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範圍，標記着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像的沉重。
失業的第605天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望京的辦公室里，吳奕還在跟遠在上海的團隊電話溝通第二天出差的行程。她是令人仰慕的職場標杆：38歲，北大碩士畢業，供職過百度、微軟，在互聯網全盛時期踏入大廠，帶過100人的銷售團隊，給公司掙過幾個億，年薪百萬。
僅僅1個小時後，她失業了——大廠業務調整，她被掃地出門。
一開始，她的計劃是瘋玩兒、休息，但很快，她發現自己早就習慣了「每天一睜眼schedule（日程）排滿的日子」，脫離工作就像「呼吸性鹼中毒」，使勁兒呼吸，卻因為缺氧而頭暈目眩。過了三周，找工作的焦慮如期而至，「花店關了，花還要開」，她打開招聘軟件，短短几天裏，高效溝通了313個崗位。
我們在亞運村附近的茶餐廳見到吳奕，她留短髮，墨鏡搭在額頭上，看起來利落、幹練，一個典型的女性高管形象。但偶爾，她流露出自我懷疑。懷疑來自於重新求職的挫敗——313個崗位，只有20個要走了她的簡歷，軟件上「投遞簡歷不合格」的通知刷了屏，待面試的崗位0。「我不認為我連簡歷關都過不了。」她驚呼。
茶餐廳隔壁座位的人聽到這句話，走過來想給吳奕介紹工作。她下意識地問：「您是做保險的嗎？」隨後她解釋：「現在主動找我的，要麼是賣保險，要麼是做微商。」語氣里有一點苦澀和自嘲。
大約是2021年的尾聲，一家外企的總監林北，也失業了。
失業這兩個字，此前他覺得和自己毫無關聯——就在前兩年，還有獵頭來挖他，是某大廠300萬年薪的崗位，他覺得「不夠長期投入」，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但現在，「工作變得難找」——大環境不好，招聘條件收緊，獵頭髮來的每句話都是質疑。他被其中一個要求奇高的崗位嚇到了，一個GR（政府關係）總監，要求有衛健委、發改委、公安等一系列資源，薪資卻低到「令人發笑」。
企業高高在上，求職者無比卑微，即便是曾經的總監。林北有場面試被臨時改了兩次，先定上午10點，後來說面試官有事，改成下午2點。等林北準時抵達，對方又說抽不出時間，再改成下午4點。
他急需一個成功的offer，哪怕不是自己滿意的，也能提提氣。今年9月的一天，終於有獵頭說恭喜，他得到了某公司負責人親自面試的機會，成功概率很大，「上百份簡歷，篩了最後一圈，基本上就是這幾個人之一」。
拿出好久沒穿的正裝，出發前仔細打理頭髮，走進辦公室，林北講從前的履歷，參與的大策劃、大項目，但對方說：「這些跟我要的不一樣。」他反問，您對PR的理解是什麼？對方身體向後一仰，說PR就是接待領導，「每天來我們這裏參觀的領導還挺多的」。
林北愣住了。在獵頭的描述中，這家是知名民企，產品蜚聲國際，拉滿了他的期待值，事實卻是「想繼續造飛機，人家讓我去擰螺絲」。預期不匹配，面試以失敗告終。
他在心裏計算着，這是自己失業的第605天。
最近兩年，有許多像吳奕、林北一樣離開大廠或外企的人，他們大多在35-45歲之間，坐上了管理者的位置，拿着100-200萬左右的年薪，被看作職場裏最頂尖的人，打工人的天花板，是「高P」——阿里習慣用P加數字來劃分員工職級，P1到P10，P8是分水嶺，之下是基層，以上是高層，也被坊間稱為高P。高P不只是一個頭銜，更關係着薪資待遇、業績要求，延伸到其他大廠，是不是高P，也決定着下一份工作的起點。
35歲的李玥畢業後就進入大廠，輾轉12年，在N家大廠間橫跳，拿到了百萬年薪，職級達到了P8；
75後傲銘從廣告公司的總監職務跳槽到大廠的P8崗位，獲得價值千萬的期權；
小野抓住了互聯網最後的繁榮，35歲進入大廠，擔任中層管理者，在北京買了房；
上海人佟瀟瀟從小就是「卷王」，大學上985，研究生出國留學，托福考過滿分，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學校，2008年回國進入外企，一路向上攀爬，成為諮詢公司高管。
但一夕之間，水溫驟降，他們在最近這一兩年失去工作。
林北定居在天津，以前手機天天響，去天津的下屬們再忙也會給他打個電話，約見面，說「跟您報個到」。失業後的世界很安靜，曾經熱絡的人，發了一條帶着天津定位的朋友圈，沉默地來，沉默地走。
一次家庭聚餐，親戚突然問佟瀟瀟，你爸媽不住你家，小孩誰帶？失業前，佟瀟瀟跟愛人都在上班，父母照顧小孩。她失業後，在外企工作的丈夫也失業了，兩個人想在空窗期盡一盡育兒的責任，讓父母回了老家。但面對親戚，「失業」兩個字，兩個人都說不出口，提問掉在了地上。
還有對工作、生活本身的懷疑。吳奕把工作比喻成「小白鼠跑輪子」。「當你是小白鼠的時候，沉醉於奔跑的感覺和努力的錯覺，但當你跳出籠子，環顧一圈，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原地奔跑，不知道工作干到哪兒去了，能量又去哪兒了。」
工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範圍，標記着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像的更沉重。
震盪
飛機上下顛簸，放下來的小桌板跟着座位一起劇烈抖動，「遭遇氣流」的提示音仿佛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小野心想：「我的人生，不會停留在這趟航班上吧？」
這次從北京來上海，小野的核心任務是「力挽狂瀾」。公司業務裁撤，作為中台支持部門中層的小野和兩位組員都將被裁員。兩位組員，一個剛來不久，還沒轉正，另一位是老員工，也快要40歲了。在門檻越來越高的互聯網，這可能是她們在大廠最後的機會，小野想找業務部門領導——掌握着裁員話語權的人，最後爭取一次。
飛機落地，遇上一場淒風苦雨，她「殺」到公司，給領導發了消息，對方一開始已讀不回，後來回復「暫時沒時間」。她沒放棄，找同事求來了領導第二天的時間表，「我直接把他時間mark住了，就說約了你明天幾點到幾點」，幾個小時後，才收到了一個字，「好」。
她期待着見面。晚上在酒店準備了幾十頁PPT，包括過去一年她和組員做出的成績，跟其他業務部門的合作，反覆練習話術。真見到了領導，來不及匯報，對方板着臉，將她帶的項目從頭到尾批了一遍：有漏洞、不妥當、毫無必要。談話的最終，領導指着幾張宣傳物料圖質問她，為什麼是你們做，不是設計部做？為什麼要多花這部分錢？她辯解，沒有花錢，自己人做的，領導用憤怒噎住了她：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回到酒店，小野哭了一場，「十多年的職場生涯，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事實上，她和團隊的所有動作，事先都曾經跟領導溝通過，「他不可能不知道」。很久之後，她問領導，為什麼「分手」不能體面一些？對方回答，你對領導層的要求太高了。
李玥決定離職的時刻，是在醫院裏。去年體檢，她查出一種免疫系統的慢性病，醫生警告她，要長期吃藥，定期檢查，工作強度太高、作息混亂是不行的，一旦發展到後期，一個感冒都能要了她的命。
當時的工作跟身體一樣動盪。公司在裁員，調整之快，快到大家都知道「這艘船在沉，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沉」。沒有人是安全的，元老說走就走，大領導也會在幾個小時後消失於公司，一整個部門，一百多號人瞬間失業。「不管是誰，不講任何情面，讓你走。」
每周五下午，她從公司出發，獨自去醫院，坐在診室里看着醫生擔憂的面孔，窗外是陌生又美麗的夕陽，她抑制不住地想，這種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在一次次出發中，思考工作的意義。受訪者供圖
吳奕也有過那樣的時刻。公司變化最快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像「人死之前只吐氣不吸氣了」，有太多無法掌控的事，只有心力一直被消耗。在領導的辦公室，她痛哭了一場，被懷疑「拿到了offer，演一場戲求領導放人」。兩個人最終達成一致，給彼此一點時間。僅僅過了一周，裁員發生了。通知她時，HR比她更緊張，手微微發抖，吳奕反而鬆了一口氣，問HR，北京的失業金怎麼領？
失業的瞬間，有驚訝，有疑惑，有輕鬆，也有失落。2022年的新年，林北在日記本里寫下：
廚房窗外昏黃色的快速路上幾乎沒有車駛過，目所及處的建築物也是漆黑的，加上這個城市早幾年前便禁了煙花炮竹，夜空也是沒有絲毫的波瀾。在本該熱鬧喧囂的日子裏，這個城市一片死氣，安靜得可怕。我掐滅了香煙，關掉了抽油煙機，把手機也調成了靜音模式，借着剛剛的一點酒意便去睡覺了。你可以說這是2021年的最後一晚，也可以稱之為2022年的第一天。於我來講，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含義：這是我最後一個工作日，醒來後就是我失業的第一天。
高P失去工作，原因是多樣的。獵頭公司創始人兼CEO梁天諒有16年的行業經歷，根據他最近兩年的觀察，高P失業，原因主要有三個：行業整體衰落，比如地產、在線教育、互聯網等；大公司增速放緩，為降本增效精簡組織、裁員；還有高管們的45歲危機。「做到了副總裁級別，年薪200-300萬的高管，工作內容實際上用一個年薪100萬的也能幹。」
當下，起着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前兩者。吳奕和小野的失業都與公司戰略調整有關，林北失業，是因為所在的快消品行業因為疫情影響經營，又沒趕上直播帶貨的風口，銷售額跌出新低，總部撤資。林北先幫公司把其他員工裁掉，再把自己也裁掉。
海平面一旦發生波動，職場氣候就有了最根本的改變。
好的時代，不辜負努力的人
每一位失業高P，都無比懷念自己最初工作的十年。
1999年，傲銘從老家廣州出發，到北京一所大學研修。元旦跨年，他跟同學一起爬長城，在漆黑寒冷的夜裏許下心願：進最好的廣告公司做事。
研修結束，他去了上海的一個電腦城。當年ebay收購了易趣網，一個美國的市場負責人在電腦城辦活動，傲銘跟他對接。初入職場的傲銘熱情、機靈，對方只要求他提供場地，但他會主動告知音響放在哪裏效果更好。所有的電話他都立刻接聽，及時回復，「提供了超出期待的回饋」。工作結束，那個美國人要走了他的簡歷。
三個月後，傲銘收到了國內最大廣告公司的面試邀請，他早上飛到廣州面試，下午飛回上海。等回程飛機時，HR打電話問他，面試通過，什麼時候上班？他在機場尖叫出聲，「突然間有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後來他才知道，美國人曾是廣告公司高管。
剛進廣告公司，月薪只有2800元，但傲銘願意最早來公司，最晚離開，公司的保潔阿姨跟他最熟，每天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他。那時沒有星巴克，沒有咖啡機，早上，他在茶水間沖三勺雀巢速溶咖啡，「咕嘟嘟喝完，啪，開電腦開工，一直開到半夜」。又過了三個月，沒有人通知，他也沒主動提，工資漲到6800元。之後5年，他接連升職，成了公司里第一個總監級別的中國人。
這段經歷，足以寫進早些年的職場雞湯、成功學教材。傲銘覺得，職場教給他兩件事：只要肯努力工作，這個世界不會對你太差；你可以成為改變另外一個人命運的人。
如果有一副人生地圖，可以看到高P們曾經從四面八方出發，來到同一條名為「工作」的軌道上，馬不停蹄，向前奔跑。
吳奕的起點是一個江蘇小鎮，大學畢業，她涉足過互聯網大廠、外企、創業公司，最看重的是「個人成長」，從沒在乎過賺多少錢。李玥2010年畢業，加入了一家產業互聯網公司，歷時4年，從市場部門的基層做到負責人的位置。市場部的要務是打造品牌，擴大公司和產品知名度，李玥說：「那段時間就幹什麼都是熱血沸騰。」她帶團隊策划過幾百人的泳池派對用戶活動，拍攝過用戶的生活，視頻在全網傳播，有用戶留言「看哭了」。
成為高管前，他們都經歷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日子，有無限的熱情和精力，擅長自我說服和管理，行動力極強。傲銘在廣州上班時，公司離父母家只有20分鐘車程，但他只有春節才回去。吳奕習慣了會議從上午10點排到晚上9點，所有事務溝通、拉齊，她沒有gap year，「卷，從一家公司無縫銜接到另一家公司，這邊辦着離職，那邊聽着新人培訓」。
2012年前後，互聯網公司把所有傳統生意重新做了一遍，吸引了大量的錢和人，財務自由的神話隨時上演。小野曾經在望京辦公，下樓就是掃碼一條街，創業公司的地推把整條街鋪滿，掃碼送紙巾、玩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見證了美團和餓了麼的較量，滴滴跟優步的大戰，O2O的興起和P2P的繁盛，「熱血沸騰的，每天都特別熱鬧」。擁有敏銳嗅覺的人，可以抓住每一個躍遷的機會，從一個風口趕往下一個風口。
傲銘在2013年前後發覺了廣告行業的頹勢，沒有了曾經的成就感，在各個公司反覆跳槽、折騰了3年後，他決心要進阿里。那年他38歲，他告訴自己：「再不進入互聯網，我就被這個時代拋棄了。」
經過三輪面試，他加入當時還屬於阿里的螞蟻，月薪稅前2.8萬，只是他在廣告公司的一半，但他心甘情願。小野2020年跳進大廠，從前上班20分鐘的路程，換成離家30公里、每天通勤超過三小時。
傲銘、小野駕着船去往下一個島嶼，也有人滿足現狀，停留在原地，比如林北很年輕時進入外企，在那裏工作十年。有人即便沒有漿，也被風吹向一片新大陸，吳奕的第三個東家被國內最頂尖的大廠收購，她因此走上職場巔峰。
大廠氣候豐富。早期的阿里提倡自由、包容，傲銘說，園區裏有一次抓到了一個小偷，因為穿着西裝，一眼被認出來，「阿里怎麼會有人穿西裝？都是奇裝異服的」。擴張最迅速時，傲銘在阿里聽到過全國各地的口音。後起之秀字節業務廣泛，被稱為「宇宙廠」，那時它有最好的福利，免費下午茶、每月1500元的租房補貼、加班打車報銷、父母生病也可以用的商業保險，是標配。這裏的人們互稱「同學」，平等代替了階層森嚴。
大廠逐漸佔據了職場生態的頂端，它們的氣息通過上下游產業鏈、社交媒體、公司文化的佈道，影響了大量公司和一代打工人。人們約定俗成：職級和薪資可以靠跳槽來提升，總有大廠願意為人才多付出30%的僱傭成本。字節和快手激戰正酣時流傳着一個段子：「張一鳴欠你的，宿華會還」，而阿里職級體系里的P8被看作一個門檻，一個象徵，如果你35歲沒有升到P8，就再也不會了。
30歲後，李玥唯一的目標就是夠到天花板。她把頭部互聯網大廠跳了個遍，除了一家產業互聯網公司，美團、阿里她都短暫登陸過，而她的最後一站是薪資、福利都很好的大廠，到這裏，她的職級相當於阿里的P8。
工作贈予的一切
人們沉浸在工作里，並不是自我洗腦，而是工作提供了實打實的好處。
比如錢。小野剛剛到廣告公司工作的2007年，月薪1500元，22歲，她把當時30歲、月薪1萬的總監當作一個職場藍本，夢想自己30歲時也月入1萬。等那一天來臨，她的月薪早已達到3萬以上。
在螞蟻，雖然每個月到手的錢打了對摺，但給了期權，按照螞蟻巔峰時期的估值，上市後，傲銘可以拿到價值千萬以上的股票，財務自由只有咫尺之遙。
「我記得那會兒大家去日本旅遊，把一線大牌店都給佔領了，每個人都背一個奢侈品包回來。」除了日本，小野看過泰國清邁鹹蛋黃一樣的落日，餘暉照在人身上；欣賞過越南下龍灣清澈的海水，翠色的海面像一匹閃着光的綢緞。還有一次，她跟愛人沿着美國的海岸線自駕游，野生的巨大鵜鶘出現在眼前，攤開肚皮的海豹躺平了曬太陽，沒有憂愁，沒有危險，像一個童話世界。假期只要空下來，傲銘就會飛往日本、北歐、馬爾代夫……「你會覺得這世界就在你的手上。」
記錄每一次旅行受訪者供圖
錢和消費主義堆砌起一種中產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時，傲銘住在建於20年代的公寓樓里，推開窗戶可以俯瞰道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每個季節變換着顏色，出門50米就是武康路，如今最知名的網紅打卡地之一。
他喜歡攝影，新出的幾萬塊的相機，就算月光也要購入。他家的柜子里至今還有大大小小、不同型號的相機、鏡頭。他對上海和杭州的酒吧、米其林餐廳了如指掌，出門從來不坐地鐵，「太悶，我一定要生活在敞亮的地方」。
進了大廠，中產生活會被定義得更具體：旅行、小眾愛好、北上廣的房產，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小野買房是在2016年，周末的間隙，她刷了30萬存款，加上父母贊助的一部分錢，買下一套位於朝陽區、總價350萬的房子，之後30年，每個月要還1.5萬的貸款——恰好是她剛工作時夢想的30歲薪資。她買房時，一位馬來西亞同事表示不理解，瘋了嗎？背30年債務？只過了兩年，看到了國內、國外房價飛漲，同事在吉隆坡買了房。林北的兩個孩子上的都是天津最好的國際學校，佟瀟瀟的女兒從2歲開始上昂貴的托班。
工作還教會了他們一些經驗、規則、奧秘，被成功學稱為「管理經驗」「職場寶典」。
李玥自稱「一開始是一個很差的管理者」，在公司時，她的團隊人才流失率「恨不得全公司最高」，10個人，半年後只剩下她和一個員工，但她只用了一年，把它變成「最好的團隊」。
她的秘訣是同甘共苦、承擔壓力。做了領導，不代表可以做甩手掌柜，有緊急的項目加班，她留下來陪團隊一起；組員做的項目不符合預期，大領導發了火，在辦公室大吼大叫，她沒有爭辯，轉身溫和地安撫組員。她擅長甄選好員工：「招對自己有要求的人。一個想做好事情的人，你把他放在好的環境裏面，他就會自己想辦法。」
管理員工不是最難的，如何處理跟上級的關係最耗費精力，也最關鍵。它也被大廠人稱為「向上管理」：面對強勢、自我但業務能力強的領導，需要克服自己的逆反心理；遇到進公司早但能力有限的老闆，「即便他沒有想清楚，你也不能點明，得配合他去做事情，同時規避風險」。
掌握這些就像拿到了打開寶藏的密碼，擁有更完善的裝備，重新踏上旅途，成功的幾率大幅增加。
工作也帶來了成就感，投入的努力像一塊大石頭扔到湖面上，「它是有響的，水花能濺起來」，團隊干一個項目爆一個項目，李玥和團隊把公司里的獎拿了個遍。離開幾年後，競爭對手還在參考當年她和團隊的策劃案。
完美工作也決定着家庭和社會地位。每當弟妹們升學、工作，都專門請佟瀟瀟吃飯，找她諮詢該填什麼志願、第一份工作進什麼樣的公司。在家族裏，她的人生像是一個完美模板，後來者努力把自己的腳嵌進她的每個腳印。
當時只道是尋常。吳奕把一切看作理所當然。「就好像你坐上一趟車，不會因為說下一站到濟南你就好開心，因為你知道你就會到濟南，你都已經研究得非常充分，這趟列車就是開往濟南的，對吧？」
時代機遇、行業的上行、社會定義的價值，這些與工作本身擰成了一條共同的繩索，牽引着年輕人渡過河流，登上山巔，成為一個世俗意義上成功的中年人。
怎麼突然不體面了？
傲銘開始漂流。大約是2018年，他換了一位領導，對方並不信任他，只給他安排瑣碎的工作。「她的老闆過生日，要拍個視頻，我被指定做這件事情。」
阿里有內部轉崗的傳統，他先轉去飛豬，度過了開心的兩年，但領導更換，重複的故事再次上演。35歲門檻日漸變成不成文的職場規則，40歲的傲銘找了十幾個崗位，連面試都無法參加。HR直白地告訴他：「就算我給你面子，你能面試，但是你都超35歲了，業務那邊要你幹嘛？」
這是一場悲涼的旅程，4年時間，傲銘去過3個業務線，4個崗位，在倒數第二站，才工作兩個月，領導就讓他「自謀生路」。偌大的公司沒有他的工位，他在茶水間的桌子上辦公，每當同事來接水、沖咖啡，他會不知所措地擠出一個笑容。
原本他有財務自由的選項，在螞蟻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後，選項暫時關閉。那天晚上，他跟不少前同事一樣沒睡着覺，在心裏罵了一句，「what the****.」
每天早上一睜眼，他就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找到一個好的崗位」，他不停地修改簡歷，不停地刷內網，看有沒有公佈新的轉崗。他用過去在職場上的光輝安慰自己：「我不是一個特別差的人，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那些在大廠積累的經驗、法則最後一次創造了奇蹟。天貓的某個崗位接受了他，入職時，負責人說：「你在釘釘里跟我說，『你見我一下，我一定可以幫到你』，這句話讓我覺得你是一個靠得住的人。」
但這份給他最後溫情、肯定的工作，因為父母生了重病，很快結束了。先是他的爸爸感染新冠，發展成重症，花了半年，恢復了一些，但一直有的慢性腎衰竭迅速惡化，接着，媽媽確診了急性白血病。
人生的殘酷和無常在這時顯露出來。媽媽因為全身免疫系統潰敗，獨自離開。爸爸病情加重時說自己有兩個心願，一是在家裏離開，二是希望最後一刻躺在兒子的懷裏。他實現了爸爸的願望。葬禮上，傲銘控制不住地流淚，「從此以後，我就是沒有爸爸、媽媽的人了」。
人到中年，時代、工作、家庭的重壓一起落下來，而他最後悔的是，從前怎麼沒有多陪陪他們？他把太多時間交給了工作。
變化落在個體身上，有時是急風驟雨，有時又像漸次落下的雪，走着走着，肩上傳來涼意。
李玥剛到大廠時，「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錢花得多散，百萬以下的項目都不仔細看，沒有空，只看千萬以上的項目」。在線教育酣戰時，教育業務「恨不得一個月就得花掉一個億」。時間推移，能花的錢越來越少，從千萬降到百萬、十萬，最後變成0。
2021年，集團整體「去肥增瘦」，裁員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業務中。危機讓人跟人的關係變得緊張，一個活兒十幾個人搶着干，沒做出什麼成績，也要寫出長篇報告證明自己的價值。
管理秘訣一點用都沒有了，工作的幸福感漸漸喪失，身體越來越差。李玥想離職，又不知道沒了大廠的 Title、高P、高薪，自己還是誰。窗外風雨欲來，她不甘於現狀，期待被裁掉。她開始失眠，睜眼到凌晨5點，直到確診疾病，才下定決心離開。
走入職場下半場，王遠帆有個疑惑：如今的高P，怎麼會變得這麼不體面？
她的前東家在2008年時遭遇金融危機，效益不好，被迫裁員，執行總裁親自站出來向大家道歉，承認「經營沒有做好」，這是公司和高層的責任。去年，她工作的企業也裁員，賠償金拖了大半年沒發，她和同事們組成維權的隊伍，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過程很屈辱。公司財務答應了發放，但到了時間，只有沒去維權的人收到了錢，王遠帆覺得，「就是故意噁心人」。
據梁天諒觀察，這些年，中國的職場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公司與員工像「奴隸與奴隸主」，打工人賣身給公司，公司提供薪資、福利、穩定的上升空間，梁天諒的父母會覺得做獵頭不道德，是「挖牆腳」；後來，新的行業興起，創業浪潮湧來，大公司乘着風口擴張、爭搶人才，公司與員工趨向於平等，「優秀的人才你還得三顧茅廬，跳槽漲薪30%以上」——這是大廠和高P的蜜月期。
如今，公司和員工更像是互相看不上——公司不再能給更多的錢，為超出實際工作價值的部分買單，又期待着員工像過去一樣，為工作付出一切；員工們工作倦怠，追求躺平，討伐公司，只希望錢多、事少、離家近，社交媒體上最流行的話題是「整頓職場」。
李玥說，當年大家自願加班，沒有委屈和辛苦的概念，周五晚上得催同事趕緊下班；小野覺得，曾經「不是消極忙，而是一種積極忙」，加班都是開心的，凌晨1點，辦公室還亮着燈，放着音樂，有人提議要不要去吃海底撈。但在今天，打工人對工作的信仰在坍塌。
「年輕的時候，我的夢想是要拿康城廣告獎，到後面自己就看淡了，現實就是領導、用戶、甲方的需求是什麼，心氣兒一點一點被消磨掉。」小野說。
從前，王遠帆覺得工作神聖，要奔着最高標準去做，要成為行業標杆，這幾年面對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風險，至於標準、標杆，「我都不太care了」。
心態的改變，王遠帆跟自己前公司的VP聊過。VP向來對員工要求嚴格，永遠會對下屬說「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許近幾年經歷了什麼，他的話語變了，「他安慰我說，就是一個工作而已，你不要太認真。」
離開之後
焦慮、迷茫、失落……會在失業的初期接連抵達。吳奕打了個比方：「就是仰臥起坐你知道嗎？躺下覺得好放鬆，老娘要歇一陣子，想到下個月房貸還沒還，馬上坐起來。坐起來之後發現又是亂七八糟的事，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再躺一會兒。」
仰臥起坐的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工作到底給人生帶來了什麼，意味着什麼？
對李玥來說，失業本身就是一次成長，她在這份體驗里觸摸自我的形狀。她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工作改變了她的命運。在大廠，時間就是金錢，她習慣了快，出門要打車，買東西從來不看購物小票，雙11不做攻略，有一次回老家跟爸媽聊天，她滿腦子想的都是：「你們說話怎麼這麼慢？」
突然有了大塊時間，反而不知道怎麼度過。失業第一周，李玥把沒追過的熱門電視劇《知否》《琅琊榜》都看了一遍；第二周，作息混亂，晝夜顛倒；一個月後，「三餐終於可以正常吃了」。
吳奕把能約出來的朋友約了個遍，聊工作，聊人生，什麼都聊，希望從別人的經歷里找到一個突破的口子。一位朋友在做訓狗師，教狗狗怎麼上廁所，怎麼握手，朋友沒有結婚，也沒有小孩，沒有世俗定義里關於「成功」的一切，但輕鬆、自在，「看到這樣的生活狀態，覺得自己的下一站濟南特別無聊」。
工作就像是一些坐標和刻度，生活被安置得有條不紊。「職級、薪水，一直往上升，刻度讓人覺得目標是清晰的，很有奔頭，但真的跳出來看，如果按那樣的刻度打卡過一生，無非就是重複了很多人的一生，又怎麼樣呢？」
她不知道自己被工作變成了標準化的罐頭，還是生產了一部分罐頭，抑或是躲在角落裏看着罐頭如何生產。她唯一能夠承認的是：「我一點都不熱愛工作。我做好學生的時候，我在騙人，騙別人我愛學習，我是學霸；工作中我也在騙人，騙別人我高度投入，信仰工作。」
工作帶來的身份、角色，要求她像一個想像中的管理者一樣表演。「去洗腦別人也好，PUA別人也好，給別人畫大餅，我自己始終有一個清醒的人格在，看着自己是這個樣子，我會很痛苦。」她也說服自己，原諒自己，「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你要養家餬口，你有小孩，她要交學費，買新裙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妥協和懦弱，走不出坐標和刻度，才一直這樣不停地工作。」
無論如何，失業之後，生活總是要有個出口。
有人選擇暫停。小野踏上旅途，旅行中，每天都有新的風景，新的面孔，沒有精力去考慮太多。李玥計劃讀書，打算申請一所國外的普通學校，拿到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大部分時間裏，她們放鬆地享受從前不曾有過的新生活，只是偶爾恐懼旅行結束，「你不可能一直旅行到90歲」。
停下腳步，看看秋天的風景。受訪者供圖
動輒上萬的房貸不會因為失業而消失，沒了收入來源，只好開源節流。從前出遊總是訂上千元一晚酒店的小野，現在住200元以內的民宿；李玥在考慮從整租換成跟朋友合租，也開始搶群紅包、做電商平台的滿減攻略。真理倒置過來——「錢比時間重要了。」
也有人還沿着過去的方向前進，但是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駕駛方式。傲銘的朋友拉他給泉州一家新能源企業做顧問，在泉州、廣州、深圳三地出差。有一份充實的工作，壓力不大，雖然賺得不多，但傲銘很滿意。當然，他還期待着螞蟻上市，並打算之後依舊做這份工作。吳奕則走上了創業的道路，最近一周，她正在招兵買馬，組建自己的MCN公司。這是她擅長也喜歡的事。
還有人仍然在找工作。
王遠帆的衣櫃裏，80%的衣服都是適合辦公室的正裝，有一條卡其色、雙排扣的長裙，300塊，購於2009年。在一個她自己策劃、有100多位行業重要人物參與的沙龍上，她穿着它站上台，掌控全場。人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一個輪迴，裙子沒有扔，工作卻丟了。此刻的裙子是一個關於她本人的象徵——長久地掛在衣櫃裏，等一個穿出去的機會。
從前的工作太專精於細分賽道，合適的工作難找。連續受挫後，她寄希望於運氣和玄學。夏天末尾，她去了趟雍和宮，在偏殿裏，師傅讓她拿一個供果，在橙子、葡萄、香蕉之間，她選了香蕉，好剝皮。回家後，她咂摸了很久，如果是橙子，是不是「成了」的意思呢？又想了想，不對，香蕉也可以是「成交」。
像林北一樣，她最渴望的不是賺錢，而是一份工作。「不算延遲退休的話，還有很長的20年的時間。」她不再信仰工作，卻依舊需要工作，有時還會做幾個「仰臥起坐」：「工作順利的人有自信的表情，說話很大聲，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應得的，甚至覺得現狀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失業的人有沮喪的臉，敏感的心，不敢對未來有打算，不想和誰說話，卻突然莫名地、強烈地渴望一樣東西，可能是非常想吃一個甜點，想要一件衣服。」
春去秋來，還沒找到工作。她最終用電影《侏羅紀公園》（1993）里的一句話安慰自己，「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她相信，自己也會有一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