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覺兄：
他鄉遇故知——能在香港和你相晤，實乃大喜之事。但我們都忙於折腰掙米，數次見面都沒有時間促膝細談一下58年別後詳情。再三思慮，不如趁我在空閒時將話寫下來，讓你在空閒時看，你說好嗎？
自56年偉大領袖毛主席施「陽謀」號召全國人民大鳴大放起，至57、58年反右鬥爭止，全國挖出了55萬右派份子。往事歷歷在目，記憶猶新，這一段可怕的經歷使我永志難忘。
58年元月第二次反右（補反），承本班支委會提名我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提交群眾「審判」。按共產黨的慣用手段——對鬥爭對象無限上綱，不擇手段地罪惡化、妖魔化——我被強加上貪污、盜竊、詐騙、參加黑燈舞會和右派言論等五大罪惡（內容見注），打翻在地，再狠狠地踩上一隻腳，要我永世不得翻身。反右領導小組隨意地下了個決定：「提交公安局法辦」。58年2月5日晚上九時左右，我打設計室中走回宿舍後，有人通知我：「保衛科王科長找你，要你馬上去保衛科核對材料。」於是徑去校門口的保衛科。剛抵保衛科門口，見到門口停着一輛公安局的小型吉普，頓時使我身上一凜，一個意念像閃電般在我腦中顯現——暴風雨即將來臨。
我心中盤算，必須儘快離開交通大學，而且還不能從校門出去。我深信值此時刻三扇校門一定都已接獲通知，絕對不會放任我外出，只有番禺路接近淮海西路處，有一個蘇聯專家的花園別墅，其圍牆轉角處有一對長年關閉的木門，這對木門最多只有兩米高，年輕人可以輕易地翻越而過。但是轉而一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介草民，無財無勢又能逃到哪裏去呢？而且憑良心說，我並沒有實質性的罪惡，完全不必潛逃！這一逃避倒反而加重了罪孽（當時政治上天真幼稚，一沒有想到人可以不憑良心，二沒有想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特點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以不按法律定罪）。一邊想着，一隻腳已跨進了保衛科，當即被拘捕送去了徐匯分局。這一行，幾十年都回不了家。
58年10月份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以「破壞革命秩序」一案（總算沒有定為「反革命」案）判處我有期徒刑五年。接着就被塞入鐵悶子火車，押送安徽省治淮總隊勞動改造，在淮總第一工程支隊「修理地球」。五年內先後在安徽省陳村水電站、門台子三級管道、裕溪口鐵道改線、馬鞍山金礦公路等近十個工程所在地做土石方，所謂「拆地球、補地球」是也。所到之地農民生活艱苦程度已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按政策規定我們的生活應低於當地群眾，因此我們的苦難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初抵時在皖南山區徑縣陳村水庫服勞役，當地的環境衛生惡劣到無可言喻的地步，遍地是蒼蠅，好似一層黑色的地毯一般。隊裏規定乘飯後休息短短十餘分鐘時間，每人要滅蠅二百隻。由於蒼蠅數量多得出奇，隨便拍拍，俯拾皆是，因此完成任務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蒼蠅五百餘只，本待上繳，但想到每天日以繼夜地肩壓着幾百斤的重擔，過着非人的生活，又有什麼意思？於是我將五百餘只蒼蠅和水一齊吞了下去。緊接着廣播中立刻狠批、咒罵起來，說是：「勞改人員陶增烈為了抗拒改造，將打下的蒼蠅五百餘只一氣服下，企圖對抗人民對他的改造……」至此，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豈能懼怕區區批判。但食蠅之後居然沒有死去，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
1959年之後，中國進入人為的三年大饑荒時期（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此期間，因饑饉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中國人民多達3000多萬人，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歷史上，達到因饑饉死亡人數的最高紀錄。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干土方工程的治淮總隊下屬的幾十個勞改支隊，更是粒米皆無。本大隊共有勞改勞教人員二千五百多人，距河南省人吃人的地段僅二百公里，幸好大隊決策後派遣了一個由安徽當地勞改人員組成的中隊二百餘人，每天上山採集野生植物的種子和根、莖之類（美其名為「小秋收」），回來曬乾磨粉供給全大隊二千五百餘人食用。野生植物之中，雖然含有少量澱粉質，但服食以後，並不能解決飢餓的問題，連屎也無法屙出。本中隊原有250餘人，居然有150人以上因黃膽、浮腫和鼓脹而病倒，每天勉強可以上班抬土的僅五十人上下。這個時期，勞改勞教人員因病死亡的更是數不勝數，無從統計。
每新抵一處工程，不論挖河抑或取土建垻，第一步就是清皮——將表面腐土、雜物去除。不論清皮由湖面開始，抑或從農田開始，全體「候補餓殍」會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因為可以趁此機會飽餐一頓（乃致多頓）。湖水一抽乾，稀泥中有魚蝦，捕到後用杯子盛裝，沖入開水就可生吞大嚼。即使挖掘的是干土農田，全無魚蝦，「候補餓殍」們還是興高采烈，因為每每挖到一尺深時，會有青蛙、蛤蟆穴居冬眠，取到以後，剝去了外皮，用開水浸泡，連內臟屎尿都不捨得丟棄，全部吞下肚中；逢夏、春、秋等沒有青蛙的季節，也可以挖到很多塊莖類野生植物，邊挖邊吃，大快朵頤（當然也冒有風險，有一次本人吃下了不明有毒根塊，喉管脹痛異常，數天都不能出聲說話）。有一次被我挖到一隻貯藏豐富的老鼠窩，聰明的老鼠（因為鼠世界中沒有荷槍實彈兇惡的鼠卒看押）早己逃之夭夭，遺下了一窩浸胖了的黃豆、花生，足足被我裝了大號搪瓷杯一杯子，供我大嚼了好幾餐。1960年的冬天，我就這樣生食了青蛙、蝦蟆數十隻之多。
按規定，改、教人員每十天洗澡一次。洗澡的那天，可以不上工地抬土，但並不等於可以停產休息，而是改作挖地、開荒、抬運糞便等農業勞動。61年冬天某日澡後，中隊派遣四十多個勞改人員抬了二十多隻幾百斤重的大屎桶，去幾十里外的荒山上積肥。途經一處已被當地農民挖掘一清的紅薯田時，和我合抬屎桶的夥伴小朱，無意地在鬆土之中踢到一隻農民遺留下的紅薯。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前面有帶隊的藍衣幹部，後面有荷槍實彈的現役軍人跟隨，而且還有四十多個飢腸轆轆眼中冒火的「候補餓殍」八十多顆烏珠極目相視着。值此環境，雖有孫悟空的能耐也無法可施啊！機警的小朱，卻不慌不忙地停下了腳步，放下屎桶，彎腰拾起地上的紅芋，迅速地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擔彎腰取物的瞬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們，但繼而見到被摘取的對象竟投入了屎桶，便消釋了狐疑。卸屎時，我們蓄意地落在最後，等別人倒完後，才走近坑邊倒屎。稀屎倒盡前，我伸手從屎液中取出紅芋，迅速地在泥土上擦了一下，一掰兩半，各取其一。在回程途中，抬着空桶，踏着輕鬆愉快的步子，在褲子上抹去了紅芋上的余屎，塞入口中大嚼了起來。
62年，土方大隊遷至門台子挖掘三級管道。門台子雖是個小站，但地處京滬鐵路沿線，交通較為便利。家父乘機趕來探訪一次，將家中數月中勒緊褲帶省下的糧食和副食品，全部攜來安徽接濟。收件時，獄卒們虎視眈眈，盡斂於目。家父一走，獄卒去叫來了管教科楊科員，檢查之後將聽頭豬油、聽頭魚、肉統統充公。充公理由是「你父親帶來的聽頭食物沒有貼紙，肯定是走私物品」。於是，我立即去信上海查問，母親回信告知：「年關事忙，僑匯商店售出之罐頭食品大部分無暇貼紙，將紙發給後命客人自貼。既然是自己食用，誰還會貼上商標紙再吃？幸好當時商標尚未丟棄，現寄上供你佐證。」商標紙呈上後，大隊副回答我說：「你的東西己處理掉了，不用再問了。」管教科科員，更無善言，命令我不許再提此事。勞改人員每月只准出家書三百字，無法出信上告。如今的訪民，還可以走動，作為勞改人員受到全天候監控，冤沉海底也無人問訊，向何處訴訟呢？在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萬念俱消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線生機——一天下午，收工回來，在大隊門口見到一個滿面鬍子的中年軍人，後面竟有兩個荷槍實彈的警衛員緊緊跟隨。不但如此，本大隊的大隊長也隨後唯唯喏喏。我一想，這個人不是支隊長也應是支隊副之流，這種人來此視察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不論明天是否會上工地視察，我應當迅速準備一份申訴書，有機會就即行呈遞，死馬當活馬醫。回到工棚之後，藉做小組學習記錄員之便，在煤油燈底下一面記錄小組的發言，一面抽空寫下了一封申訴報告。第二天早上，將申訴書用油紙包好（因勞動時汗流浹背，會浸漬紙張），藏在短褲口袋之中，不動聲色，照樣上班推土做工。十點鐘上下，果然那滿面鬍子的軍人暨一大夥部下左擁右呼上了垻頂。正好我的大車泥土已推抵大壩中段，為了在來客離開前衝上垻頂，我迫不及待地將車子一歪，整車泥土未到倒土線就一齊翻側在路邊。同時大踏步地向垻頂走去，口中大聲報告。一路上中隊長、施工員等出手攔截未成，我已迅速衝到了垻頂邊沿。大隊長、大隊副和兩個警衛員見狀大吃一驚，劍拔弩張，後者馬上持槍衝出攔阻，並大聲喝令我停止前進。我表明我是來見支隊幹部呈遞書面報告的。於是警衛員一面命我「不准再前進一步」，又大聲叫嚷：「拿過來！」上前收取報告。半小時後，毛鬍子走了，本大隊大隊長和中隊長都驚魂乍定，紛紛跑來埋怨和辱罵。我早已不作存活的打算，任何處置都不在話下。豈知反而出現了奇蹟——交狀紙後五天，中隊長將聽頭魚、肉全都送回給我，並罵了我一頓。
挖管道工程越做離住處越遠，終於將三級管道挖到了幾十里外的臨淮關。每天早上要經過鳳陽縣的縣城門口，再取道向北直至臨淮關。為了適應長途跋踄，不再採取籮筐摞迭、鍬槓綑紮由專人扛抬的常規方法，改為每人自帶籮、鍬、槓各一件的行軍方式。每天走到鳳陽縣前的一處人跡罕見的山間曲徑處，會看到一隻一尺上下發出陣陣微臭的死小豬。一連三天全都如此，居然無人處理。第四天，我實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豬腳，將豬屍丟入了背上背着的籮筐之中。豈知後面那個軍人竟大聲吆喝起來。不得已，在一陣咒罵聲之下，只好拋出了豬屍。過過這種日子，我對「飢餓」兩字有深切的體驗，後來得悉鄰省河南當時曾發生人吃人的事件，也就見怪不怪了。63年期滿，支隊管教科勒令留隊就業，且逼迫我簽寫「自願留隊申請書」一份。本人當時不同意留隊就業，拒絕書寫「自願書」，於是就逾期不釋。繼續關押期間，每天仍逼迫上工地抬土。與此同時，本人聞悉管教部門在到處搜集本人資料，準備擴大、造謠，重演白虎節堂事件。一直堅持到第十五天時，本人的精神已接近崩潰，不得已簽下了「自願留隊申請書」。當天就獲釋放，從勞改隊搬入了就業隊，繼續做着土石方工程。在就業隊中，除了多了人民幣二十餘元工資之外，一應全無不同，進出信件同樣經由幹部查看（字數可以略多於三百字了），上街外出受到嚴格限制，一般每十日休息時，由兩個管理人員前後押隊上三里外的集鎮購物一次，且限時帶領返回。在就業隊只有一個優點，就是一兩年之中，可以申請自費回家探親一次，寬限日期（連路程）約十二天上下。
先後又在屯倉水庫、黃引河江水分流、梅山水電站、摩子潭水電站和佛子嶺水電站等幾處修建水庫。這些年來，基本上以做土石方為主，間中也藉口「交大電機」這個履歷，充當過臨時性的外線電工、內線電工、配電工、電機修理工、汽車電工等多種工種。
65年以後，治淮總隊改名為安徽省水利電力廳，不久土方支隊又轉入安徽省公安廳。各支隊照舊承接土石方工程。為爭取本單位大小幹部的利益，各支隊在土方隊之外紛紛在支隊部所在地開設修配廠，找尋新的出路。本支隊也不例外，先後遣人至各土方大隊物色車、鉗、刨工和機械設計、電機設計的人才。我知道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毫不猶豫，立即報稱本人在上海交通大學攻讀電機專業，並且具有多年設計電機的經驗（其實「電機設計」這一門課程只有讀「電機製造」專業的同學攻讀，電機類的其它六個專業只讀電機學，但並不修讀電機設計），就這樣被調去了六安一支隊修配廠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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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廠之後我推說離家已久，手中又無設計數據，要求回滬探親一次，順便收集設計數據。廠方因急需製造大批交流電動機供用，故立即批准我自費探親假十天。在上海四馬路（福州路）中華書局三樓參考室中，見到一套上海交大出的電機設計，該書有上中下三冊正合需要，但售貨員說此書不能隨便出售，要有單位證明信才可購買。沒奈何，看了半天只能嘆息着離去。後來在三馬路（漢口路）一間舊書店中找到一本譯自俄文的中專用電機設計，全書共有五個交直流電機之計算實例。我趕忙買了下來，回到安徽即速將印有「中等專業學校用書」的封面撕去，換上一張淺藍色書面紙做封面，用紅筆寫上「電機設計」四個仿宋大字。接着按10千瓦鼠籠式電機一例，各用97道算式設計了1.7千瓦和2.8千瓦兩隻交流異步電動機，同時將圖紙畫好，交去省會合肥審批單位審批。東西交了出去，心中卻在擔心——如果將來按我的設計圖紙將電動機造好推上閘刀試車時，「砰！」的一聲炸了起來，頓時公安局的警車響了起來，我又被逮起來……
總算還好，當設計圖紙呈上後，審批單位僅將設計數據退了回來，說「鼠籠式異步電動機國家已有統一設計，不准私自設計。如果需要製造的話，可以購買國標現成設計數據——GB JO1型電動機數據。」這樣一來，我的危險警報終於取消了。不過買來的數據純粹是數據，一張圖紙都沒有，因此我的任務改為按數據繪製圖紙。
69年勞改支隊取消，由安徽省建設兵團接管，支隊廠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六安汽車齒輪廠」，專門製造江淮牌汽車的齒輪變速箱和客車。事實上安徽省這兩部江淮牌汽車（大江淮和小江淮），就是由八個勞改支隊合作製造——原勞改四支隊搖身一變成為「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巢湖汽車製造廠」，按南京躍進牌汽車圖紙製造小江淮汽油卡車（僅外殼有異）；原勞改五支隊搖身一變成為「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淝河汽車製造廠」，按山東省黃河牌柴油車（也就是上海交通牌柴油車）的圖紙製作大江淮柴油卡車（亦僅外殼不同而已）；原勞改二支隊改成蕪湖汽車電機製造廠，專做汽車用直流串激式起動機；原勞改一支隊和三支隊合併，改名「六安汽車齒輪廠」製作江淮汽車的齒輪變速箱、小汽泵和小型麵包車；原六安輪窯廠改名皖西客車製造廠，用大江淮底盤製作大客車，同時生產直流分激式汽車發電機。兩部汽車上除了橡膠件之外，所有的零件全部由八個支隊工廠製作。
當年安徽省治淮總隊共有幾十個做土石方的勞改支隊，每個支隊有十數個大隊，每個大隊有十數個中隊，每個中隊有二十個小組，每小組有十六個勞改人員，再加上二十多個勞改農場，約有成百萬人上下。五幾年安徽省某省長在開省務會議時曾說，「蔣介石在安徽存有百萬大軍」，指的就是這些人。
1969年5月經同事介紹在六安結了婚，妻子是安徽霍丘人，中專財貿學校畢業。
70年3月生下了第一個兒子陶昆。當天家中如臨大敵——老婆在陣痛、在叫嚷；我要到處奔波請收生婆、買草紙，又要忙着燒水、服侍產婦。急得蒙頭亂轉，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後來每逢老婆要替兒子做生日時，我會十分地反感。這種日子，又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呢？
72年秋天，漏孕誕下了第二個兒子陶晟。25元生活費（安徽省在極左路線主導下，自文革開始就將黑六類的工資取消，改發21、23、25元三種等級的生活費）供養四個人，生活就顯得更緊張，因此小兒子在四歲時就因營養不良而患上肺結核。這不知是誰的過失？
79年初某天中午，齒輪廠保衛科侯幹事衝到「草堂」（我住的茅舍）對我說：「上海交通大學保衛科有一個王科長來廠里找你，現在在廠保衛科等着。」這使我嚇了一跳。二十年前就是他保舉我來的，一走幾十年，輾轉調了幾十個地方，現在已然住在破窯洞中了，他居然還會找過來，不知又會發生什麼噩事。沒有辦法，硬了頭皮也只好跟着侯幹事去見一下。
哪知這次倒出乎意外，王科長向我宣佈一張什麼書，說是：「陶增烈同學1958年以前所說的錯話，是認識問題，不是右派言論……」（仍舊留了一條尾巴——雖然不是右派言論，但依舊是「錯話」，政策一旦轉變，我又會被收羅進去）。讀完文件王科長還問我：「有什麼意見？」天哪，我已經嚇破了膽了，哪裏還敢有意見？急忙答道：「都很對，都很對。沒問題，沒問題﹗感謝共產黨﹗感謝共產黨﹗」自此之後除收到了交通大學寄來的三百元補助之外，什麼也沒有改變。
齒輪廠保衛科管教幹事黃春宣說我右派帽子是「改正」了，但法院的刑事判決沒有平掉，仍然是三類人員（三類人員指勞改人員、勞教人員、刑滿或解教就業人員）。我曾經向這些長官大人們懇求做審案工作，但大人們都嗤之以鼻。告訴我：「勞改不是勞教﹗這麼容易平掉？」在黃春宣的努力下，卻私自替齒輪車間毛惕生完成了平反工作，且當眾公佈，恢復原工資。哪裏知道毛惕生的上海原單位來函反對。這件事真使黃長官寢食不安，後來也不知如何了之。
勞教平反尚且如此困難，我更是不敢奢望，不敢作半點非分之想。但怪事往往使人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的意外，而且連那些見多識廣的大老爺們也出乎意外——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竟寄來一張平反裁定書，說58年原判不當，特予撤銷。
原來右派「改正」之後，我們未得益彰，十餘個在農場就業的右派同學，更是憤懣不平，輪流請假回上海找門路要求複查案卷，最終，得到交大的同意，會同徐匯區法院、徐匯區檢察院等三個單位，對所有同學的案卷都作了複查，每個人都撤銷了原判，重新作了裁定，發給裁定書。
重新裁定之後，交通大學又補發給我證書一冊，齒輪廠說按年份定我為行政二十二級，加上原40%升薪指標時升的一級合併為行政二十一級。不久，我被調去安徽省電視大學（六安分校）教書，工資保持不動。既然撤銷了原判，我馬上呈上報告一張，斗膽要求去香港探親。
來香港後投身於怡和洋行工作，雖然香港公司不承認我們的大陸學歷，但在我們兢兢業業工作態度下，公司方倒也頗有棄之不舍之感。
97年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來函邀請香港交大校友總會的同學去台灣新竹參加交大建校101周年、在台復校39周年校慶典禮。香港交大校友總會有17人（包括2個女同學和4個家屬）報名參加。我本來尚未決定行止，但一想，幾十年來歷次運動（不論是黨外階級鬥爭抑或是黨內路線鬥爭），我都會被指責成章伯鈞、羅隆基的應聲蟲、劉少奇的黑部下、林彪的黑爪牙、台灣國民黨的派遣特務（其實「批鄧」時我也曾被指為鄧小平的黑幹將，只是78年鄧小平復出後並沒有承認我而已），但連這些黑主子都素未謀面。現在章、羅、劉、林都已無可探訪了，只有台灣這個黑主子還躺在東海之中。這一次既有這個機會，一定要去認一認這個多少年來使我莫明其妙為之承擔過失的主子，看一看它猙獰的真面目。在這個前提下，我毅然地報名參加了校慶旅行團，且連間接受患幾十年的老太婆孫鴻桂也攜去了台灣。在台灣有幸與前來參加新竹交大校慶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合了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我已老了（當年在小學做作文、日記時，常感到隻字千鈞，半天也拿不出一個字來，於是經常套用一個公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代的巨輪不息地旋轉，轉瞬間，暑假已過去了……。」每次作文先將這幾句話寫上，因為當時字大，這樣一寫，已經有了兩行字，再湊上一些廢話，就成了一篇文章。這個公式，竟幫過我不少年忙，是我的好朋友。想不到這個公式一直用到今天還能用來和你通信，哈哈）。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我自嘲地唱了「香港的天是明朗的天，香港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讚歌之後僅兩個多月，怡和洋行就逼我退休了。
撫今思昔，使我不勝感慨。這個政權的欺騙性昭然若揭：
1963年強迫留隊就業之後，管教幹部李開山公佈：「本隊內就業人員有不少都有四類分子帽子，究竟孰有孰無，現在我們也不清楚，所以必須暫時全按照有帽子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等將來一一甄別之後，再分檔次管理。現在的進出信件必須經隊部查看，上街必須請假，且需由幹部陪同，無事不准外出。」這個身份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沒有甄別，因此，十多年來，就業人員一直過着被管制的生活，又無人敢與之理論。不過在這個社會有理也無法說清。
1979年初某日，交大保衛科王科長趕來六安宣佈說：「陶增烈同學58年前講的錯話，是認識問題，不是右派言論，特此改正。」取消了右派分子帽子，發給交大補貼的300元人民幣。由於四類分子帽子仍未提及，這個「改正通知書」對我來說絲毫沒有用處。
1979年年中，工廠開始對就業人員作了甄別，大約有65%上下人員被宣佈無四類分子帽子（但沒有講清楚是現在摘除的呢，還是原先就沒有帽子的），並宣佈餘下的人員全部戴有四類份子帽子，遣送巢湖市白湖農場集中管理。所有遣送人員，需在數天之內上程。在這次甄別行動中，我被榮幸地列入無帽人員，留在六安汽車齒輪廠繼續就業。但一切仍無絲毫差異，管教幹事黃春宣一語道破：「你雖然去掉了四類份子帽子，但還是三類人員。」這使我明白，生存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了。
經交大受害同學集體上懇多年之後，校方應承會同徐匯區法院、區檢察院重審案件，終於將各人的刑事判決全都平掉。1979年11月徐匯區法院寄來了一張裁定書，說明58年之判決不確，特此平反。平反之後，工資定為行政幹部21級，檔案由保衛科調往組織科。繼而又外調安徽省電大六安分校任教（組織關係仍在齒輪廠內）。因傳統積習深邃，不但本人和家屬仍受到種種壓抑，而且子女在齒輪廠小學校低班讀書，亦處處受到歧視和排擠。所以我申請出境之後，對這個政府豈有半點留戀？
黯然神往不勝感慨，寫到這裏暫時擱筆了。
同學陶增烈上
17/10/2010
[注]我的全部「罪惡」：1.集體貪污人民幣12元；2.盜竊掃帚一把、學生俱樂部公章一隻（因我當年是學生俱樂部部長）；3.詐騙人民幣五元。由黃兆良、本人和「被騙者」高燮堂三人購買點心同吃。（當時高燮堂本人也甘願受罰）；4.參加黃色暗燈「貼面」舞會一次；5.右派言論：「浙江省省長是右派份子，我校校長彭康也值得懷疑。」「同情章羅的全部右派言論。」「香港有親戚來滬，我沒有聽他說起有港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