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陽』過了，一下子出來找不到活干，也沒地方吃飯，只能先回了老家。」7月4日，在電話那頭，何貴嘆着氣說。
當天，是何貴回安徽老家的第八天。在過去的48天裏，他一直沒有找到過穩定的工作。
何貴曾在上海國際賽車場方艙擔任志願者，主要負責安保工作。從事志願者期間感染了新冠，經過18天治療才正式解除隔離。出艙後的他連加了幾個招工群，卻發現自己連面試的資格都沒有。
在方艙志願者群里，有人發佈一家工廠的招工信息，其中明確「陽過的不要」。本文圖片受訪者供圖
在出艙人員中，除了招工難，來自社會的偏見與遭遇的坎坷，也成為一些人心頭的疙瘩。
21歲的王媛至今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感染，4月14日出艙回家隔離的她，整整在家裏呆到5月中旬才下了一次樓，她一度害怕鄰居的異樣眼光、赤裸裸的指責。在方艙治療期間，王媛做過志願者，協助拍攝方艙宣傳片，將方艙患友故事製作成視頻發到網上。她的一舉一動被鄰居「發現」了，最終換來一句句惡意的留言：「你在方艙那麼開心，就不要回來了」，解除隔離後，鄰居仍拒絕她參加社區的「以物換物」活動。
曾被新冠感染、出艙後又復陽的高考生方明也有過一段不願回首的經歷，他的父親方林至今仍憤怒，兒子的等級考（全稱：2022年上海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是在方艙里完成的。因為在考試前一天兒子核酸顯示陽性，方林嘗試打了很多個電話要求覆核，最終沒有被同意。而在後面的連續兩天，兒子的核酸結果都顯示為陰性。
7月以來，記者聯繫到了5名出艙人員，他們有着不同的身份，打工者、演員、學生，他們中4人有過方艙志願者的經歷，出艙後他們的生活面臨着就業難、被歧視、再次進方艙，這一度讓他們迷惘、困頓甚至是憤怒，他們中也有人在期盼着，未來的生活和工作可以回歸常態。
迷惘與無奈：出艙後無處謀生
何貴原先是機場的一名叉車工，受疫情影響，機場進入封閉管理，他被隔離在了一處狹小的宿舍公寓裏。沒有工資，溫飽也成了問題，他只好辭職另尋出路。聽勞務中介說起，上海國際賽車場方艙在招志願者，工資一天800塊，還能為抗疫出些力，他欣然前往。
4月11日，何貴便開始在方艙工作，主要負責安保與維持秩序。不幸的是，4月27日，他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當晚，他就在生活區和其他陽性志願者一起居住。5月2日，何貴和同批二三十人被強制轉移到一家酒店隔離，直到5月20號正式解除隔離。
何貴睡了幾天馬路，又在朋友的宿舍住了一陣。他連加了幾個招工群，卻發現自己連面試都沒資格。他告訴記者，「機場、物流等行業拒絕陽性的、去過方艙的人，甚至是去過方艙但沒有陽性的也不要，有的公司招工並沒有標註不要感染過的人，但會當面查看3月份開始的核酸檢測記錄，有陽性的便會拒絕。」
在方艙志願者群里，有人發佈一家工廠的招工信息，其中明確「陽過的不要」。
「一查記錄什麼都幹不了，招聘信息中『無陽性』與『無犯罪記錄』並列放置。」何貴很無奈。
何貴至今保留着方艙志願者群，裏面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求職無果的人佔據絕大多數，這些人中很多都為打工者，面臨不低的生活成本，他們中不少人無奈選擇暫時回家。
6月27日，四處求職無果後，何貴回了安徽老家。
何貴的經歷，王明也遭遇過。4月，在深圳打工的王明來到上海，在上海方艙醫院做志願者，還擔任了安保隊長一職，管理了20名左右的工作人員，負責搬運物資、解決糾紛、維護秩序等，還帶領隊員輪番值守夜班。
王明猜測，自己是被室友感染的。在安撫病人情緒時，室友的防護服被撕開，第三天就確診新冠陽性。又過了兩天，王明的核酸檢測顯示陽性，5月2日核酸轉陰後，他再次回到方艙工作，直到方艙關艙。
但出艙後，王明求職無果。他如今45歲了，身材略發福，因為年齡偏大，也不符合進廠打工的條件（要求40歲以下），小區保安、分揀員等工作也拒絕應聘他，因為一查就能看到核酸陽性的記錄
段川也有這樣的遭遇。4月14日-29日，他曾在方艙做志願者，也被歸屬為出艙人員。在他的核酸檢測記錄中，今年5月初的核酸結果一直顯示「檢測」中。
「我是密接，只是被隔離過，不是陽性病人，我去面試過的公司，都只以核酸採樣結果為準，只要顯示『陽性』或『檢測中』字樣，一律拒絕應聘。」段川說，在過去兩周里，他去過半導體、汽車配件廠、集裝箱碼頭，但是全部都被要求檢查核酸記錄。「幾乎每一次都有3、4個陽性過的人，他們聽到要查核酸扭頭就走了，直到現在我也沒找到工作，掙的錢也快花完了。」
憤怒與困頓：遭遇坎坷、被人指責
相比何貴、王明、段川這類打工群體的「無奈」，出艙人員、高考生路明的遭遇，又是另一番感受，至今他仍對出艙後「復陽」、再次轉運到方艙的經歷，依舊錶示無法理解。
路明曾因感染新冠，在方艙隔離治療，於6月10日出艙。因要參加6月18、19日兩天的等級考（全稱：2022年上海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他於6月17日前往一處設立在學校的核酸採樣點進行檢測，得到的結果是陽性。在6月16日，路明的核酸檢測還是陰性。
6月17日當晚，父親多次致電學校老師要求覆核，但多番溝通都被拒絕，最終在等級考當天（18日）早晨被轉運到了方艙，「孩子等於一夜沒睡覺，心理創傷很大，在方艙內的隔離考點完成了一天的等級考。」父親還記得，孩子在方艙那給他打了電話，「他的情緒一直不穩定，考試結果可想而知。」
根據上海相關規定，上海市大數據中心會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出院、出艙人員進行後台標註。三個月內上述人員出現檢測異常，如檢測結果Ct值35，實驗室按照相關操作指引，啟動追陽；如檢測結果Ct值≥35且40，實驗室根據系統提示，按照「陰性」結果上傳——也就是說，與普通人Ct值40以下判斷為陽性的標準相比，「復陽」標準是Ct值在35以下。而當時，路明的核酸檢測結果顯示，他的Ct值在24。讓路明父親不解的是，6月18日、19日在方艙內連續2次核酸採樣，路明的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另一名出艙人員、21歲女孩王媛因感染過陽性，遭到了心理創傷，這主要來自於鄰居「惡意」的指責，即使出艙後一個多月，她也沒敢走出家門，坐個電梯都避着鄰居。
在她被轉運去方艙期間，室友還拍了照片告訴她，鄰居在自己家門口安裝了監控，鏡頭對準了她家。而在她被確診陽性後，鄰居在群里指責她，對方反覆說「就是因為你，我們樓都要被封控」，導致她難以忍受，最終退了群。
「我是小區裏面第一個陽性病人，鄰居覺得是我在疫情最開始，帶朋友來家裏吃飯引起的。」王媛說。
在方艙治療期間，王媛報名做了志願者，拍攝了一系列的視頻發到了網上，沒想到也被鄰居發現了，甚至給她留言：「你在方艙那麼開心，就不要回來了，在那裏繼續當志願者吧」。在她核酸轉陰，居家休息期間，社區里曾有舉辦過一次「以物換物」行動，鄰居也在群里質疑她，不讓她參加這樣的活動。
王媛在常態化核酸採樣點也遭遇過旁人異樣的眼光，「因為出艙人員在採樣點需要單人單管，走另外一條通道，現場工作人員當時很大聲喊『出艙人員單獨做』，當時很多人的目光對着我，我特別尷尬。」
期盼與未來：等待機會、嘗試創業
儘管被鄰居指責的這段經歷不好受，但王媛如今已經慢慢走了出來。
她有時候甚至想，這一次的方艙經歷也給了她很多收穫，「我發覺自己的心理素質變得強大了，我還想着試試看創業。」王媛坦言，此前她從大學畢業，做了一名演員，但以演出來計算報酬，收入並不穩定。封控兩個多月，她沒有了收入。
「或許我應該為自己謀劃下未來，嘗試做一些別的感興趣的事。」王媛說，演員的工作之外，她打算創立自己的健康品牌，「當下，大家對健康很重視，我已經找好了食品加工廠，做一些健康餐、營養餐，希望有一天能儘快推出市場。」
而如今，在安徽老家的何貴也在留意着一切可能的工作機會。
在與記者結束通話前，何貴透露：「我還是想回上海打工，上海如果什麼時候對我們（出艙人員）放開了，請和我說一聲。」在他看來，大城市的就業機會是吸引他再次回來的理由。根據上海相關防控要求，出院、出艙人員居家健康監測後3個月內，不納入社區篩查。何貴想着：「是不是過了這3個月，就跟沒有陽過的人一樣了，就好找工作了。」
仍然留在上海找工作的段川，也在等待着機會。幾經波折後，他終於獲得了一家單位的面試機會，但目前還未被詢問是否曾「陽」過，這是他心裏的一塊石頭。「如果這次依舊無法順利入職，我將離開這裏。」
王明也在做着最後的努力。他說，當時在方艙里，他管理過的近20名工作人員，如今大多離開了上海。「我年紀大了，干不動很重的體力活了，如果實在沒辦法，我還是願意去工地干一段時間，掙些錢就回老家找份工作，以後過過安穩的日子。」
一家勞務公司負責人李先生透露，出艙人員被招工單位拒絕錄用的情況，在今年6月初相對多一些。一般滿三個月之後，就會一視同仁。最近這段時間已經幾乎沒有遇到「陽過的人」、出艙人員來找工作了，「很多人可能先離開上海了。」
高考生路明在與父親的商量下，未來將嘗試出國讀書。「事情也已經過去了，我希望他還是積極向前看。」父親表示。
（為保護受訪者私隱，本文人物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