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初，《觀察》周刊在上海創刊，我在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當編輯時看到這個刊物，知道它是一些專家學者、社會名流發表政治見解的園地，許多國內外知名人士給它寫文章。這時正在政協會議期間，到處都聽到關於「第三方面」、「中間路線」的議論，《觀察》可能較多地反映了這類觀點。
這一年6月間，我從西安回到故鄉天津。8月，進入《民生導報》當編輯。編報之餘，嘗試向外地比較著名的報刊投寄通訊稿，當時《觀察》暢銷數萬份，自然成為我投稿的首選目標。我給它寄去的《天津通訊》很快刊登出來，隨即寄來稿費和聘書，主編儲安平親筆寫信聘我為「天津特約記者」。其辦事效率之高和對於無名作者之尊重，使我感動。看他在每期《觀察》上發表的署名文章，更欽佩他的見解與膽識。我為《觀察》供稿並不多，絕想不到儲安平會來天津找我。
《民生導報》社址在天津原日租界壽街（現興安路），房子很侷促。1946年9月或10月的某一天上午，我正在樓上編輯部看稿子，樓下經理部喊我，說有人找。我跑下樓來看到一位紳士模樣的人站在那裏西裝筆挺，皮鞋鋥亮。他脫帽向我致意，我看到他的頭髮油光熨貼，一絲不亂。我自報姓名，他也自報：「我是儲安平。」態度高雅而親切。我們兩個人站在窄窄的過道里聊天，影響別人出入，他示意讓我和他一起走出大門，我們站在馬路邊屋檐下，在過往車輛掀起的塵霧中，旁若無人地繼續談下去。
我問他：「你怎麼找到這裏來的？」他說：「我乘火車去北平約稿，路過天津，專門下車來看你的，等一會兒還要趕下一班車去北平。」又問他：「天津有那麼多有名的記者，為什麼單找我呢？」他說：「第一，憑你寫的通訊稿，符合本刊的宗旨；第二，《大公報》的徐盈先生推薦你，他說天津找你比較合適。」徐盈那時已是聞名全國的大記者，我和他是在採訪李燭塵時認識的，以後只有很少幾次短暫的接觸。徐盈向儲安平推薦我，實在出我意料。
更出我意料的是儲安平問我願不願意去上海幫他編《觀察》。我說：我連大學的門也沒進過，如何能為這些專家教授編稿子？你找錯人了。他笑笑說：「你能編報，編刊物不成問題。我以前也沒幹過，咱不都是在學着幹嘛。」
我問他：「你的編輯部里現在有幾個人？」他笑着問我：「你猜猜？」我說我猜不出來。他豎起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一下，然後指向他自己。我大吃一驚：「就你一個人！」他說：「從約稿到編排，跑印刷所，校小樣，看大樣，印出來再捆包、郵寄。」我說：「這怎麼可能呢？」他說：「事情幹起來就由不得你了。」我說：「還有收訂戶，開收據，管錢管賬，讀者來信……」他打斷我說：「那些事統由我的夫人包辦。」
很難相信，眼前這位溫文爾雅儀表堂堂的紳士，竟是一個連踢帶打「拼命三郎」式的單幹戶，一個人支撐起一份擁有數萬讀者的《觀察》周刊。我一向欽佩敢於承擔重任、超越極限、創造輝煌的人，我願意跟這樣的人共事。我問他：「我去有地方住嗎？」他說：「很抱歉，暫時只能在我那辦公室兼宿舍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裏給你加一個小床。」我說：我還有家眷和一個小孩子。他拍拍腦袋說：「哎呀，我這麼笨，沒想到這個。」又說：「實在對不起，只能等我換個大點的房子再請你去了。」我說：「沒關係，你能路途下車來看我，素昧平生就要托以重任，太高看我了。」他說：「我們認識了，總是有緣，希望以後能有機會一起干。」他看看表，匆匆告別，叫一輛洋車往車站趕火車去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時民盟中央正在籌辦《光明日報》，經孫承佩推薦，聘我為駐天津記者。1950年，民盟在天津建立地方組織，民盟中央又把我從《光明日報》調回天津，當民盟的專職工作人員。
1953年，《光明日報》由民盟中央的機關報改為各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報紙。章伯鈞為社長，儲安平為總編輯。民盟中央的同志告訴我儲安平是民盟盟員，又被發展入九三學社，並成為九三的中央委員。他當《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各民主黨派共同商定的。
就在這時，我突然接到儲安平來信，他說知道我曾在《光明日報》工作，他現在正接手組建新的《光明日報》編輯部，「因人手不足，擬請吾兄屈就」，等等客氣話。他還記得六年前對我的許諾。我為他的誠實、守信所感動。儘管當時我已不可能再操舊業，我還是恭恭敬敬地給他寫了一封感謝信。
反右派鬥爭中，他發表了「黨天下」的言論，定為極右分子，並且與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等並列為八個只摘帽不改正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自殺未果，後又失蹤，尋找多年，不知所終。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