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吳國光博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1月9日，鮑彤先生去世了，享年90歲。鮑先生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的得力助手，是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捕入獄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也是出獄後近些年來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標杆式的人物，是中國社會推動文明進步和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幟，是凝聚各界人士的一個精神中心，廣受尊重。他的去世，真可謂"哲人其萎，大樹飄零。"
一、鮑彤其人
1作為趙紫陽秘書的鮑彤
鮑彤對趙紫陽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貢獻
1980年代，在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彤是他的政治秘書，輔佐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高層設計。許多重要決策出自其手，趙的許多重要文稿也是由鮑彤草擬的。他們兩位高度信賴，早已超越了中共體制內領導人與秘書之間的關係，而升華為理念高度一致的知己關係，經受了重大危機的考驗，稱其為生死之交亦不為過。
2）作為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的鮑彤
鮑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
他說："在不願意做奴隸的共產黨員們支持'改革'的同時，另外一些堅持毛澤東身後中國人必須繼續做奴隸的共產黨員們對'改革'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和態度——討伐和鎮壓。以上這兩種力量的消長，形成了1980年代'改革'潮汐的漲落"
鮑彤是當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腦。
3）六四後作為民間精神領袖的鮑彤
鮑彤出獄後，很快成為中國民間眾望所歸的凝聚人物。他的豐富而久經考驗的政治經驗，深邃而準確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成為在黑暗中引領災後中國社會風向的強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療的溫潤的港灣。
二、鮑彤先生與1989年六四事件
1鮑彤在1989年
鮑彤擬定趙紫陽會見戈巴喬夫的談話稿。在文稿中寫明了鄧小平是作為中共最高決策者。把此事的緣由從1987年到1989年5月仔細梳理了其來龍去脈，闡述了何以需要寫進談話稿的基本原因。
此事對1989年事件的涵義？吳先生認為會談中有此句與無此句，均不能改變1989年事件的結局。
2）鮑彤對六四事件的核心觀點：
紐約時報（2018年5月23日）曾刊登李南央對鮑彤的採訪。報道說，很多人認為鄧小平之所以要鎮壓學生，是為了要保黨、救黨，但鮑彤認為，這是個誤區。他說："鄧小平不是保黨，而是要保他自己，保證他死後中國不出赫魯曉夫，讓他身敗名裂。為了這一點，即使把黨打得稀巴爛，用黨的名義向老百姓開槍，他也在所不惜。"
鮑彤說，六四是鄧小平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個人決定，由他個人發動的一次以群眾為對象的軍事行動。
鮑彤說："這場政變的目的，就是鄧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為了這個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黨。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開槍，黨就身敗名裂。這誰不知道？連毛澤東都早就說過：誰向群眾開槍誰沒有好結果。"六四"的過程在現在看來，就是這樣。"
吳國光（2019年6月）：1989年六四前夕，中共內部曾發生一場由鄧小平授意的軍事政變，斷絕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趙紫陽是總書記應代表黨。鄧小平和幾位元老，沒經過中央全會就私下開會拿掉趙紫陽，而"政變"說，就是基於這個事實。
也有人對此有些不同意見，認為鄧作為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拿掉趙的名義最高位置，稱政變有些勉強。你的理由如何？
其實，這與戊戌事件慈禧剝奪光緒皇帝權力是一樣的。歷史上，也稱戊戌政變。
三、鮑彤對現代中國的意義
1）人格風範
鮑彤之女鮑簡在Twitter上表示，其父親"對這塊土地仍然充滿希望"，並引述他在幾天前90歲生日時所言："人是天地之間一個非常渺小的歷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爭取的未來、要爭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夠做、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並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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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場景的重現
已故史家余英時教授曾經談及鮑彤及吳國光參與編著的一本有關趙紫陽的書,他指出：
"鮑彤與吳國光兩先生——正是當年趙紫陽"改革開放"政策的設計人和執行人。……"余先生說該書"使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因為梁也是以參與者的身份撰寫這部名著的。但梁書僅代表一人之見，且即寫在政變之後，時間過於倉促，未免美中仍有不足。我們不妨作下面這一想像：戊戌七月光緒帝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參與新政，自此光緒有所詢問於康有為，則命四卿傳旨；康有為所陳奏，也由四卿密陳。讓我們假想四卿未被誅死，並且多年後和梁啓超合撰一部《政變記》，那豈不是史學史上難得一見的盛業？已出版的或計劃出版的有關趙紫陽的回憶錄等書籍，正是這樣的書，因為其作者們當年在趙紫陽執政時期所發揮的功能正和光緒變法時期的四卿，先後如出一轍。"
3）何以中國歷史慣性如此強大？
戊戌模式？
人們注意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正是時時被引述的參照系。
為何近代中國人們常常提及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次政治制度變革的嘗試，它所導入的世界近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它所遭遇的既得利益守舊勢力的頑強抗拒，它的悲愴失敗……使之變成了中國近代多次制度變遷和政治變化的一個模式。這就構成了一個基本的戊戌主題，它貫穿於近代中國的政治過程中。
因此，人們可以通過戊戌變法的視角透視近代中國政治史；近觀二者，似曾相識，人們可以在很多後發的中國事變中發現戊戌事件的種種變奏，可以發現與當年相類似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邏輯。而在每一輪迴中，都依稀可以辨認出自己時代的慈禧、光緒和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
人們注意到，自1949年以降，大陸中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幾乎都有一種"慈禧情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表現得尤為突出。何以如此？大抵是基於中國政治邏輯，即，在中國歷史的政治博弈中，常常是"慈禧"戰勝"光緒""康梁"，也即"後黨"戰勝"帝黨"。雖然並未公開直言，但其行為方式表明，毛鄧江習的政治直覺使其統統歸宗認祖於慈禧，而斥責"光緒"和"康梁"為所謂"賣國主義"。
人們不會忘記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清宮秘史〉》文章。作為毛澤東射向政敵的致命炮彈，該文直接藉助戊戌政變，以古喻今。文中毛澤東對光緒及其帝黨的深惡痛絕躍然紙上，反襯出了他濃重的慈禧後黨心結。
鄧小平在1989年與趙紫陽的政治對決，就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變重演。垂簾聽政的鄧小平與名義上最高職位的"君"—趙紫陽，存在結構性困局，蓋源於權力的名與實不符，以及權力和責任的不對稱。
所謂名實不符，系指最高權力的名義與實際是分裂的。它們不是統一於一人身上，而是分處於兩個不同人身上。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趙，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但是，權力的運轉自有它趨向名實相符的邏輯。光緒當年的"百日維新"，除了是其思想傾向的結果外，從權力運作的邏輯看，也是虛君（僅有名位者）尋求名實相符的實權的自然趨歸。
4）中國士大夫的當代傳人
在我們的眼中，鮑彤老另有一番面目。舉目望去，在那片蠻荒土地上，鮑彤可稱碩果僅存的中國的幾位士人，是最後的士大夫。鮑彤在贈吳偉的一首詩曰："三十三年難入夢，難歌難哭難驚。閒從窗里數陰晴，風雲天際事潮汐，起三更。"從中可想見其情懷，令人頓生"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惆悵。
5）舍鮑其誰？
當鮑彤十幾年前出獄歸家，舊雨新知絡繹不絕登門拜訪，經此大難，老人漸成好友親朋主心骨。當時我忽發奇想，倘若鮑彤足夠長壽，倘若中國的轉型不至過於漫長，如此，當那大寫的日子降臨，屆時，承擔起歷史轉折中樞者，舍鮑彤其誰？
他的豐富而久經考驗的政治經驗，深邃而準確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作為在黑暗中引領災後中國社會風向的強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療的溫潤的港灣，舍鮑彤其誰？
可惜，這個夢永遠幻滅了，這個前瞻性的想像不可逆地失落了！
但是，鮑彤的精神是永存的。哈佛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讚揚趙紫陽的話對鮑彤也是合適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着，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