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拖拉機上摔下來後，面對嚴重的化驗結果農場醫院根本就沒當回事，隨便開了點藥就把我打發了。我既沒好好休息，又沒營養補充，沒人關心沒人管，自己傻呼呼的什麼也不懂，還得上山幹活。受傷的身體被反覆折騰，漸漸地人就像被掏空一樣虛弱。好容易熬到探親，原先那個「茁壯成長」十分健康的我變得黑黃瘦弱逃生一樣回到了上海。
在親人的關照下，我在家裏休養了整整一年身體才慢慢恢復元氣。
還得回去，回到雲南農場。不管我那受傷的機體能否適應艱苦的勞作和低劣的伙食我都得回去，沒有辦法，沒有其它出路。我一個大男人不能就這樣靠家裏養着，他們生活也困難。
農場規定探親假45天，我嚴重超假。
超假會給什麼處理我根本不考慮，已經在十八層地獄難道還怕被打到十九層去？我擔心的是路費報銷，這麼長時間超假如果沒個合理說法農場肯定不給報銷，那可是一百多塊錢啊！家裏養我一年已經不容易，回去的路費還是同別人借的，他們等着我報銷的錢還債呢。
我不是賴在上海不走，我是因病沒辦法只能在上海家裏療養。但誰來證明呢？無憑無據誰又信呢？
我需要個證明，要個說法。有了證明農場是否認可它我不知道，但沒有證明肯定不行。
我曾經試圖叫上海醫院開病假單，醫院明確說外地人不開。再說，我身體的內傷一旦表面癒合，檢查的指標立刻正常，當時的醫療條件從外面什麼也看不出，不像骨折拍個片子能看到，醫院憑什麼給我開病假？就是開個三天、五天對我又有什麼用？
我想到了「鄉辦」，它是我這個漂泊知青同上海市政府唯一對口聯繫的窗口。
「鄉辦」是習慣叫法，全稱我想應該是「上海市閘北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區鄉辦，上面還有市鄉辦）。這其實是我現在的推想，因為在我記憶里沒有它的印象，我甚至懷疑這個吵吵嚷嚷的是非之地當時就沒正式掛過牌。
閘北區「鄉辦」之前我去過多次，但都不是為自己辦事，可能是閒着無聊隨便逛逛，也許是陪別人去記不得了。它就在老北站附近石庫門建築的居民住宅區內，記得從弄堂口進去一拐就到了。進門有一個很大的空間，估計是利用房屋天井及弄堂空地臨時搭建的。在空間的靠牆處放着一長排條凳，許多心事重重愁面苦臉的知青長輩就坐在上面等候接待，他們更像是一群候診的病人。而忙碌走進走出大聲說話的則多為知青，「鄉辦」因他們的存在顯得熱熱鬧鬧且吵吵嚷嚷。
「鄉辦」能否開證明我心裏沒底，但它是我這個外出遊子在家鄉唯一可以依靠的政府機構，我只能找它。我想它應該能夠理解知青的難處，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困難。
滿懷期望獨自前往，接待我的是位不到40歲的男子，既不儒雅也不粗獷，他讓我想起當年進駐我們中學的工宣隊員。
他例行公事，不熱情也不冷漠。
我嚅嚅喏喏，低下地向他述說我的實情並請求開一張證明，不記得他如何回答，反正證明不開。
我感到無助又毫無辦法，儘管近乎哀求，但人家自有人家的道理，不開我怎麼辦？我想吵鬧也找不出理由，只能灰溜溜回去。
憂悶！想想不對，這怎麼行，還得找它。
第二次去竟又被他一套「太極拳」打了回來，按照現在的說法是「搗了一通糨糊」。奶奶的！我算明白了，他們的存在根本就不是真心幫助知青解決實際問題，他們只是市政府設立的一道堤壩來阻擋由於上山下鄉所引發的不滿以及各種問題匯集成潮流的衝擊。在上山下鄉根本問題不能解決得前提下，他們的工作只是能化解就化解；能平息就平息，能糊弄就糊弄。
我就是一隻被糊弄的皮球。
越想越火，這事能怪我？家裏花了十多年心血把我養大後身體好好地交給你國家，只一年多就折騰成這樣，病了沒人管探親回上海自己將它調養好，如今還得回去繼續建設邊疆。現在也只是求你們政府開個實際情況證明難道也不行？
既然無路可走還不如就此一博，老實人急了也要發戇頭脾氣，我想好了，準備「上伊腔了」（同他幹了）。
第三次依舊是他，一套油滑的官話剛開頭，我立刻直視他的眼睛一臉嚴肅地用手指指着他說：「是不是我不認得你，你就不解決我的問題？！」
他竟然一怔，神情緊張默默地看着我一聲不響。而後對我說稍等一會，起身走到裏面房間。
我想他可能為熟識的知青做過什麼，也許是開過什麼後門有心虛的事；也許他怕我這個漂泊的知青是個亡命之徒：一個一無所有被趕到農村去的年青人，一旦混不下去破罐子破摔，手拍胸脯「要命有一條」，你能對他怎樣呢？坐在他這個位置上肯定聽說許多知青打架鬥毆、偷雞摸狗、強買強搶、乘車混票等等事情。他上有老下有小，他只是混口飯吃不想有什麼事，他吃不准我是那路神仙。
一會他回來對我說到裏面房間有人接待我。
在他指引下我走了進去。
一個空蕩蕩大房間的角落裏放着一張寫字枱，一個和藹的中年知識分子幹部模樣的人坐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聽我簡單敘說後也沒回話順手拿出鄉辦專用信箋紙在上面寫着什麼，而後敲上圖章裝進印有鄉辦字樣的信封交給我。
完了，就這麼簡單！
我長期超假終於有了一張證明，而且是政府一級的相關機構給我因病滯留上海原因的證明。
我寶貝一樣小心地把它放進衣兜里，回家路上總覺得沒放好擔心滑落丟失而多次拿出確認它的存在。
一路顛簸回到農場，報銷依舊沒有結果。
那晚我們幾個上海知青在晃動的油燈前閒聊，因我剛回農場自然說起家鄉事情也談到自己，知青朋友張金龍對我的處境和家庭狀況大為同情並動了惻隱之心：「我去找場長幫你說說」。
張金龍是場部業餘籃球隊隊員，竟然與上級領導有這麼層友好關係讓我甚感意外，同時也讓我感動。
第二天晚上，他從箱子裏拿出從上海千里迢迢帶來沒捨得吃的兩卷卷面和我那張寶貴的證明潛入場長家竟順利地將我事情講妥。
隔天我去場部財務室報銷。
出納是位上海女知青，她坐在房間一角靠窗寫字枱前一聲不響給我結賬，40多歲壯實的湖南籍場長在房間空處來回走動嘴裏罵罵咧咧，我則遠遠地非常老實地站在財務室另一角一聲不響像一個等待施捨的乞丐，場長的不滿神態讓我自己似乎也覺得這錢拿得不那麼理直氣壯。
只有三個人的財務室空氣顯得緊張而冷漠。
「有些人要錢不要臉，……」場長的湖南話明顯地指向我。
從小到大，我還從沒被別人這樣說過。我感到一陣屈辱！血往上涌：「我怎麼就不要臉了？你報就報，不報就算。媽的，老子不要了！」努力壓着，話終於沒有說出口。場長繼續連說帶罵，只覺得一桶桶污水劈頭蓋臉向我潑來，我依舊卑微地站在房間一角，臉色有點難看，心跳在加速。我看着女知青在數錢，一筆「巨款」馬上就要到手，我需要它，家裏還等着它還債呢。
我確實要錢不要臉了。
我是什麼？在上海我近乎「盲流」，回農場我是一個最底層的農工，一個被圈養的苦力，一個失去人生選擇自由的狗屁知青。他是誰？是場長，一場之長，一個農民出身文革後被提拔上來的壯漢場長。我絲毫沒有同他抗衡的力量，我選擇屈辱地忍受。
我不明白，既然有「鄉辦」證明，又通過私人說情，場長為什麼把那麼多難聽的話砸向我呢？
也許正因為有了私下的說情，於是他在同意報銷後又盡力想避開這層關係，於是在辦公室里大聲說話把我臭罵一下以公開表明同我沒有任何私人關係，完全是秉直辦公，決不給任何人留下什麼把柄。
也許他覺得我這樣的人確實是「要錢不要臉」：不賣力幹活，探親又長時間不歸，回來後還要場裏掏錢。他鄙視這樣的人，當然不能讓我就這麼舒舒服服、這麼便宜地把錢拿走。
更因為我在他權力管轄之下，罵了又能怎樣？
場長一甩手走了，不滿發泄了，戲也演完了。
辦公室里的空氣依舊凝固的讓我窒息。我上前簽字拿錢，不知道報了多少，也不去核實一下我手裏的票子是否有差錯，抓過來往包里一塞扭頭就走。
2012-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