挺佩服自己的演技。有一次約好了和一個人販子見面，我同時喊了警方去。對方很實在，給我搞了很多老家的大米。直到他被抓，都還在喊着，「我是給我大哥送大米的。」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義，沒人知道我的真名。這麼多年，我從來不露臉，有媒體採訪時，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碼圖。我不害怕被報復，主要是擔心暴露後，臥底工作很難搞下去。現在人販子警惕性越來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約好見面後，我到了，對方一直沒出現。我知道，對方可能在暗處觀察我。
因為我處處謹慎，至今也沒暴露過身份。畢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讓自己出事。有時候我和人販子聊天，還特意提醒他們，得謹防「上官正義」，對方怎麼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義本人呢？
拐賣兒童的手段這些年也有不少變化——最早就是簡單粗暴，直接上街把孩子擄走，現在滿街都是攝像頭，這種做法很少人用了。如今多是網絡販嬰，隱蔽性更強。男孩價格12萬左右，女孩8萬左右。至於買方市場，以前多是潮汕一帶，那邊對男孩的需求量大。現在沒什麼地域之分，對性別也沒那麼多特殊要求。
賣證的圈子也在變化。剛開始，是找關係從醫院搞證，一個只需要幾千塊。後來有人覺得市場有利可圖，專門做起這個生意，出生證價格一下漲到幾萬元。最瘋狂的時候，一張證能賣到10萬元。
2016年在福建臥底時，我掌握到一個團伙賣了600個出生證，證件來自山東、湖南、河南、貴州、雲南等地的醫院。而當醫院的證件變得不好拿出來後，有人在編號上做手腳。他們掌握了真實的證件編號，通過做假證的人，將編號搞上去。這種辦法，是這些年最常用的。
大約兩三年前，我在河北某地暗訪出生證買賣時，當地有數百人參與了進去，很多是公職人員，除了醫院副院長，還有計生辦、衛生院人員，以及鄉村幹部和派出所輔警。當然，最後他們都被判了刑。
我還始終想不通一個問題，當事人拿着問題證件落戶時，戶籍人員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之前，我遇到過一個例子。有個福建平潭的人給孩子上戶口時，拿着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縣集龍鄉衛生院的出生證，這種情況，戶籍人員怎麼能視而不見呢？怎麼也得好好核實下吧。
因為買賣出生證明的事，我給有關部門寫過建議，但還是杜絕不了。沒辦法，我只能頻繁接受媒體採訪，想藉此震懾一下那些人。哪怕他們收手一星期，都可能挽救一個家庭。
「英雄」很忙
我做這些都是自願的，沒什麼特別的信念支撐我。就像有人喜歡釣魚，有人喜歡騎車，愛好而已。
我家人從不干預我，因為我私隱工作做得好，他們也沒受到過威脅。真要有那麼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護好他們。唯一的虧欠，就是很少能陪伴家人。臥底襄陽時，從8月份到現在，我就只有國慶節回家待了4天。平均起來，這些年，我每月在家的時間只有一周左右。
說實話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腦都在高速運轉，生怕忽略每一個細節。長期緊張導致我神經衰弱，2016年開始，我嚴重失眠、焦慮，頭髮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藥也不管用。我還去看過心理醫生。結果我快把心理醫生聊焦慮了，讓我趕緊走。
實在難受的話，我就鑽到大山里躲幾天，沒有手機信號後，才能放鬆一下。
但一回到有信號的地方，晚上還是會失眠。睡不着覺的時候，我大多時間是在復盤工作，有時也會寫下童年經歷，但越寫越興奮，更睡不着了。有時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開始做噩夢。在夢裏追人販子，我眼看着他們跑了，我卻跑不動。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對英雄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英雄也不見得要流血、受傷。但我至今都沒覺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當個普通人，然後安安心心睡一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