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教師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時代，教師被視為資產階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對象，假期里總是安排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右派教師更是如此，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個暑假，我都在農村勞動，少則半月，多達一月。
1960年暑假，我跟隨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廟農場割早稻，種晚稻，時間一個月。我是「跟」學生勞動，而不是「帶」學生勞動。學生由班主任帶領，右派老師被置於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只能叫「跟」學生勞動。
一個月的勞動，每天起早摸黑，實在艱苦。最難忍受的是螞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聲不響地叮在你的腳上吸血。吸得滾圓，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裏。如果剛剛叮上，要想把它拿掉還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腳上拉不動。一雙腳整天浸泡在摻有豬牛糞的水田裏，被螞蝗叮過的瘡疤癢得不得了，一抓就爛，苦不堪言。夜裏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大倉庫里，學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夾背也照樣呼嚕大睡。我就沒這福氣。腰酸腿軟，渾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別喜歡我，老在耳邊嗡嗡叫，即使點了數支蚊香（蚊香約一米多長，由鋸木粉拌雄黃塞進直徑約1.5厘米的紙圈裏壓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兩手抓個不停。螞蝗叮過的紅疤被抓破，潰爛的雙腳更爛了。實在太困了，才不知酸軟疼痛，忘卻一切悲傷，深睡幾個小時。睡夢中還惡夢、冷汗不止，實際上已經感染了肺結核病，但我渾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頰潮紅有微熱，這是肺結核發病的徵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動，肚子老有飢餓感。我必須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讓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飯量明顯比學生少。
一個月的農忙勞動，飯基本能吃飽，不要糧票，下飯菜一般多是青菜、芋艿、羅卜、鹹菜等大鍋菜。好不容易熬到最後一天勞動結束，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說晚上會餐，有肉吃了，健康狀況極差又擔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頓肉吃。
會餐前，一位學生幹部對我說：「今夜會餐你自己到農場員工食堂買飯吃！」我頓時驚呆了！勞動了一個月，最後連會餐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一瞬間，我全身的血沸騰了！就算是勞改犯，烈日下一個月田間勞動下來，給一塊肉吃也不為過。就算右派是敵人，我總還在講台上上課，難道與學生會一次餐就混淆敵我了？恥辱！羞辱！這是對我人格的歧視和侮辱！這件事永遠留在我記憶中，一輩子忘不了。
那天最後的晚餐，在農場的食堂里，農場幹部、員工、學生、老師吆三喝四，杯盤狼藉，唯我一人從食堂窗口買了三分錢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缽頭蒸飯，站在食堂的角落裏，默默地吃。在他們眼裏，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這是對右派的懲罰。我教書，雙倍的工作量，卻只給我一半工資。我勞動，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卻不許我吃。原來我是一頭牛，只配吃草，乾重活！牛幹活雖重，還有主人愛惜它。我幹了兩個人的活，甚至超過兩個，有誰憐惜我呢？
大王廟農場勞動結束時，離開學還有近十天。我顧不得疲勞，顧不得囊中羞澀，立即趕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雖懷疑生了肺結核，可為了不使家人擔心，我一直沒有告訴家人。母親看見我那又黑又爛的雙腳，心裏止不住的哀嘆傷心。我寬慰母親說：「在家休息幾天，很快會好的。」
一轉眼秋收到了，學校組織全校教師去嵊州中愛公社上楊大隊收割晚稻。三人一組，與我同組的是葉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塊稻田。三人事先也沒分工，一直是他們兩位割稻，我一個人用腳踏打稻機打稻。那打稻機用力小一點滾筒就不轉。儘管葉李兩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兩個稻把，然後緊握稻把在滾筒上翻動，同時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來，腰酸背痛，手腳發軟。
農忙結束，回校開總結大會，學校書記兼校長諸丹忱熱情讚揚了老師們積極投入秋收勞動。突然，他板起面孔，話題一轉，開始訓斥我：「顧延齡這次勞動不認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懶洋洋，稻穀打得不乾淨，沒有做到顆粒還家。」我一個人踏，葉李兩個人割，等於是一人幹了兩人的活，最後還是落了個出勤不出力！我始終是學校的反面教材，隨時拉我做靶子，殺雞給猴看。
我的精神徹底崩潰了！我的肺結核病被確診。醫生說應當休息兩三個月。我不敢，我不能丟掉「教書」這個飯碗，照樣每周上24節課，也不敢告訴任何人。無論精神多差，沒有請過一天病假。萬幸的是，我從沒有掛過鹽水，只自費買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卻奇蹟般地鈣化了。直到70年代末，我40多歲了，有了公費醫療，也沒有掛過鹽水。90年代初快退休時，我才生平第一次掛鹽水。
從1958年開始，為了貫徹「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學校除了春季採茶，夏天割稻種田，秋季割晚稻停課下鄉勞動外，還決定在郊區方田山開墾荒地（60多畝）。方田山原本長滿小松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各班輪流去開荒，每星期勞動半天。
那時我任高二四個班和初二四個班的數學，每周24節課。下鄉勞動，我要跟高二學生；半天的開荒，我要跟初二學生。
開荒出發的路上，我拿一把鋤頭，低着頭悶聲不響地跟在學生隊伍後面。許多老師不敢同我接觸，怕被指控立場不穩，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線，引火燒身。所以我從不與帶隊的班主任講話。
我的這群初二學生，天真，好問，好奇。他們不了解人世間的冷暖，不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人。他們判斷一個老師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課學生能不能聽懂，對同學是否一視同仁為標準的。
勞動時，一些男同學喜歡到我旁邊來，七嘴八舌對我講一些他們感興趣的事。我幾乎不插嘴，不發表看法，只在他們問我時才應答一下。小孩子勞動很賣力，但也難以持久，經常盼着休息時間到或收工回家。他們問我：「顧老師，現在幾點了？」我說：「我沒有手錶。」起初他們難以理解，老師怎麼會沒有手錶？後來他們改問：「顧老師，現在大概幾點了？」我根據太陽光線的位置，根據勞動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約幾點幾分。學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問。一對，基本準確。學生驚奇、開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能人。從此，他們有事無事更喜歡到我旁邊來。
對教師來說，手錶是必需品。當時一塊普通手錶人民幣100元左右，相當於一個教師兩個月的工資。我這個右派老師每月只有25元生活費，給父母10元，自己剩下15元維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時就是1分錢一顆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買。沒有手錶，給工作帶來諸多不便。一堂課45分鐘，我只能憑感覺，憑教課內容，估計還有多少時間下課。我從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學任務，這也是學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學畢業，到1964年底才窮盡積蓄，花91元買了一塊蘇聯寶石牌手錶。這塊手錶是我家產中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的寶貝。如今這塊笨重的寶石牌手錶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躺在抽屜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後，嵊州一中退休老師倪和欽先生對我講：「當年我們學生稱你顧老師為三個25，即年齡25，工資25，上課25（實為24節課／周）。」他又說：「我們這些初中學生對你很尊重，因為你課上得好。勞動、休息時喜歡到你旁邊，沒有手錶也能準確估算時間。學校領導得知你很受學生尊重，就召集班幹部教育我們，說對右派老師要提高警惕，保持距離。」嵊州剡山小學退休老師馬木芳先生也曾對我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非常喜歡與你接近，班團幹部就找與你親近的同學個別談話，要我們學生揭發顧延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可見在那個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學生尊重、喜歡右派老師就是錯誤，就要被找去談話，被要求與他們劃清界線，揭發右派反黨言論。毛澤東執政27年，為維護其專制極權統治，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人為的階級鬥爭。未成年的學生也隨時被灌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觀念，在孩子純潔的心田裏播種仇恨，製造恐怖。
1960年國慶節後，學校領導突然宣佈停課，動員全校師生立即去北山採茶。茶葉是嵊縣的特產，茶農一般只採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採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縣委哪個人頭腦發昏瞎指揮，可是全校照樣召開了批判「秋天無茶論」的大會。
出發那天清早，我隨高二丁班學生自背鋪蓋動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來到嵊縣與紹興交界的北山橫路坑。晚餐是毛筍鹹菜粥，第一次吃感覺還好。以後天天吃，肚子裏沒有一點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飢。
每天上下午，我跟隨十多個學生在茶山里轉來轉去。茶蓬光禿禿的，哪有什麼茶葉！可是學校領導還要聽從上級指示批判「無茶論」，真是可悲。
採茶任務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麼辦？聰明的學生早就發現不遠處有一個試驗茶園，裏面一排排茶蓬，長得鬱鬱蔥蔥。似乎沒有看見管理員，學生們喜出望外，就大膽去偷摘。當時學生沒有也不會徵求我的意見。他們知道我是隨班監督勞動的右派教師，任何事都由他們自己作主，不會徵求我的意見。
學生嘻嘻嚷嚷進園不久，就聽見一聲吆喝：「誰叫你們來偷的？」學生們被趕到一旁，把我夾在當中。那位管理員大聲問：「誰是老師？」沒有人回應，我也悶聲不敢響。當時我年輕，衣着寒酸，個子不高，又不戴手錶，完全不像一個老師。管理員繼續問：「誰是老師？」這時有幾個學生都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這裏沒有老師。」那位管理員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掃到一位戴眼鏡、長得有模有樣的童姓同學，說：「你是老師？」瞬時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這位管理員無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師，就這樣平息了。
照理說身為老師的我，應該挺身而出承擔責任，可我沒有這個勇氣。很明顯，一旦承認，後果不堪設想。唆使學生偷茶，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輕則開批判大會，重則送去勞教，甚至判刑。幾年前一次會議，碰到這位童同學。談起他被誤為老師「偷茶」往事，我們都笑了。他說：「我戴了一副眼鏡，就把我當教師了！」感謝這群天真可愛的學生，他們保護了我，使我免遭一劫。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六期，20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