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總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有些錯誤不會得到別人諒解，就連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我參加「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就屬於這種情況。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貼出被毛主席稱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6月1日「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和哲學系另外反對聶元梓的十七位同事被打成「黑幫」，每天要在校內勞動，或打掃廁所，或廣場拔草，或清掃馬路。舉着「黑幫×××」的大牌子接受批鬥，要低頭彎腰或坐噴氣式，校長陸平被批鬥時我們往往要陪鬥，這時我們都要舉着「黑幫×××」的大牌子站在一個高台上，下面是眾多批判我們的革命群眾，這時我最擔心的是牌子拿不住掉下去，砸在革命群眾的頭上，這樣我即便不被當場打死，也得成為「現行反革命」。因精神高度緊張，批判我的內容反而一句也沒聽到。我家和馮友蘭先生相連，當時馮先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目標很大，到北大來串聯的各地紅衛兵，都要把馮先生揪出來批鬥，我往往也要陪鬥。紅衛兵小將讓我們站在一個凳子上，他們把我們圍在中間，要我們交代「罪行」，說自己沒有聽毛主席的話，犯了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教書中「放了毒」毒害了青年學生等等。照例，紅衛兵小將都會不滿意，會大喊「不老實」，「打倒×××」，「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時我最怕七十多歲的馮先生支持不住，從凳子上掉下去，但馮先生卻像一塊磐石一樣，站着一動不動。運動結束後，我問馮先生：「當時幾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麼想的？」他說：「我當時什麼也沒聽見，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1966年秋，每天都有紅衛兵串聯到北大，也經常來我家，或抄家，或貼上些大字報。要我「坦白交代」反毛主席罪行。我愛人樂黛雲在「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也得在校園內勞動。我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二歲，在家裏由我母親照管，紅衛兵常來我家，對他們心靈上的影響很大。於是我和樂黛雲商量把他們送到我住在成府的岳父母家中。但兩個孩子沒有去住幾天就被我岳母送回來了，她告訴我們：「成府街道居民委員會說，這兩個孩子是黑幫的孩子，要給他們掛上黑幫子女的牌子。」岳父母認為，這樣對孩子影響太大，只能送回來。
1967年秋，有一天晚上，忽然來了一批紅衛兵把我押送到燕南園56號的一間房子中，對我進行批鬥，坐噴氣式，問我為什麼在門上貼了一張毛主席像，而兩邊貼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對聯。這下可把我嚇壞了，我申辯說：「我怎麼敢幹這種事呢？希望紅衛兵小將調查，如果是我或我們家的人幹的，我願意接受嚴厲懲罰。」這一群人中，恰好還有一位哲學系的教員，他說：「如果我們調查出是你，你就是現行反革命。」批鬥了我一夜，把我放了。以後也就沒有為這事再來找我，後來聽說是我們對門一家的孩子們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間，如果當時沒有哲學系的教員在，我也可能被活活打死。
這件事，使我和樂黛雲非常後怕，於是我們就想方設法搬出經常有紅衛兵光臨的燕南園，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恰巧北大革命委員會認為原來教授住的房子太多，應該分出一些房子給職工住。我家住的燕南園58號是北大最好的房子之一，有七八間，自然要被分出去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主動要求搬出燕南園，搬到中關園較差的小平房中。我們一家在中關園280號三小間房中，從1967年秋一直住到1982年。
文革初期，我作為「黑幫分子」在校內勞動，挨批、挨鬥，沒完沒了地寫檢查和認罪書，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這樣生活了一年多。1967年秋天，北大紅衛兵分成了兩派，一派是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來和聶元梓一起寫「五二五」大字報的以孔繁、楊克明為首的「井岡山公社」。兩派在權利分配上對立起來，以致兵戎相見。在這種情況下，兩派都無暇來管我們這些「黑幫分子」，我們也就自動解除了勞動，但誰也不敢亂說亂動，在家裏老老實實待着，希望能由革命派把我們「解放」出來，重新回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隊伍中。
1968年秋，工軍宣隊進駐北京大學，兩派的武鬥得以平息，接着在全校展開「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因而又掀起了大揭發、大批判，這期間哲學系「十八黑幫分子」一個個得到解放，只剩我和其他少數幾個仍然還是黑幫。這時有些被解放的黑幫分子，例如有位同志揭發我在清明節為父親掃墓；還有位同志給我畫了張黑線圖，把我和鄧拓、周揚、關鋒甚至「帝國主義神父」等等聯繫在一起，於是大會小會又對我展開了批鬥，直到1969年夏才被解放出來。沒有多久林彪發出了「一號命令」，我和樂黛雲還有我的兒子湯雙就和北大二千餘員工下放江西鯉魚洲去勞動改造去了。大概由於我改造得不錯，1970年秋鯉魚洲招收了一批工農兵學員，哲學系的工軍宣隊就派我去當教員，和這些從工、農、兵中來的學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鬥私批修。
1971年夏，我們從鯉魚洲回到北京，兩地的哲學系工農兵學員就合在一起，成立了哲學系「教育改革小組」。開始由楊克明同志和我共同負責，後來楊克明同志不大管了，主要由我來負責哲學系的教改工作，但我們仍受哲學系的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由於我真想讓工農兵學員學到點東西，孰不知這個願望與當時整個的潮流全然不合，看看又要挨批，是毛主席提出「讓北大的教員參加《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編寫工作」救了我，使我暫時躲過反右傾回潮的災難，但卻掉進了「梁效」這個深淵之中。
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開始只有十來個人，主要是編材料，我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材料編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謝靜宜和遲群往上送，我們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編成後，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認為不理想，要我們重編，於是謝靜宜、遲群就命令我帶着兩三個人修改，我記得有中文系的周一良、孫靜、陳羲仲，而其他人則轉入寫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林彪與孔孟之道》的分編。1974年1月《林彪與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下發。由於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終都參加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編寫，所以受命到各單位去講解這份材料。分工我講帶有理論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復禮」之類；周一良先生講帶有解釋性的後四部分。當時除了由謝靜宜、遲群指派我們在首都體育館講，我記得還應余秋里邀請在軍隊講，應北京市委邀請在北京市委黨校講，好像還在其他地方講過，現已記不大清了。
大概到這年二三月，「兩校大批判組」分成了兩個組，一個組的主要任務是編材料，接着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個組負責寫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材料組，「材料之二」的基本內容是所謂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材料早在「大批判組」成立之前我們就看到過。在「兩校大批判組」成立之前，江青曾召集一批在京學者（不僅僅是北大、清華的教員）開過兩次座談會，在會上就說到要批判林彪，這樣就涉及到「五七一工程紀要」，並且傳達了毛主席有關「評法批儒」的指示。這兩次會，我都沒發言，而當時人民大學的王世敏在會上作了相當長的發言，江青對她的發言很滿意，當場說：「你是女狀元。」所以在成立「兩校大批判組」後，她和李家意、宗柏年就成了該小組的三人核心成員之一。
當時，我們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考，一切以上面的思想為指導思想。
為了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曾讓我們到林彪住所毛家灣查看林彪的圖書。林彪的藏書樓使我們嚇了一跳，他的藏書竟然有七萬多冊，其中線裝書非常多，在一些線裝的中國經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語」。我當時曾把他在《論語》上的批語過錄到另一本書上，到現在我還保存着。我們當時翻閱林彪的藏書，當然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找一些所謂「反對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話，而且往往也是順着上面的思路來加以曲解。我們以「五七一工程紀要」為基礎，再加上林彪藏書中的「批語」，東拼西湊，編成了《林彪與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謝靜宜、遲群送了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材料之二」編完之後，我們這些編材料的人無事可做了，於是也參加到寫作組裏。寫作組的任務是：解釋《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寫「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兩個人合寫，然後由謝靜宜、遲群審定後，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外，還有一些筆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從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四屆人大前，有兩件事應該說一下，一是，大批判組成員曾兩次跟隨江青到天津，這是我們和江青最近的接觸，因而對她有直接的感性認識。關於去天津的過程，其他同志都會寫到，我只寫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我們和江青一起在車上用餐，汪東興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很像是江青的隨從，江青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我覺得很奇怪，但一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在我們面前常說她代表毛主席，而且給我們講一些如何發動「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來宣揚她自己。我當時都信以為真，我想其他「梁效」成員也會信以為真。有一次，我不知為什麼提到「斯大林」，江青突然大發脾氣說：「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嚇了我一跳，以後我在江青面前不敢再說話。到天津後，我們並沒有和江青住在一棟房子裏，只是她召我們去她住的地方，我們才能去，去那裏往往是和她一起看電影，我記得《反擊》就是在天津看的。總之，江青給我的印象「真像一位頗為跋扈的皇后」。
三年後，被江青當作隨從的汪東興，在徵得華國鋒同意後，帶人抓捕了四人幫，讓江青為自己的蔑視付出沉重代價。據當時參與其事的葉劍英貼身衛士張參謀回憶，汪東興在清點完人數後，宣佈了幾條紀律，隨後領着大家宣誓。宣完誓又進行了具體分工，按人頭四個人抓一個，並作了具體演習。臨出發時，汪東興問了一句：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有人問：如果有人開槍怎麼辦？
汪東興非常明確地回答說：「如果有人開槍，你們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們沒有責任！」
資料來源：《湯一介的懺悔錄：參加「梁效」，我不能原諒自己》
20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