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但也帶來集體焦慮。「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歷和成長經歷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
資料照片：上海一位正在執勤的防疫工作人員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疫時集體焦慮、政治抑鬱，我們和中國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見後文附），記者王二採訪了致力於中國大陸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討論疫下的集體性抑鬱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阿檬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這個時候很多集體性的抑鬱或者更大層面上導致老百姓不快樂的原因，大家都會有一些主動思考。疫情之下，經濟不好你被裁員了，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開心，你就會發現這東西跟你想得開、想不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自殺事件應該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忽略。
阿檬指出，政治抑鬱是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表現為在大部分時間裏持續感到情緒低落或煩躁，並有悲傷，空虛或絕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會持續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負面自我對話，這種狀態會一直延續，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產生和發展。最終，這些症狀會嚴重損害個體的社會交往、職業發展或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歷和成長經歷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這些痛苦也是很真實的。很多不僅僅是政治的事情，也夾雜着各種大時代里的個體迷茫。
延伸閱讀：
疫時集體焦慮、政治抑鬱，我們和中國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
端傳媒記者王二發自新加坡
「經濟不好你被裁員；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你不開心；會發現這跟你想不想得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
2022年4月29日，中國上海，一對情侶相隔圍板相擁。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在中國大陸，公眾對於疫情的感知正愈來愈明顯地走向一種集體性的焦慮甚至創傷。精神健康問題成為時代症候，而疫情讓它變得更加突出和緊迫。端傳媒專訪致力於中國大陸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討論疫下的集體性抑鬱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此外，我們還探討了一個當下的迷思：圍繞精神健康的討論，是怎樣以強調個體的方式，割裂個體的生命體驗、並將問題進一步個人化的？
阿檬是精神健康社工專業出身，堅持在中國大陸進行精神健康的公共教育。她不屬於任何組織，幾乎總是單打獨鬥的狀態，通過舉辦藝術展覽、講座沙龍等方式，挑戰精神健康領域中長期忽視患者主體性的單一醫學科學視角。她也是一位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仍抱有信念的青年行動者。
以下是端傳媒對阿檬的專訪：
鐵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種錯覺，被打破了
端傳媒（下稱「端」）：先來談談這次上海疫情，你有什麼觀察？
阿檬：沒想到能封一個半月，挺誇張的，也沒想到行政效率這麼低。很多次生災害之前，想像上海應該是個挺牛的城市，但結果其實還是一樣的，很多武漢跟西安發生過的事上海也在發生。我在武漢跟西安的時候都是圍觀群眾，上海是我自己經歷的第一次比較嚴重的被封城。
我感覺上海得到的關注度更多，之前像吉林、瑞麗什麼的大家都忘了。上海因為可能是國際城市也是大城市，就是有話語權一點，能感覺到很多外部關注，收到了很多信息詢問，很多很細緻的報道（註：不少來自個人公號內容或自媒體）也出來了，但我看瑞麗跟吉林就沒什麼這種報道，還挺誇張的。
我觀察到挺多網友，包括身邊的人，都會有想離開上海的這麼一個想法。
端：確實，這次上海民間發出的質疑聲很激烈也很龐大。
阿檬：這應該也是一次很好的公民教育。很多人通過切身體驗疫情，打破了一些幻想——覺得鐵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種錯覺。
他們會發現就在現在這種防疫政策下，住2000萬的小區跟你住2000塊的小區就差不多，都是一刀切的受害者。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會開始有一些主體意識，就是不再被擺佈被玩弄。而且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對生活是有要求的，這種生活被破壞了以後，應該也會有一些反思。落在身上知道疼了，才開始醒來。我反正就感覺這些會讓很多人清醒一點，不要以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或者以為可以倖免。
端：清醒之後要面對的是什麼？
阿檬：也許有些人有能力的就直接走了，也許有的人會選擇換一種方式。很多人逃離上海，可能就選擇一個更小的城市或者更不捲的生活，Ta跳出了這個規則。
因為大家發現上海是所有人追求城市生活的那種終點，在這種最發達的城市生活里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身邊也有朋友就想把房子賣掉去別的城市。
我覺得逃的不是某個城市，而是某一種方式。不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某個強大的外部的東西，更知道怎麼為自己而活。
2022年3月28日，中國上海封城，一名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在馬路中心站崗。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端：逃離上海就能躲掉防疫政策嗎？
阿檬：有人要離開，我覺得逃的不是某個城市，而是某一種方式，某一種符號。就逃離你還是可以回來，但是你的靈活性更強，你更不把自己的一輩子耗在一個都市生活里，所謂的那種個人奮鬥，然後要留在上海，這個夢想也許是很可笑的。
我覺得更多的是不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某個強大的外部的東西，而是去發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發展自己對於生活的支持，而不是說別人說留在上海好就是上海好，或者別人說你年輕的時候得奮鬥就得奮鬥。
應該是更知道怎麼為自己而活，而不是把自己納入到一個社會的位置里去聽從、去犧牲。
端：不會陷入虛無嗎？
阿檬：可能都有，但我覺得走向全然的虛無是沒有必要的。你活着又不是一天到晚跟政府過生活，你還得有自己的一些生活跟事情做。
你有自己具體的問題，要面對具體的生活。也不是說生活沒有盼頭，還是得保持一個製造希望的能力，得保持一點想像力跟好奇心。如果都沒有對生活的想像，然後又走向一個純粹的否定、懷疑跟虛無，最後傷害的是自己。
端：疫情對中國大陸整體的精神健康狀況有什麼影響？
阿檬：我覺得疫情確實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這個時候很多集體性的抑鬱或者更大層面上導致老百姓不快樂的原因，大家都會有一些主動思考，不需要我們說，你自己都能感覺到，對吧？
經濟不好你被裁員了，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開心，你就會發現這東西跟你想得開、想不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
我覺得從這一點來說挺好的，促進一下公民意識的覺醒。
但另一方面真的有很多悲劇在發生，似乎沒有人去做這個統計。我和我的同行都感覺，自殺事件應該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忽略。去年7月朋友帶我去一個寺廟，有個師父就說他們那邊也接受了很多求助，還有一些小學的校長經常找他聊天，說學校里孩子跳樓的越來越多。當時我還挺吃驚的，好像稍微和人的精神健康打交道的行當都會提起這些事情。
端：類似這些精神健康議題，得到了哪些關注？
阿檬：至少有個很明確的變化，大家把精神健康這個事情單獨拎出來提了，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會關注。就是很多人之前都很忽略這個事情，但是現在大家確實知道疫情跟人的精神健康是有關係的，而且它是一種更集體性的精神損傷。
端：你提到集體性的精神損傷，是同溫層的感受還是所有人都有的感受？
阿檬：我覺得這個集體性就是看多少人，你覺得14億是集體性還是1400萬是集體性？我覺得大於30人都是集體性。我自己特不喜歡同溫層這個說法，我覺得沒有什麼同溫層，只有一些在某些觀點和某些議題上相似的人，可能換了個議題，你們就不是一樣想法的了。
到底有多少人經歷了這個事情，留下一些什麼痕跡或者還要做點什麼，去聊這個東西意義不是特別大，就算沒有14億人很在乎，只有140個人很在乎又怎樣？而且從過去的這幾年來看，還是有人在一直不斷地做事。你也能看到這些東西的轉發量，它不是一個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事情，有很多人在乎。
但沒有一個平台讓大家知道彼此都在，現在的情況可能只有比如做媒體的人、做法律的人會敢說話一點，然後互相知道。平時你也不知道爸媽關不關心、也不知道同事關不關心，你也不敢說他們關不關心，可能在這方面是看不見的，也不能做判斷的。
端：疫情結束後，大家現在的一些精神健康困擾會消失嗎？
阿檬：我覺得它會成為一個狀態進入你的生活當中。對於有的人來說，Ta可能能夠與它相處，那個是你所謂「異樣」的消失。但是對於有的人來說，它會造成一些持續的負面影響，所以我覺得消失這個詞有點太誇張了。任何事件都會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影子，留下痕跡，只Ta是否有覺察的意識。
2022年5月18日，中國上海，一名清潔工人在圍封的住宅區間走過，與被圍封的居民對望。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page]精神健康不能只是看病吃藥，但你怎麼敢去說結構性因素？
端：你沒有加入其他組織，而是成為一名「無名無份」的獨立社工，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
阿檬：我加入過小的民間組織，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工機構。這樣的選擇一部分是因為自己比較天真，之前大學期間的實習經歷讓我看到了一些機構的低效和死板，同時需要承擔來自相關部門的瑣碎工作，很難發揮創造力，很難施展拳腳。
也因為我後來和一些組織打交道的經歷並不愉快。看到過光鮮背後的性騷擾，也經歷過被組織負責人畫餅最後被「白嫖」的事情。種種負面因素，讓我選擇了自己單幹。
另外就是精神健康這一塊做的人太少了，想找地方去選擇也非常少。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先是靠自己，慢慢才認識更多的同道中人。
端：應該怎麼定義你在做的事情？
阿檬：我大概是去年（2021年）想明白。往小了說是為精神健康議題納入人文社科的視角，從社會、文化、歷史層面去綜合地看這個事兒，而不是只從精神病學的角度。往大一點說，我們是在講一種思維方式。我不想把東西嚼爛了餵給受眾，而是希望他們自己以後能有思考這個事情的能力，我沒有辦法給你結論，但是沒有結論不代表這個事情是不能繼續探索的。
端：加入人文社科的視角，到底改變了什麼？
阿檬：現在都說有精神健康問題就要抓緊有病看病有藥吃藥，這逐漸成為共識。但吃藥沒有辦法保證個體實現綜合層面的復元（不同於痊癒或者康復，是指絕望後重新喚起對生活的希望，理解和接納自己的疾病和經歷，重新找回自我，對未來的生活主動地應對），很多時候只是症狀消退了，或者說減少了對個體和家人的困擾。但很少有人繼續關心你心裏還難不難受？與心中的創傷和隱痛相處如何了？能夠融入目前的生活節奏嗎？能夠和這個經歷達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嗎？吃藥是不管這個的。
現在主流醫學非常強調藥物的作用。如果你說「我最近狀態又不好了」，醫生肯定先問你「是不是停藥了？」所以我覺得加入人文社科的視角至少可以讓這件事做得更細，這對於長期復元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能進入有病看病、有藥吃藥的階段，比有病就把你關在家裏甚至籠子裏肯定是好的。這其實已經走向了第一步，就是正視和面對。但是再往下一步走，我們還遠遠沒達到。
端：為什麼現在關於精神障礙的討論會非常強調生物學或者病理學視角？
阿檬：很多原因，精神類藥物取得重大進展，衛生部門主導的自上而下大規模的科普教育，製藥公司的影響。當然，也和我們本身處在一個現代化浪潮裏面有關，大家的整體文化水平在提高，更期待一個更科學的解釋，對現代科學的嚮往和追求也體現在了對生物醫學的推崇上。
科學敘事肯定比宗教敘事或者道德敘事更能幫助到家屬跟親歷者。道德敘事很可怕，就是說你不夠堅強，你太脆弱。這個非常傷害當事人及其家屬。在這個層面上，科學敘事本身是進步了，超越了以前的那種認知。
從親歷者角度來說，這樣的一個視角也更去道德化、去污名化，至少比那種得了精神病是被詛咒、是個人品質有問題的說法要更合理。
但我們為什麼說現在有點對科學的盲目崇拜乃至迷思，是因為我們整體的通識教育沒有跟上來。
我們整個的這種社會主義教育，之前都是更強調硬科學，而忽略軟的人文。比如絕對意義上的因果關係，或者是能用數據證明的，更強調量化而忽略智性。它還留有比較粗暴的蘇聯式的那種東西。像以前說打倒牛鬼蛇神，所以宗教你不要跟我談，靈性你不要跟我談，我們搞的都是最硬的這種，其他的統統都是異端。這樣的東西都會影響到普通大眾。
所以其實不僅是精神健康議題難做，臨終關懷、安寧療護在中國也難做。很多人看不到，比如說臨終患者的人權，在很多領域都會出現一種聲音，你們還搞什麼啊，差不多得了。其實都是出於對人的不尊重。
2022年5月3日，中國上海，一名市民在圍封的住宅區內。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端：你說現在至少邁出了第一步，中國大陸的現狀如何？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阿檬：在第一步里，至少我們先把情況比較嚴重的精神障礙人士，從動物、從要關的野獸變成了一個需要治療的人。但這個過程中還是病態視角。隨着社會進步和資源投入，多部門多學科參與，我們應該更尊重患者的主體性，聽到他們自己和家屬的聲音。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家人不願意接患者回去，社會上也很少有專業機構對接，很多人一輩子只能待在精神病院。有些人功能已經恢復得很好了，但是不敢跟別人講自己是病人，一輩子要藏着這個身份。
往後有沒有可能真的看到，更控制的東西減弱，更服務性的東西增加，而那個服務又是以人為本的？我們現在也講服務，比如康復從醫院為中心轉到社區為中心，這聽上去很好，但它的背後其實是要降低成本，降低醫療預算。往壞了說，就是加強控制，我要一直控制你，把你當成一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但是有沒有可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就是我也是人，你也是人。
還有一個是社會文化層面。用50年代的話講，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精神怎麼可以生病？這就是你在說我的制度不好。所以你怎麼敢去說結構性因素，因為它的反面就是說我所處的社會不好才讓我的病變多。
端：結構性因素具體指什麼？
阿檬：這個一口氣去說很難講。我理解的結構是紛繁複雜現象之下穩定的秩序、規則，是關於經濟、文化方面使人難以擺脫的具有影響力的設定。
我瞎打一些比方吧。比如說你是「小鎮做題家」（網絡詞彙，指「出身小城鎮，埋頭苦讀，擅長應試，但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與「985廢物」「社畜」等表述引發大陸青年群體共鳴，表現年輕人在社會競爭中的不如意），好不容易上大學了以後，發現很多過去你被灌輸的成功邏輯都不奏效了。出了學校，你壓力更大，有很多落差，也缺少價值感。那這個東西，教育制度是不是要背一定的鍋，至少大學教育肯定是有缺失的。
比如大學裏的青年教師，考核壓力十分大，沒成果就滾蛋，教學不計入考核。大家都不做學問、不搞教學，而是專注製造論文。你也只能順從這種潮流，什麼學術理想啊、教學實踐啊都往後放。
比如說你是自由職業者，然後你發現交社保變得比較麻煩，異地看病報個銷也很不容易，或者是你不結婚但是你想和伴侶一起買房，也會發現很難。
你就發現其實制度上還是支持更穩定的那些人。
這些煩惱背後都有很多結構性的因素啊，其實很多看得見看不見的東西都在影響着我們，計劃生育政策、獨生子女政策、教育和考試制度、勞動法、婚姻法……這個所謂的結構性因素帶來的後果，不是說只有這個社會有，但它也有個程度和階段，或者至少它應該有改變的可能。
如果這些煩惱發展為痛苦，而這些制度文化裏面的不方便又成為巨大的阻礙，這些阻礙讓你感到愈發無助，你的精神狀態好不了。
端：回到你之前說的，給精神健康議題融入人文社科視角，怎麼操作？
阿檬：比如我們會圍繞有關精神健康的社會熱點，用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去解讀。再比如我們在互助團體活動時，會有意識、有選擇地帶領大家從文化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精神健康。
具體和每一個人打交道的時候，也會避免下判斷。我們不會說看到一個人不吃藥就先上去質疑和指責他，而是先去問問他不吃藥的原因是什麼、深層需求是什麼。不是單一的把一個現象拿出來作為矯正的對象，而是進入到別人的生活後台，用更整體、更多維度的視角去思考精神健康。
我們長期以來都做參與式的觀察，去感受人們相似症狀背後不一樣的生活脈絡，感受他們千差萬別的需求，也和社會上同時發生的各類熱點事件交互去看，然後去做記錄和討論，最終回歸到實踐裏面去。
端：有報道指，國內高校對在校學生實行抑鬱症篩查，將確診學生上報並視為重點維穩對象，這一情況普遍嗎？反映了一種怎樣的治理邏輯？
阿檬：還是一個比較家長制的思路。就是我關心的不是你具體的痛苦、具體的喜怒哀樂，我關心的還是你會不會搞出事情。不少學校會要求學生和家長簽署免責協議，或者要求學生休學、搬出去住等。但也有一些學校做的還不錯，比較少。
[page]總的下來，聽到的負面反饋多一點，我沒有做過大規模調查，希望有人可以去做。還是行政思維主導的一個干預處理，專業是缺位的。再加上涉及到自殺，很多人是不敢擔責的，所以就變成一個幫倒忙的情況。一方面它不能不管，另一方面它又管不好，十分尷尬的一個境地。
如果只是做做樣子的大規模篩查，其實還不如做一些踏踏實實的懇談會、深度訪談等，真的看看具體的困難在哪裏。或者可以調動校外的專業力量和校內的熱心學生，在有專業指導的情況下，去發展他們自助互助的支持網絡。
2022年4月30日，中國上海，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在巴士站整理物資。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我」字的無限放大
端：年輕一代對於精神障礙的態度有什麼變化嗎？
阿檬：這個只能談我看到的比如B站上的年輕人，不能推斷整體。他們的確更會使用新媒體工具來表達自己，也更能直接談論自己的情況。在說的過程中，他們比較強化的還是「這個是病，不是個人的意志軟弱」。也會比較尊重權威，就是醫生是怎麼樣說、心理專家是怎麼樣說。然後他們也會有私下的求助跟互助。可能一個評論區只有三條評論，但up主私信里已經有30條了。
我也看到很多來自於非一線城市的青少年在B站上分享自己的精神障礙經歷，可能是在小圈子裏，但也有一個浪潮的感覺。
端：你怎麼評估這種分享和互動的效能？
阿檬：它肯定能夠在某種意義上增強個人被看見或者被傾聽的感覺，也能夠實現一定程度上自助和互助的效果。但是我一直對這個事情保持蠻大的憂慮。
原因很簡單，我一個成年人，又做了好多年公共倡導，也經常以公共寫作者的形象出現，我一被噴心裏還是不好受，這些自我暴露的青少年要如何面對自身經歷公開化以後的一系列後續結果？這會不會刺激Ta的病情？
我其實非常擔心。這種浪潮在沒有資源連結、沒有專業人士介入，也沒有來自平台公司更系統的承托的情況下，如果整個的環境又不是友善的，這些自我暴露、自我分享最終可能只會是一個短期內貢獻流量的東西。
另一方面，這些敘事因為都比較集中的聚焦在個人經歷上，各自有自身的局限性，也可能存在彼此誤導。一些醫生朋友會擔心這樣的抱團可能強化彼此的負面感受。Ta自己的問題到底能不能得到解決，這不知道，希望有人可以做相關的系統研究。
端：你覺得互聯網平台對於友善環境的管理怎麼樣？
阿檬：豆瓣、B站它們相對而言有一個準入的機制，也有一個共同營造友好社區的規則。對於明顯的不友善言論，很多網友出於一種樸素的對社區氛圍的維護，自己也會舉報。
但關鍵在於，平台人工智能也好，一般的社區用戶也好，都沒有辦法識別那種很傷人心的評論，就是那種陰陽怪氣、無理取鬧的。這種沒有辦法識別，但會造成很多互相傷害。
我有做過這個觀察的線下討論，當時正好來了一個互聯網產品經理。他們公司也做了一個青少年社交的App。她說，沒有流量，平台公司肯定不會去做。比如青少年自我暴露，我們說要多注意，但平台是不願意的。平台巴不得你們人人都發個視頻出來，因為它們的考慮以流量為導向。
端：目前大陸青少年群體在精神健康方面獲得的資源分配是什麼樣子？
阿檬：我的感覺就是撕裂非常大。其實不僅是在精神疾病領域，你現在要問教育領域什麼的也是一樣。
比如一個十五六歲的國際高中生，至少Ta可以有很多錢去參與各種活動，為自己尋找答案和意義。Ta也受過很好的教育，能給自己發展一些自助的力量。可是一個更偏遠地區的青少年，他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在B站上有人回復他的求助。但這並不是說大家的痛苦有高下之分，不是說這個國際高中生因為比較富裕就不痛苦，只是說大家各自的選擇多寡問題。
我們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現在這會兒我們聊人文社科、批判反思，它其實特別的陽春白雪。對於一個教育程度和資源獲取程度方面都更弱勢的人來說，他可能最希望的是現在能先有醫生給自己看看病。
所以撕裂是巨大的。這也讓我們在做工作時比較難，因為我們想做公眾教育，但公眾不是一個單一主體。所以就得不停的轉換語境，加很多的前置定語。
端：如何照顧到最弱勢的群體？
阿檬：這部分人群很難一概而論，相對來說經濟上的弱勢、機會上的缺少是共通的。我們很難照顧到最弱勢的群體，只能說多去做一些免費和低價活動，去惠及部分有困難的人士。另外就是保持線上的活躍度，多提供高質量且通俗易懂的內容。
2022年5月12日，中國上海，一名快遞人員在巴士站洗頭，因封城關係他說他已經有數周不能回家，一直住在巴士站。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端：你怎麼看現在大陸非常火熱的市場化心理諮詢服務和大眾對心理諮詢話題趨之若鶩的傾向？
阿檬：在當下，泛心理學的說法十分流行，精神心理也被稱為新的投資賽道。市場會把你當消費者看，看上去十分尊重你，你希望怎麼樣就能怎麼樣，但前提不是它多愛你，而是它要賣貨給你。假如今天要賣的是心理諮詢，它就會跟你更強調個體視角，儘量少地強調社會視角。假如今天要賣的是藥，那就會更強調生物學視角。
我說得比較誇張啊，實際上市場確實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會心理服務的不足，但是也希望大家看到這種市場主導的心理圖景之下，並非全是美好。消費主義讓個體被看到，因為它非常強調「我」的個性，強調跟別人的不一樣，能夠滿足當下人的心靈需求，「自我管理」「成為更好的自己」，這背後都是讓「我」字被無限地放大。
個體原子化，問題個人化
端：從官方到市場都強調重視個體，但實際上又忽略和不尊重個體，缺乏人文關懷，這不矛盾嗎？
阿檬：恰恰就是因為它強調個體，而忽略了個體在環境中這件事。當下語境中強調的個體，是原子化的個體，是割離了人的生命脈絡的個體。
比如中國現在流行的大眾心理學話語，他們講原生家庭、講人格、講思維方式和教養方式。這個沒錯，但他們不會講，你作為獨生子女一代承受了什麼壓力。再比如你作為一個資本控制下的大廠員工，你的這個「996」（即在大陸互聯網企業盛行的員工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從哪來的？他們最後的結論往往是，你要更好地調節自己，要找到跟世界相處的方式。
這放大了對個體的關注，但最終也把問題個人化，窄化了精神健康議題的維度，也忽略了人跟人之間的聯繫，忽略了人都是在一個具體的社會情景當中。有些東西我們碰不得、說不得，所以只能去這樣做。
過去強調製度跟主義，是對人的直接抹殺。今天我們弱化了對制度跟主義的思考，看上去強調人的個體性，其實還是對人的全面的抹殺。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國家敘事中還很強調環境的作用，所以很重視社會。今天沒有那麼強調社會作用，但其實也是一樣的。過去強調社會的作用，強調的是制度跟主義，是對人的直接抹殺。今天我們弱化了對制度跟主義的思考，但是看上去強調人的個體性，其實還是對人的全面的抹殺。
所以沒有變的一點就是，我們還是沒有把個人當成全人去看，不是過於突出他所處的環境，就是過於突出他自己，都沒有以平等的視角去看。這就已經不只是精神健康這個領域了，其實是全面的這樣。
你可能很難直接幫到一個精神障礙人士，但是你可以改變Ta周圍的環境。
端：為什麼一直在用做藝術展的方式做精神健康議題的倡導？
阿檬：有很多人說看不懂你們寫的東西，或者說你們把事情講得很複雜。那我們就不講了，你過來看圖，你自己過來感受嘛。白紙黑字能傳達的太有限了，所以我們乾脆用視覺聽覺直接去表達。
我們每一個精神障礙人士都處在Ta的社會環境裏，每一個人身邊都有好多人，所以感覺精神健康最終是一個全民的事情。你可能很難直接幫到一個精神障礙人士，但是你可以改變Ta周圍的環境。我們就想各種方式把想的東西傳達出去，放電影、做戲劇、做展覽都是這個目的，希望公眾到我們這兒以後，能夠發現這個事情還可以這樣、還可以那樣，去掉一個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也更佳直觀地感受親歷者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端：你之前還專門就政治抑鬱寫過文章，如何定義政治抑鬱？它有哪些表現？又為何會出現？
阿檬：政治抑鬱是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表現為在大部分時間裏持續感到情緒低落或煩躁，並有悲傷，空虛或絕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會持續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負面自我對話，這種狀態會一直延續，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產生和發展。最終，這些症狀會嚴重損害個體的社會交往、職業發展或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
政治抑鬱本身是難以被定義的，因為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經歷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也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並且，在原有的抑鬱症狀表現基礎之上，政治抑鬱可能會多出一個表現維度，即個體開始失去能夠掌控自我命運的想法和感覺。這種認知會使得人們認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像力和堅持信仰是不重要的，並且認為一個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2022年3月22日，中國上海封城期間，兩名市民於晚上在圍封的住宅區外騎單車。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端：你認為現在存在政治抑鬱的是什麼樣的一群人？他們的現狀如何？
阿檬：很難一概而論。分很多種，一些知識群體，一些年輕人，包括在讀學生之類的。
即便在政治立場上也有迥然相異的，「小粉紅」也會抑鬱啊，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歷和成長經歷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這些痛苦也是很真實的。很多不僅僅是政治的事情，也夾雜着各種大時代里的個體迷茫。
但是有一點，大家都覺得自己關心的東西比較沉重，比較難以被他人理解。這裏面有一部分人是有行動能力的，但是可能不斷地遇挫，缺少支持，比較沮喪，也對大環境比較沒有信心。另外有一部分人，有點活在網絡輿論裏面，缺少和真實生活的具體連接，大量被熱點新聞牽動情緒，對社會有很多理想化的想像。
端：現在你的感受是什麼樣子？
阿檬：這幾年發生了很多公共事件，我感覺自己很多時候不再會情緒特別激動了。比如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抓，我身邊好多做女權的夥伴都特別開心，我心中就沒什麼感覺。西安封城發生很多悲劇，北京流調的那個案例被稱為「最辛苦的中國人」也引發了大家的感慨和唏噓，再包括前段時間，何韻詩被抓，蘋果日報還有立場新聞等等都統統被......我就感覺好像很久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這些都會發生，然後發生了反而沒有感覺了。
有段時間我很嚴重的（政治抑鬱）。每天就刷新聞不會停，然後自己沒有辦法工作和生活。但過了那些節點之後，我覺得也不是說好了，但至少找到了一個節奏，可能還是有一個自我保護機制。不然我就沒有辦法做事。
就放那吧。如果每發生一次都要政治抑鬱，都要哭，你就沒有辦法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