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誤解的種族歧視
今天筆者嘗試來談談一個敏感話題：國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是真實普遍的嗎？
在各種社交媒體，幾乎都有網友不辭辛勞地發佈有關黑人的圖片和視頻，不外乎個別黑人說中國女孩是「easy girl」，炫耀在床上搞定了多少中國女孩，或者是黑人成功牽手穿着白色婚紗的中國女孩，抑或是黑人在地鐵這類公共場所各種囂張跋扈。
面對這些照片和視頻的撩撥，在跟帖的評論中，大概率都有「黑人」如何如何，如果只看這些內容，你會想當然認為中國人種族歧視很深，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表現有欺騙性。
筆者以為，中國人這種侮辱性的種族歧視話語，彰顯的不是自己的優越感，而是屈辱感，是對政府所給予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的憤憤不平，是對這種違反基本政治倫理的政策傷害自己卻無力改變的憤懣，而屈辱憤懣是需要發泄出口的，而且這種歧視帶有一定程度的防守性，是對異種入侵威脅的應激反應，下意識的試圖通過貶低「他者」來隔離對方，通過蔑視性評價給自己種群的女性與之接觸設置一層障礙，以降低跨種群通婚的數量，將威脅控制在一定限度。
正因為這種歧視並非產生於內在的優越感，所以它也是很容易治癒的。只要國家走向正常，尊重基本政治倫理，人們能從公共政治生活中獲得自尊，能以正當的方式影響政治決策，不再被恣意地傷害尊嚴和損害利益，能理性地認清種族歧視無論從道德上還是從利弊權衡角度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國人普遍溫和的性格，當能順利克服之。
自春秋以降，中國的傳統文化確實講華夷之辨，但並不排斥以夏變夷。這足以證明華夏根底上還是一個文化而非種族共同體。一個世俗的族群，其實很難對其他種群產生很深的隔閡，偏見歧視只是理性不及的產物，而一個不具有正常公民權利的人很難理性。
而且我們都會有個經驗性常識，人越卑微，在爭執中就會越大聲，肢體語言也會越誇張，而有分量的人說話會有一份靜氣，人們都會側耳傾聽。大多數人們只會關注到兩者素質的高低並厭惡卑微者的呱噪，卻沒看到身份對話語權的加持。卑微的人沒有資格優雅地說話，因為你小聲說話沒人能聽見，而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人，必定卑微。
所以中國人這種泄憤式的歧視話語，我從中體會到的是一種無力感，一份無奈和憤懣，還有一份憂慮和恐懼。
實在的說，卑微的人也沒有資本假裝自己強大且寬容，否則被損着牙眼連疼痛你都喊不出聲，你的生存境遇將愈發悲慘。有人可能會問，憂慮與恐懼還不至於吧？古語有履霜堅冰至葉落而知秋的說法，或許人多多少少有誇大威脅的傾向，而且政治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人對威脅的感受越強烈，但國人此處對威脅的看法，筆者以為並非是全然虛構的，政府「全天候」的超國民待遇強化了這種受威脅意識。
（二）羞辱國人的超國民待遇
在華的外國留學生，不僅免收學費及各種雜費，而且每人每年還有10多萬的生活補貼（編着註：現在達30萬/每年），這個數額足以碾壓中國98%以上國民的收入。中金公司2022年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計13.28億，佔總人口的94.8%。雖然98%這個數字是筆者估測的，但恐怕還是保守了。
在華的留學生們無一不生活的優遊自在，而反觀我們的孩子，學費雜費生活費都要依靠父母承擔。官方信息顯示，我們有6億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一般來說國民收入是符合正態分佈的，想像一下，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間的又會有多少人呢？在校大學生有多少孩子出自這些家庭呢？
這樣家庭出來的男孩子，自負精神枷鎖，何敢瀟灑的戀愛呢？相對於那些出手闊綽住宿條件又特別優越的外國留學生，他們又如何去公平競爭呢？
何況一些高校還專為外國留學生推出一種學伴制度，以給予女學伴潛在的各種好處的方式，鼓勵女生擔任留學生的學伴，現實中雖然發生過留學生試圖非禮女學伴的事件，但更多是玉成了女學伴與留學生的戀愛關係。
打着冠冕堂皇的旗號，客觀效果卻是將女生當作「和親禮物」的學伴制度，無疑是對女生赤裸裸的物化。即便所有參與的女生都是自願的，即便她們都對批評這種制度的人持敵視的態度，甚至誕生一種不屑一顧的莫名優越感，也無改於她們被物化的現實，這種有組織的作為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校恥和國恥。
這種為留學生刻意製造的近水樓台的便利，又進一步讓我們的男孩子處於競爭不利的位置。
筆者在2018年曾發起過一次公民行動，反對給予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當時有49名律師，8名媒體人和作家及240多名公民參與聯署，這份公民意見書傳播甚廣，兩次被公眾號轉載閱讀超過10萬，其中一次是多年專注於促進女性權益的馮媛教授轉發的。一個文本，能兩次被轉載閱讀超過10萬，它必定是引起了公眾廣泛的共鳴。
除此以外，筆者當時還向教育部、財政部和山東省政府申請公開如下信息：獎學金年度財政支出總額、享受獎學金的留學生人數以及獎學金的申請標準，但均未獲回應。權力依舊傲慢地奉行着「不回應、不反省、不改變」的「三不」方針。此次公民行動雖然沒起作用，但我個人仍然為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當然這個不足掛齒。
筆者之所以對給予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耿耿於懷，乃是因為我將其視之為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國人的刻意羞辱和權利踐踏，而且它的動機和想達成的目的，也讓我一直困惑。這種政策無異於讓我們的孩子在嫉妒與怨恨中成長：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天生低人一等？
這樣如何培養平視外國人的心態？如何培養一種自信平等開放包容的現代公民意識？如何讓他們從內心深處對國家懷有感情呢？
平等是啟蒙時代以來最深入人心的價值追求，很多人可能無法體察自由所具備的中心性和本體性的價值，但幾乎所有人都厭憎不平等，至少在感情上如此。
如此在政策層面和執行層面公開的對自己的國民進行歧視，在我有限的閱讀和認知經驗中，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無論一個人多麼進步主義，恐怕也得承認一個事實：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是有族群依附屬性的。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對昂撒文化可能的衰落憂心忡忡，其基本論據就在於西歐裔白人在美國人口數量的相對比例下降。
儘管筆者對亨廷頓身上那份通過學術包裝但一不小心就會流露出的白人優越感有點厭惡，也將他在《文明衝突論》中所提出的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會聯合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前景視為無稽之談，但我理解他在《我們是誰》中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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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直覺得，totalitarian國家的治理，內在的有一種破罐破摔的精神氣質，有一份嬉皮士的玩世不恭，呈現出某種類似於癲癇症患者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從內部來看，各種荒唐荒誕荒謬的政策不斷出現，從對外關係看，其往往在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激進的世界主義之間快速橫跳，而不是處在一種成熟理性的平衡狀態。
世界各國，無一例外都優先保障自己國民的權益，因為是國民讓渡部分權利組成政府，是國民在納稅供養政府的運轉，正常的政治倫理是權力要追問來源並向來源負責，否則政治就不存在了。梁山上有座次有權鬥但沒有政治。
性是一種資源，對性資源的爭奪幾乎充斥了整個人類史，羅馬城的奠基就來自於對薩賓女人的搶奪，羅馬史將之作為一個開端性事件來回溯，已經蘊含了某種文明大幕開啟的象徵意義。女性生理上的柔弱，在性活動中的被動，導致在心理意義上就自然地成了被征服的對象，男人進而在文化意義上將性活動的征服意味進行了固化，成為了一種人類共通的文化母題，各國的文學作品都在佐證這一點。
上述觀點乍一聽似乎對女性有點冒犯，但實則有一部分來自於波伏娃。我只是在重述一個事實，並無價值判斷在裏頭，我就只有一個女兒，我當然期待一個性別更平等，對女性更寬容的世界。在這裏我之所以囉嗦這些筆墨，只是想說明一點，男人內心裏都不願意見到自己種群的女人跨種族跨信仰跨文化傳統外嫁，如果種族和文化背景跨度越大，他會越難以釋懷。這是一種普遍的感受，所有民族和種族均如此，沒有例外，它深植於人性。因為在男人心裏，習慣將與自己不同種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視為「他者」，他者與自己，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對立並不一定導致現實中的衝突，對立首要的動機是將自己樹立為主體，強化對自己種群身份的認同。自己種群女性的外嫁，他會覺得自己的姐妹或者他視為「姐妹」的人被「他者」征服了，他會莫名地感到一種屈辱感，一種連帶的被征服感，甚至他會將之隱喻化，視為自己所屬種群競爭力的失敗，自己種群被「他者」壓制的狀態。
特別是當種族通婚性別不對等的時候，更會讓男性感覺受傷害。比如在美國，亞裔與白人的通婚集中於白男亞女的模式，而白女亞男很少。當然這與白人身材高大的生理優勢有關，但更與亞女渴望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有關。從個體趨利避害來說，亞女的選擇本身也體現了一種理性，也是個體的自由，他人無權干涉，但是如果否認這種現象會給亞男帶來內心的隱痛，也實屬掩耳盜鈴。
男人的這種心態如果僅僅以狹隘來看待，把它蔑視性地僅僅視作一個有待治癒的病態心理，那除了能滿足個別人的某種智識的優越感外，於群體心理並不能改變什麼。實則這種心態並非專屬於華人。「外國人正是通過女人，力圖將一個地區的靈魂據為己有」，「歌德被阿爾薩斯的女人愛上，在德國人看來是阿爾薩斯併入德國的象徵」（見《第二性》）。能說這種心態是健康的嗎？但它就是普遍存在着。當今這個世界對跨種族通婚更寬容是事實，但群體心理並不會輕易改變。當不斷有洋人在社交媒體呼召他的同胞來大陸獵艷，說此地人傻錢多女孩容易上，一個中國人如果對此完全無感，甚至對引致這種後果的超國民待遇置若罔聞，我並不認為他更寬容更值得尊重。
當一個種群的女性單向輸出，必然意味着這個種群的持續萎縮，意味着這個種群行走在被淘汰的路上，這也會挫折這個種群男性的自尊，而一個種群男性的自尊對該種群的存續是基礎性的，男性的自暴自棄和自卑對一個種群的瓦解是致命的。自有文明以來，上至蘇美爾人、古埃及人、亞述人下到中國契丹人、党項人，有多少種群已經邈焉難尋。不幸的是，現實中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在直接或間接地瓦解中國男性的自尊，當然我們的女性被當作「和親禮物」進行物化時，更是遭遇人格凌辱，但有一些女孩卻驕傲地指責中國男人嫉妒。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自主跨種族戀愛是一回事，被權力當作禮物是另一碼事。當然我堅決反對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那些女孩。
如果一個男人不渾渾噩噩，這種自己種群的女人單向輸出的狀態，必然會讓他感到內心的苦澀。但是如果一個人感受到苦澀卻連承認的勇氣都沒有，苦澀對他的傷害將尤其嚴重。
人不像螞蟻一樣，只是一個生理性的存在，人是一種歷史文化文明的建構者，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殺死印第安男人，佔有印第安的女人，生下混血的西班牙裔後代。單從遺傳學上來說，混血的後代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統，可這些混血的後代會認印第安人是祖先嗎？那些倖存下來的印第安人看到這些混血的後代身體裏流淌着自己種群一半的血統，會感到驕傲嗎？
現代文明奠基於個體主義的權利觀，沒有以尊重個體消極自由為核心的權利觀念，就沒有現代文明。婚姻屬於消極自由的範疇，從個體來說，一個人想嫁給誰，嫁給哪國人，嫁給哪個種族的人，都是她的權利。但一個正常的國家，永遠不會主動鼓勵跨種族通婚，原因無它，國家是一個建構性的存在，它的文化特徵，它的穩定，它的凝聚力，國民對它的認同感，是與一個主導型的族群聯繫在一起的，也是與既有的族群生態聯繫在一起的，原有的族群生態是經歷了長期的磨合過程才形成的。現代國家的制度建構固然追求一種價值中立性，以此涵容多元價值的共存。但只有國際主義精神病才會刻意引進他者攪擾既有的族群生態。
像白羅斯那樣將本國美女視為「國寶」，視為「戰略資源」進行「出口管制」當然是極端的。但一個正常的國家肯定不會處心積慮為外國人創造機會來接近自己的女孩，如果該國同時存在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局面，那就更加不可思議。設若在一個民主政體內，這種有辱國格對自己女孩物化，故意羞辱該國男性的行為，不知道會引起多麼劇烈的抗議。但在此地，卻只有冷嘲和喟嘆。
（三）突破法律平等適用原則的超國民待遇強化了洋人在性資源競爭中的優勢
東亞社會現在流行所謂「草食男」和「宅男」，這兩類人在男女情感上都表現的比較清心寡欲，不積極不主動，對愛情持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缺乏這個年齡段本應具有的活力，給人一種荷爾蒙分泌不足的感覺。這可能是一種後現代的症候，而我們的孩子尚未充分享受現代化就提前展現出了這種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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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症候可能也與東亞人普遍內斂的性格有關，東亞男性與女性交往大多是溫文爾雅的，如果想追求對方，往往經歷長時段的情感鋪墊。往好了說這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往壞了說就是謹慎膽小。
相較於我們的男孩子，那些洋人更有野性，特別是那些來自於非洲的小哥，看上去個個都是滿滿的荷爾蒙氣息，仿佛隨時要炸裂一樣。他們的行為一般比較狂放，較少受道德和規則的束縛，較少遺留那種成熟文明對人的規訓洗禮的痕跡，較少在意別人異樣眼光的凝視，心理素質超好。在性資源競爭中，這都是優勢。
而我們國家所給予他們的全方位無死角的超國民待遇，更加強化了他們的競爭優勢。這種超國民待遇並未停留在單純的經濟補貼層次，而是早就突破了法律的平等適用原則。他們享受的這些超國民待遇，自然會讓他們在大陸滋生一種特權意識，讓他們有俯視甚至鄙夷國人的心態。如此荒唐非理性的政策，竟然一直得不到糾正，這個族群的男人也的確配得上被鄙夷被蔑視。
對在華洋人，面對他們的違法甚至犯罪，公檢法有默契地踐行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對違法和輕微的犯罪不予懲戒。這裏沒有任何誇張，完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這種法律適用層面的縱容，也在激發一些人的侵略性和動物性，有的已經造成嚴重後果。
2021年寧波工程學院已婚外教沙迪德·阿布杜梅糾纏女生小陳，糾纏不成竟然殘忍地將之殺害，在受害人身上臉上砍了數十刀。對於這樣一個惡性案件，覲州公安分局在抓獲犯罪分子後，在沒有調查清楚時，竟然單方面採信犯罪分子的說法對外通報「因感情糾紛行兇」。
為了降低案件的關注度，為了減輕輿論對學校和警方責任的追問，甚至可能想為未來的輕判作鋪墊，竟然不惜對一個再也無法澄清的死者，一個毫無過錯的花季少女進行潑污。可以說喪失了基本的人性和羞恥感。
隨着案件的進展，後來透露的信息顯示，面對犯罪分子的騷擾糾纏，品行端正的小陳曾經向學校舉報，也曾經報警。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學校和警方也沒有對犯罪分子進行懲戒。這種多方縱容包庇最終導致慘案的發生。
任何民族種族都有殘忍的犯罪分子，殺人畢竟是個案，筆者完全無意通過個案來給特定種族貼標籤，我之所以不惜筆墨來提及這個案件，是讓世人看清這種突破了法律平等適用原則的超國民待遇，在現實層面會引致多麼嚴重的惡果。
殺人這種慘案當然是個案，並無代表性，但洋人在公共場合調戲騷擾欺辱女性的治安案件不斷，卻也是事實。我同樣認為根源不在於特定的種族，而是大陸全方位的超國民待遇所致。
就在這幾天，瀋陽航空航天大學一位黑人留學生眾目睽睽之下，在公共食堂一樓對着筷子籠撒尿，有人證有視頻，後來學校闢謠說非洲小哥並沒有真尿到筷子上。而且據傳第一時間就把發佈視頻的同學雷厲風行地給處分了。黑人小哥此種行為傷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很高。
同樣就在最近幾天，社交媒體爆出，廣東清遠一名黑人在一家便利店內調戲非禮一名女生，當地派出所的回覆是「證據不足正在調查」，而便利店內明明安裝了監控攝像頭，也有人證。
今年3月份在西安人潮湧動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一個黑人竟然一路尾隨騷擾一個女孩，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2022年，一名巴基斯坦裔的留學生追打交警的圖片一時也傳的沸沸揚揚。
至於在地鐵上，一兩個黑人就可以霸佔車廂車座的照片，更是不斷出現在社交媒體上。
現在大陸社交媒體流行一句話，「千萬不要招惹洋人,因為他們背後有你強大的祖國」。這句讓人五味雜陳的話能流行起來，本身也證明了一種現實。
上述這些有侵略性的，帶有侮辱性的行為，諸位細想一下，到底是因為適用法律的縱容還是因為種族的原因呢？
筆者一再強調勿要種族歧視，並非出於一種政治正確的虛偽，而是認為它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愚蠢的，在世界範圍內，我們本身也是被歧視的對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再說，國人有什麼資格歧視黑人呢？人家窮是窮了點，但在其國內享有基本的政治權利，更被當作人來對待，人家在你的祖國被待若上賓，本身就是人家在自己國內享有政治權利的副產物。人家懶是懶了點，但你這勤快的，省吃儉用也不過購買了一套70年產權的房屋，欠了一屁股的債務。一株沒有政治權利的韭菜，它的勤奮不過是掙扎着多長几茬，方便被收割而已。
（四）黑人為何成了我們發泄不滿的對象？
眾所周知，黑人不是超國民待遇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理性的看，對黑人的歧視沒有道理，為何黑人成了中國人發泄不滿的對象呢？我認為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政府以高額補貼引進的留學生中，黑人佔比高。來大陸留學頃刻間就成為高收入群體，一人來華甚至可以改善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有這種不付代價的好事，誰不想來呢？黑人來得多，自然就格外扎眼。
第二，黑人國家的歷史都比較短，在白人殖民時代之前，非洲基本上處於部落時期，客觀地說文明還處於較低的層次。二戰之後殖民體系崩潰，非洲掀起了獨立浪潮，但並無形成成熟的民族國家，很多國家內部仍然部落林立，社會發展程度較低。正如筆者在前面分析的，這就使得黑人並未經歷成熟文明的洗禮與規訓，還比較原生態，規則意識和法律意識較為淡薄，比較自我。優點是心態好，按照渡邊純一的說法就是鈍感力強，能對周圍人異樣目光的凝視免疫，沒有入國問禁入鄉隨俗的那種小媳婦心態，有時會給人一種反客為主的感受，會給既有的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這就容易造成黑人與國人之間的摩擦，從而對他們形成一種不好的觀感。
第三，因為非洲普遍比較貧窮，有些國家內戰頻仍，治安環境差，在非洲經商的華人經常性成為被劫掠的目標，今年3月份，9名手無寸鐵的華人在非洲被內戰一方僱傭的瓦格納僱傭軍以行刑方式虐殺，財產遭到劫掠，至今也未見行兇者受到懲處。最近這幾年，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洲已經發生多起針對華人的商鋪縱火案，不僅劫財而且殺人，因為案件發生頻率高，在此不一一列舉。華人成為非洲人劫掠的主要目標，在他們來說也是一種理性權衡的結果，因為洗劫華人一般不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會給國人有一種我待你如上賓，你視我如寇讎的感受。
（五）反對超國民待遇的正確姿勢
反對給予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有正當性。但是要想糾正這一政策，或許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甚至不排除直到一場宏大葬禮的到來。
從實體上來說，我們反對給予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不是反對這些洋人享有而我們尚不享有的正當權利，比如在刑事和行政案中每個人本應當享有的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我們無意把洋人拉低到和我們相同的權利貧困的境遇中，以求得一種更低層次的平等。但涉及到稅收的處分，我們作為納稅人自然享有優先受益權，而且從政治倫理角度講應當有決定權。
正如筆者在《反對給予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法律意見書中所特意點明的，我們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們不反對國家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對更貧窮的國家提供援助.
我們也不反對全球一體化的願景，也樂見國與國之間的商貿往來與人際流動。但同時筆者也主張紮緊籬笆，對於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應當遣返。
我們反對的是對自己國民基本權利的無視，同時又給予外國人種種特權，而且這些特權從政治倫理和基本法律來審視都是不正當的，在其他國家也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的反對必須保持一種基本的政治正確，憤懣固然可以理解，但種族歧視要不得，針對擬議中的外國人永居條例，筆者在2020年曾寫過一篇文章《不摻雜種族歧視話語，我們的反對將更有力量》，我在文章中提及，要警惕種族歧視的表達，這不只是狡黠的策略，而是它確實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基本政治倫理，如果突破它，沒有誰是真正受益的。種族歧視，會讓我們處於道德窪地，即便是正當的訴求都會變得可疑，而且恣意呈口舌之快徒然會增加種族仇恨和隔閡。
在我們反對的過程中，不要讓憤懣壓倒理性，不要一切以結果導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要將反對奠基於正當的政治倫理之上，時刻以合法性與正當性來審查自己的言行，把反對的過程視為一次權利意識培育的機會，一次啟蒙與自我啟蒙的契機。
我們不要排外，一排外我們就輸了，不排外並不妨礙守護我們珍視的權益，而且唯有如此，我們的反對才能保持一種張弛有度的狀態，才會被認為是理性的。另外我們要切記，我們言說的對象是政府而非洋人，如果對象搞錯了，極容易墮入醜陋的排外主義。
總之，我希望我們在反對的過程中，讓世人看到我們是一群有正當權利意識的公民，意志堅定但同時又是高度理性和文明的，言行也是審慎節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