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農場的第一年，我病了。那年我未滿十八歲。
我是從飛駛的拖拉機车斗里跳下來把腰子摔傷的。鮮血從傷口流出混在我的小便里。
我求助醫生，醫生很平靜的問訊、檢查、開處方。給了二三天病假和一點止血消炎藥就打發我回去。他們見得多了，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的家人在三千公里外的上海，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的病需要立刻臥床休息至少一個月，並適當補充營養。但是沒人告訴我，也不給我提供這個條件，沒人同情關心我。我也不懂病三分治七分養的道理，稀里糊塗。
稍好一點我去幹活，未長好的傷口又有鮮血流出。我還得求醫。
多次去總場醫院病未看好，心不死還想治，那麼就轉院吧。我一提出他們就爽快地給我開了轉院單，轉到西雙版納洲醫院。就如同我當時摔傷他們也無所謂一樣，你想去就去吧。
州醫院在景洪縣城，比起農場醫院來州醫院醫療設備好，醫生水平高。我滿懷希望想這次一定要把病查明治好。
從農場到景洪縣城汽車過去需半天時間。沒有公交班車，因此怎麼去自己想辦法。
先辦好外出證明，（否則旅館是不接待的，那麼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然後從隊裏大概走一個多小時路到東風商店處，這兒是農場的一個小小的中心，只有在這裏才有可能搭上便車。
現在的人乘公交車一小段路沒個座位都嫌累，奇怪的是當時我拖着病體在烈日下走一個多小時什麼想法都沒有，因為想也是白想，只有自己走，沒有其他任何選擇。
我看到一輛大卡車，車廂空的，車頭朝着縣城方向停在那裏，我不敢同駕駛員商量，我怕他回絕，現實社會已經把我的生命擠壓得卑微而渺小。當時的農場，交通閉塞，物質匱乏，駕駛員是半個皇上。知青算什麼，知青是三等公民，還不如現在城裏的民工。我偷偷地爬上車廂，蹲在裏面。一會，駕駛員發動汽車，往景洪方向開去。
車子顛簸，车斗搖晃，我站起來，扶住车斗壁暗自高興，心想今天真順利，亞熱帶的驕陽照在我的身上，滾滾的灰塵在我後面翻滾。突然，車子停了下來，原來駕駛員從反光鏡里看到怎麼车斗里多出一個人來，駕駛員跳下車對住我狠很的說：「下去！下去！」他的神情如同在趕一個要飯的叫花子。
我苦苦地同駕駛員商量，一副可憐相。我說我是去看病的，帶我去吧，駕駛員大概看我還是一個孩子，又是去看病的，忽發惻隱之心：「買票，一塊五」。我如獲大恩，慌忙致謝、付錢，我花錢買來了駕駛員的恩賜，駕駛員旁有一個空位置我連想都不敢想。四個多小時在烈日下站在车斗里一路晃蕩晃蕩地開到縣城。
到景洪後，在十字路口那二層樓的旅館裏，我從小窗口遞上證明，旅館開票的一看證明瞄我一眼就知道我是知青，把我安排在一層沿街的房間裏。
找到一個小飯館吃了一碗米粉，天已漸暗，回到旅館我感到很累，洗完臉腳，就躺在床上休息了。床單被子又髒又有氣味。白天太陽照射的餘熱還未散盡，窗外馬路上依舊是鬧哄哄的，街燈通過窗子照在我的床上，也沒有窗簾布可以遮擋光線。又過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外面才漸漸平靜下來，氣候也變得涼爽一點，我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突然一陣「乓乓乓」的拍門聲把我驚醒，人聲喧譁，吵吵嚷嚷。一問，才知道是查房的。那年代，人們的腦袋裏繃緊了階級鬥爭的弦，半夜查房也是理直氣壯的。自由處處受到管制的人們也習慣和認可了這一做法。一個卑微的群體是不值得尊重的。於是一間一間地重複着這樣的聲音，遇到沒有證明的，一頓亂吵。大約又過了二十多分鐘，「乓乓」的聲音敲在我的房間門上，二個帶着袖章的治安隊員拿着手電筒，撈開我的蚊帳照在我的臉上：「證明！」，我趕緊翻出證明，他們看了後，一聲不響，又去查我旁邊另一個人。沒有任何一句表示歉意的話，一切好象都是應該的，例行公事。我休息的權利就這樣被理所當然地踐踏着。
整個一條通道二邊的房間查完後，吵鬧聲才漸漸停息，我不知道已經幾點了，太累了，迷迷糊糊地睡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旅館開票的：「給我換一間房吧，我是來看病的，我那兒太吵了我受不了。」
開票的中年男子看了看我的證明，遲疑了一下說：「只許你一個人睡，不許帶人來」。我趕忙說：「是，是」。於是他把我換到樓上的一間，一樣的價錢，不同的待遇。當晚，一夜無事，被子床單也乾淨很多，我總算睡了一個安穩覺。
臉色黑黃灰頭土腦的我七轉八彎地找到縣醫院，滿懷期待地向醫生交代我的病情。醫生大夫身穿白大褂，胸前掛着一個聽診器，同我的匆忙和疲憊相比，醫生當時給我的感覺很休閒，面目安逸而平和。他無聲地聽着、寫着：「驗個小便吧」。接下來一套老程序，上樓下樓、跑進跑出、付錢化驗。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接下去開點藥片打發我回去了。
我滿懷的希望也只能是這麼一個結果，因為我的病最需要的其實是休息和營養，但醫生也不跟我說，他只知道看病開藥，他是開不出長休和營養的。我還有什麼指望呢，想法回去吧。
旅館門前是一個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的知青，都是等着要回去的。沒有班車大家也習慣來這裏找車。不久來了一輛大卡車，大家一看車牌，說是二團的，於是紛紛往车斗里爬，我也夾在其中。果然不久駕駛員來賣票，待大家買完票後，卡車晃蕩晃蕩一路顛簸往回去的路上開去。
炙熱的陽光照射在車頂的帆布上，车斗里悶熱難當，人們擠在一起，汗味混合着汽油味，灰塵還不時地翻滾進來。幾個小時後卡車開到我們隊的叉路口時，我大聲叫道：「師傅，停一下車，到了，師傅，師傅，停一下車。」駕駛員根本不理我：你他媽算老幾，哇哇亂叫，我給你停車，老子知道該停在什麼地方。看來我是不識相了，我卑微的生命里竟然還存有個人的要求，是該打擊一下。司機把車一直開到一分場場部處才停了下來，我也只能拖着疲憊的身體，灰塵滿面地再倒着走回去。
回到連隊，剛好是收工時間，看着知青們扛着鋤頭從山上一溜往下走，凌亂的頭髮，疲憊的神態。我不敢面對，進了一次城，覺得自己就象做了什麼虧心事一樣，好象是他們養活了我。在他們的眼裏，我是舒服的，不用幹活到景洪去玩了一圈，可以吃到帶有一點肉味的米干；看到了新鮮的外部世界。我明顯地覺得自己游離於這個團體之外。幹活的人總是那麼理直氣壯。開飯時我還不能跑在前面，不幹活只能象小媳婦一樣縮在一邊。
於是我在想：明天要上班了，我又沒有病假條……
不上班我又能怎麼樣呢。我感到身心疲憊，感到壓力和無奈。我多麼想回家呀，回上海的家裏，回到親人的身邊，休息一下，喘一口氣。但我走不了，沒有假期，沒有通行證，解放軍戰士拿着槍日夜警惕地守衛在瀾滄江的大橋上，守候在我們回家路的關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