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河南一名23歲小學女教師墜樓自殺的事件引發社會各界關注。當事人呂某留下的遺書寫到，「我從來沒想過，作為一個小學老師會這麼的難，面對學生很想真的做到教書育人，但是學校的工作，學校的活動，領導的檢查，讓我們這些沒有培訓過就直接當班主任的畢業生像入了牢籠。」
呂老師的遭遇顯然不是個案，評論區底下的教師們描述着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被迎檢擠占的教學空間，被材料切割的備課時間，被培訓淹沒的假期……在這場聲討中，教育浮現出想像與現實的巨大差距。
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組的一項調研發現，我國絕大多數教師每周工作時間都在54小時以上，實際工作時間超過法定工作時間25%，但用於課堂教學的時間不足總工作時間的1/4。
時間都去哪兒了？那些與教學無關的工作是如何產生、持續，乃至葬送一條年輕生命的？
我們採訪了三位教師，他們或初入職場，或執教十餘年，不約而同地顯露出在一個已自成邏輯且運轉「良好」的系統下的無力和掙扎。
「為什麼這些也要老師來做」
23歲的艾金坐上車，翻過一座又一座山，進入離家四十多公里的大山深處。群山環繞間，坐落着一間鄉村小學和一家買不到日用品的小店。當時的她還不知道，接下來的這一年，她會在這座小學裏崩潰無數次。
走上免費師範生的路似乎是順其自然的，父母覺得當老師好，艾金便聽從了建議。和大多數人對教師的想像一樣，她覺得這是份輕鬆的職業，有寒暑假，有編制，是鐵飯碗，於是她歡喜地等待畢業。
直到入職一年後，她看着鏡子的自己，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倒像是一口氣推了十口磨的驢。
收到採訪邀請時，艾金表示很難抽出時間連續交談，只能用零碎時間打字答覆。我由此初步窺探到她的現狀——身為五年級的班主任，負責二五年級語文、三四年級英語，一周5個早自習，28節課。
而教育部規定，小學教師每周的課時量應是14~18節。
圖源：受訪者
在雙倍的課時量下，艾金像陀螺一樣沒有停歇，每天睜開眼睛就在上課，課後又需要擠出數小時完成四個年級的備課、作業批改。一天下來她覺得腦子像被榨乾一樣，咽喉刺痛、腳底發疼已經成為常態，有時她做夢都在管教學生。
而這些只是艾金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時間被消耗在沒完沒了的社會工作里。
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登錄每一位學生的賬號參與憲法知識答題、志願者答題、禁毒答題；要求家長下載反詐app、填寫問卷並截圖；填寫在省外就讀幼兒園的兒童信息，精確到幼兒園名字和年級……
她從來只有一個困惑，「為什麼這些也要老師來做？」
在無數個深夜十點後，艾金伏案準備的不是教案，而是一茬一茬不知從何而來的材料。面對寫不完的簡報、計劃，她不自覺地想吐，爬到床上痛哭，但哭完還得寫。想到第二天的六節課，她難受得想撞牆，那些備不完的課時又只能用練習課代替。
痛苦的不止老師，一位家長在群里發送完創衛問卷的截圖後抱怨，「還以為是學生的成績問卷答題，進去看了淨是些沒用的。」艾金夾在中間十分窘迫，應領導要求，這類問卷她已經在群里轉發了三次。
圖源：受訪者
城市教師也舉步維艱，從教17年的小學老師顧盼被困在越來越多的文體活動里。
她記得，入行的頭幾年只有六一、國慶等節日有活動，大家會用兩到三個星期精心準備。漸漸地，就變成一個活動剛做完，下一個活動又來了。而現在的情況往往是一個活動還沒結束，另一個活動又大張旗鼓地開始了。
「以前差不多會提前一個月發通知，現在可能就提前半個月吧。相當於通知一下來，你馬上就要去準備了。」
除了時間的緊迫，活動的形式也愈發複雜。
以往只需要朗誦的誦讀比賽現在需要配上音樂、動作、道具、服裝、PPT，「這種展示出來是好看的，但工作量會成倍增加，對孩子來說其實有點華而不實。」
在精美的PPT、悠揚的音樂、亮眼的服化道下，朗誦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在上級要求下，顧盼帶學生爭分奪秒地準備。原本用來備課的時間被構思、策劃佔用，有的老師甚至會犧牲主課幫孩子們排練。
這麼頻繁的活動究竟有何用處？顧盼說不上來，只能揣測，「可能校長向上級匯報總結的時候比較好看吧。」
老師們還承擔着安全工作的重任。比如每周一次的站崗，早上七點半到放學的每個課間，顧盼都需要站在樓層過道，監管着防止孩子們發生安全事故。這本是她批改作業和進行思想教育的時間。
有的孩子看自己空手站着，也會拿作業來批，但在校長「必須專心站崗，不能批作業，不能做思想教育工作」的發話下，顧盼只能讓學生把作業本放回教室。
一直忍到站崗結束，她才能拾起欠了一天的教學工作，加班加點地完成。而沒有及時進行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難以彌補的，孩子的忘性大，隔天再教育，效果會大打折扣。
至於監管效果，那就是另一種窘境了。
一次顧盼遇到陌生的同學在走道上飛奔，她喊不出名字，只能叫着，「那個穿紅衣服的，你停下來！」那孩子像沒聽見似的一溜煙跑走了。等他跑了一圈又回到顧盼跟前時，她試圖伸手拉孩子，結果不但沒拉住，自己的手還崴了一下，而那個孩子又「噠噠噠」地跑遠了。
回憶起這段，顧盼覺得好笑又無奈，「這可能對乖孩子和認識你的孩子有用，不認識你的孩子睬都不睬你的。」
如今，老師們承擔的安全工作範圍已經從校內擴大至學校周邊，乃至整個城市，各種匪夷所思的任務接踵而來——「監督家長戴安全頭盔」「暑假期間巡河」……
老師們深感莫名其妙卻不得不做。他們戲稱自己像任人指揮的牛馬，像「六邊形戰士」，卻唯獨不像個老師。
以上這些只是非教學任務的冰山一角。**所謂職責像漲潮時的海岸線，被海水無休無止地推向更遠處。而教師們在一次次快要溺水時掙扎着浮出水面，期盼沒有來期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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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網住的沉默
「為什麼老師不反抗，不拒絕呢？」
23歲女教師自殺的新聞底下頻繁出現這樣一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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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同樣的問題，已經離職的小桃說，「我身處其中的時候也覺得很難去對抗，四周好像有密密層層的網，空氣稀薄，讓人無法呼吸。」
工作時，她時常覺得自己像個行屍走肉，領導、同事、家庭、社會輿論……自上而下，由內到外的壓力都讓她身不由己。
在這裏，請假似乎是不被允許的。
在身體實在撐不住後，小桃請了次病假，隨後便被校領導約談，「為什麼別人都行只有你不行，趕緊回來工作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而另一位年輕同事請病假後，一位老教師和她的搭班老師奚落這位同事，「以後要多上課了，因為她經常生病。」
時間長了，小桃覺得似乎有病也不能請假，不管怎樣都要上課。
漸漸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聽從內心的聲音好像變成了一種「錯誤」，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界限變得曖昧不明，只有違背心意的痛苦是尖銳可感的。
同樣身不由己的還有艾金。她曾被交代完成文化戶口冊的內容，需要挨家挨戶地打電話，了解兒童就學情況。
其中一戶人家的電話一直打不通，艾金向領導反映，只得到一句，「這種事要自己想辦法，不能說打不通就不做了。」
中午吃飯時，領導提起這一茬，數落艾金年輕沒經驗，遇到困難不知道自己想辦法解決。晚上艾金又被叫去談話，依舊是那幾句批評。
她嘆了口氣，「我人生地不熟，連那個人是誰都不知道，我沒有任何辦法，就是這樣也要被追着說教一頓，我不敢想像拒絕了工作會是被怎樣『教育』。」
她們就像螺絲，被不斷地擰緊又擰緊。旁邊的螺絲有的鏽了，有的斷了，她們知道，總有一天，自己也會受不住斷掉。
艾金想過辭職，但在發現需要7萬的違約金後，她說，「擰我的扳手下重力了。」
她的家庭並不富裕，母親在一家小廠做工，父親的單位不景氣，現在每個月工資在兩千塊左右。
小時候的六一兒童節，她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吃烤腸，旁邊的小孩私語，「你看她盯着看。」在小同學們湧進便利店搶購麵包時，艾金也擠進人流，但兩塊錢的麵包在手上停滯了幾秒，又被默默放回，「我只有一塊錢。」
現在，那個買不起麵包的小女孩默默熬着，努力攢錢，希求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真能攢夠7萬，脫離苦海。
但就像馬里奧的闖關，攢夠所有金幣不是唯一的通關條件。
對艾金而言，父母的不支持是辭職最大的阻力。他們說「編制是鐵飯碗」「當老師很有面子」「這是最好的工作」云云。而對艾金忍受的工作重壓，他們漠然置之，「什麼工作都這樣，再忍忍。」
現在艾金不再和父母談起這些，她知道答案是被釘死了的。
考慮再三，小桃向校長提交了辭呈。
面對她的辭職申請，領導拖着沒批，反覆打電話給小桃父母施壓。同樣是那套和編制有關的話語，小桃的家裏人用貶低的方式輸出，「像你這樣沒能力的人，辭掉編制什麼工作都不會要你！」
極端的時候，他們以斷絕關係相逼。
在一天天的辱罵中，小桃哭到崩潰。從教一年的經歷讓小桃患上了抑鬱症，她曾無數次想從樓上一躍而下，想一口吞下所有的藥，她苦笑，「他們寧可失去我都不願意失去編制。」
最後，強烈的求生欲讓小桃捂住耳朵跑出了圍城。
從何而來的非教學任務
2019年10月，鄉村教師李田田發文《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各級領導針對基層學校的頻繁檢查，迎檢、扶貧、寫通訊稿等等非教學任務令教師不堪重負。
這篇文章引起輿論譁然。兩個月後，中央印發《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指出應切實減少非教學任務，「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教師」。
2022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佈《關於禁止向學校攤派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漲粉」「評比」「推銷」等指令性任務的通知》。文件規定，自2022年9月1日起，禁止攤派非教學任務給老師。
2023年10月，23歲的小學老師墜樓自殺，留下了還未完成的各項檢查、評比、活動。
就像攔不住的洪水，即使築起一道又一道大壩，依然會傾瀉而出，最終一位年輕教師用結束生命訴說自己的反抗。
令人疑惑的是，非教學任務為何屢禁不止，它們到底是如何進入校園的？
為了更好地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邀請了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雷望紅分享她的看法。
近幾年，雷望紅與其研究團隊奔赴河南、湖北、湖南3省9縣進行縣域教育調查，形成研究著作《縣鄉的孩子們》。在書中，她結合豐富的一手資料，深入探討了教師們所承擔的非教學任務的由來。
雷望紅表示，大量非教學任務的出現與我國當前的規範化建設、精細化管理等要求有密切關係。
規範化建設注重工作落實和留痕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督促工作落到實處。但在問責機制的壓力下，各部門往往會產生大量材料和文件以證明工作開展情況，而精細化管理又可能導致工作過度細化，原有任務量成倍增加。
例如某些學校的禁毒工作，不僅要開展相關會議，還要組織學生參加禁毒知識競賽、禁毒作文比賽、畫禁毒手抄報等等。
每個小活動都需要策劃總結、拍照拍視頻留痕，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這無疑耗費了老師們的大量精力。部分一線教師還反映，本來學生對毒品知之甚少，但禁毒工作「過火」後，反而可能激起一些學生對毒品的好奇。
可見，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矯枉過正，不僅增加教師負擔，還可能適得其反。
那麼，這些任務產生後為何會進入校園呢？
雷望紅認為這與學校的組織特性有密切關係：
一，學校高度組織化，內部分工明確，容易找到責任主體；
二，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時間彈性；
三，教師隊伍的文化水平高，完成上級任務的能力強；
四，學校是一個高度動員型的組織，師生高度服從組織安排，具有紀律意識。
在這幾點優勢的加成下，相對於其他部門，學校容易更快更好地落實工作。這也使得縣政府在區域競爭的壓力下，更傾向於將任務分派給教育局以完成政績，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非教學任務。
而教育局被納入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體制後，就進入了對上負責的階段，即下級要對上級交代的事負責。在這套體制下，下級難以違抗上級指令，只能回應和執行。
同時雷望紅也指出，相對於其他掌握人、錢和各種項目資源的強勢部門，教育局處於弱勢地位。
此前，孫敏在接受騰訊新聞知識萬象的訪談時也提到，他們曾詢問教育局領導和科室負責人「為什麼不能幫學校擋住上面壓下來的任務」，相關人員表示，「就算其他部門不通過政府來施壓，我們也不可能次次拒絕，因為我們老師職稱定級、學校發展需要的項目資金政策支持，都在這些部門手裏！你不配合，以後你有求於他的時候，怎麼辦？」
上級的指令加上平級部門的強勢地位，教育局被圍困其中，只能妥協。大量非教學任務就此層層下發，開始進入校園。
繁複的工作主要堆積在小學和初中。由於高考是教育政績的集中體現，高中校長比小學、初中校長更有底氣拒絕與教學無關的工作，因此義務教育階段的老師明顯需要處理更多的瑣碎事務。
而在結構性缺編的環境下，諸多中小學的在編教師被迫同時承擔教學與非教學事務，就像艾金那樣，需要抽出課餘時間，挨家挨戶打電話填寫文化戶口手冊、統計問卷數據等等。
而這種情況的結果往往是更具機動性的教學空間被伴隨強硬命令的行政事務擠壓，教師失去教學自由，學生的學習環境不再純粹。
「辛勤的園丁們」面臨的是結構性困境，是一套已自成邏輯且運轉「良好」的系統，這不是一篇文章、一次調查、一個簡單的呼籲能輕易撼動的。
可無數處在系統末端的教師依然苦苦掙扎，反覆追問着呂老師遺書中的那句，「什麼時候老師能只做教書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師怎麼能教出積極樂觀的孩子呢？」
呂老師走後的第7天，艾金講完練習冊，拉開一張凳子坐下，雙眼無神，呆滯放空。她恍惚想起八年前的某個午後，她的初中語文老師也這樣坐下，帶着同樣的神態，呆滯地望着不知通向哪裏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