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到半夜，隱隱約約地聽到樓下人聲嘈雜，驚醒過來一看，還只2點多。靜下來終於聽清楚，竟然是要做核酸。幸好沒有人來敲門。後來樓組長說，還真有幾個門棟的住戶被叫下樓做了，但她推脫掉了，「大家明天都還要上班」。
那天是7月4日。在那之前，即便是封城那兩個月里，我也沒遇到過半夜叫起來做核酸的，只是聽西安朋友說過，在1月的寒冬，半夜1點半被叫起來做核酸，也有4點多全員核酸的，那時還覺得不可思議，沒想到有一天差點就發生在自己頭上了。和朋友說起，她冷嘲：「真棒啊，居民晚上多睡四五個小時，全上海就會多感染10萬人呢。」
之所以那麼緊張，是因為又有理髮店檢出陽性，而其中一位理髮師就住離我家不遠的上鋼二村。核酸檢測常常深夜才出結果，想來是在恐慌之下，街道立即安排半夜就篩查，也許他們還覺得應對迅速及時。新村入口第一時間就被鋼板隔離起來，只留下一個口子遞送外賣進去。
那兩天，新的一波疫情在上海眼看着捲土重來。7月5日，我上班的辦公樓還宣佈因「疫情形勢持續向好，大廈已恢復短駁車運行」，但第二天一早正要出門，公司行政發來緊急通告：凌晨2點接防控部門要求，大廈所屬街道即日起開展「3天2檢」全員核酸篩查（即3天內完成兩次核酸檢測，至少間隔24小時），必須持有當日核酸採樣記錄方可進入大廈。
本來那會我已經出門了，心想昨晚剛做過核酸，24小時內陰性應該沒事，但轉念一想，還是不要心存僥倖，萬一大廈真的只認當日核酸採樣記錄，那在樓下做核酸肯定要排很長的隊。於是重又折返回小區門口捅了下喉嚨，那兒幾乎沒人排隊。
事實證明，幸好我多此一舉，那天一早很多同事都被擋在大廈外，不僅大排長隊，而且做完後得半小時才有記錄，至少要在街頭徘徊1小時。
到了下午，傳聞陸家嘴有辦公樓緊急疏散，不知該算是久經世事還是人心惶惶，人們流傳着一個笑談：「今天下班前再好好看一眼同事吧，說不定下次再見面都要穿棉襖了。」
原本我還想着恢復「讀城」的訪談計劃，先去杭州、嘉興一趟，但這計劃不得不再次推遲。雖然理論上我還是來自低風險地區，但卻可能是當地「不想接納的低風險」。
和朋友談起時，我嘆氣說，還是消停點吧，萬一被關在杭州可沒意思，想想看，任我行被關在悶熱的西湖底黑牢裏多少年？她答：「有白娘子關得久？」
雖然上海6月29日就已開放堂食、行程卡取消星號，同一天，上海市文旅局還發佈通告，決定自7月1日起逐步開放全市博物館、美術館和室內外所有A級旅遊景區，7月8日起逐步開放電影院和演出場所，然而沒幾天，形勢就又全然變了。
時隔三個多月，附近的體育館重開，但7月3日我帶着孩子去上羽毛球課，卻死活進不去：門衛說，體育局的通知是要求72小時內核酸陰性，我當日的採樣結果還沒出來，「誰知道你結果是不是陽性？」但他對孩子倒是不看，只測了下溫就放他進去了。
過了兩天再去，這回我是72小時內綠碼，但這次，孩子的核酸碼他也要看。也是我掉以輕心，再次被打個措手不及，孩子剛好過了72小時，只能向教練道歉，教練也無可如何，回了個笑哭的表情。
乍看起來，門衛的規則和辦公樓的規則相反，一個不認當日採樣證明，一個只認當日採樣證明，但他們又都遵循同樣的規則：照我說的做，別的都不管。憤怒、講理都沒用，只要碰到，你就只能打回重來。
這是無法預見、甚至沒有預警的風險，180度的急轉彎變成了生活常態。7月5日，上海沈堅強游泳俱樂部剛發了「開館通知」，僅1個多小時後，又緊急發了個「閉館通知」。
也難怪人們現在普遍覺得，想做什麼事就去做，因為甚至用不着等到明天，你可能就做不成了。Suda那天去西岸美術館看了曾孝濂的插畫展，事後她慶幸說，還好去了，現在又看不了了——不止是西岸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今天起也臨時閉館，「恢復時間另行通知」，本來該館的奈良美智個展從3月5日起展出半年，到現在為止的一大半時間都沒人能去看一眼。
長遠計劃已失去了意義，人們只能隨機應變，就好像是一群小雞，躲避着巨獸的腳掌隨機的踩踏。往好處說，這讓人更珍惜當下的每一刻和自己已有的事物，只能認真過好每一天；但往壞處說，這摧毀了延遲滿足和勤勉努力的精神，讓人倒向及時行樂和短線思維，能撈就撈一點，「我死後，管它洪水滔天」。
就在兩三年前，我們可能都不曾想到會是這樣。現代化曾許諾給個人以解放和自主，這曾使人相信勤勉、積累、發展能最終得到回報，但如今社會正在加速，而且那種加速的壓力強大到席捲一切，原有的信念卻變得愈發虛幻。
Kenneth Gergen曾生動刻畫了這種新社會形態下的全新心態：
慢慢的，我學會心平氣和地放棄想控制我周遭一切事物的欲望。深思熟慮地在海洋中駛向某地——乘風破浪駛向目的地——跟隨波逐流、悠遊不問漂向何處，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的生活其實已經失控了——「失控」的意思是說，對當代人來說，要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變得越來越困難。勉力掌控辛苦不堪，完全放棄則被動麻木，而鮮有人地平靜地順其自然——在有些人看來，那甚至可能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權。
所有人都已疲憊不堪，如果你問問周圍人近況如何，最經常得到的答覆可能是「過一天是一天」。這給我一種感覺：人們雖然生活在當下，但他們只想把這日子早點過完，卻又不知道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更不清楚所謂「未來」會是個什麼樣子。
於是，一種潛在滋長的心態是，許多人默默地敷衍了事，聽說北京現在花壇都種草不種花了，那樣更方便。我的朋友「室內滂沱」一直在北京生活，他說，感覺現在全社會都處在「睡不醒」的狀態：
昨晚九點去一商場，先去一連鎖飯館吃飯，定九點半打烊，九點鐘進去就說不做飯了；去肯德基吃個漢堡，頭頂空調通風口向下滴水，沒店員說一句別往那兒坐；進出電梯、地鐵，已經根本沒有先下後上那說；誰不小心踩了誰的腳，再沒人會說句保意思。
這種社會交往上不約而同的簡化，表明講究禮數的老北京已經漸漸沒了力氣去維護這些額外的儀式。雖然這究竟意味現代抑或倒退還不好說，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這與其說是「無禮」，不如說是人們在別的地方消耗了太多精力。
現在，我們可能不得不承認，要完全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已不可能。認清這一點很有必要，至少可以讓我們因此卸下因無法做到而產生的焦慮和羞恥，重要的是想清楚我們究竟還能做什麼、又想做什麼，因為那關係到我們願意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是我們無法被剝奪的自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