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邁耶的《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是一本寫作於1950年代，於1966年再版的老書，作者在書里記錄了他於二戰後與10位新結識的德國納粹「小人物」的交談和交往。今天讀這本書的中譯本，不能不令人對書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識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這種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作者:[美]米爾頓·邁耶譯者:王崬興/張蓉出版：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這10位德國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僅因為他們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見識不高，而且更因為他們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小人物，永遠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們的生活世界。對身邊周圍發生時事，他們滿足於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們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與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們是憑着小人物「常識」生活的人——什麼安全，什麼危險、什麼對自己有好處、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麼好處、該與誰親近或疏遠、如何擺正與元首和黨的關係等等。他們對納粹統治的認識囿於常識，並不認為納粹極權統治有什麼不好，更不覺得它有什麼邪惡，他們是「活得較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邁耶的記錄同時又讓我們看到，這些小人物的「常識」其實是分裂的。一方面，他們滿足於納粹統治帶給他們的物質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對身邊的某些事情也會有「不對勁」的感覺。不過，由於他們的自我感覺始終在提醒自己不過是小人物，所以不對勁的感覺並不太攪擾他們。他們反而會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麼不對勁或弄錯了的地方。知足長樂和守住本分使得他們能像他們的小人物鄰居、熟人一樣，安安穩穩地過那種他們認為「還不算太壞」的生活。
01「自由服從」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一個自願服從者的社會角色，小人物的心態使他們有了服從精英（「大人物」）領導的充分理由。……正因為他們的服從是自願的，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
在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爾德布蘭特先生，是一位教師，「在社區裏有那麼一點兒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當裁縫的、做木匠和麵包師的、收賬員、高中生、失業的銀行職員、警察一樣，一再地說「我們是小人物」。在希特拉統治時期，教師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許多教師以前是社會民主黨人，搖身一變就成了納粹黨人，當時流行這樣一個挖苦教師的段子：「什麼是最短的時間單位？答案是，『教師改變政治忠誠所需要的時間。」使教師變成納粹黨的人，變成聽從黨使喚並致力於在學校里從事黨國教育事業的黨民，這是納粹實現黨國主義教育一個重要條件。
《喬喬的異想世界》劇照
這10個人中，教師希爾德布蘭是最有知識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納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還是同其他9人一樣無法擺脫納粹的思想影響。邁耶記敘道，「甚至他在那時也相信，而且現在仍然認為納粹主義綱領和實踐的一部分屬於『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個人，正派、勤勞、智力平常和誠實的9個人，並不知道1933年前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他們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現在他們也不了解它。他們曾了解到或現在知道的納粹主義，和我們曾經了解到和現在知道的不一樣。他們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服務於它，更確切地說是創造了它。」
[page]
小人物是一個自願服從者的社會角色，小人物的心態使他們有了服從精英（「大人物」）領導的充分理由。「當『大人物們』，比如興登堡（Hindenburg）們、諾伊拉特（Neuraths）們、沙赫特（Schacht）們，甚至是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們都接受了納粹主義，那麼，小人物們就有了正當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賬員說道，『對他們來說是足夠正當的事物，對我們而言當然也是足夠正當的事物。』」正因為他們的服從是自願的，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憑常識生活的人，「他們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們日常生活範圍內眼見的事物。」決定他們政治態度的是對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們不是不知道納粹和希特拉實行的是一種獨裁統治，可那又怎麼樣呢？「一種獨裁統治？是的，當然是一種獨裁統治，像我們父母知道的那些傳說中『黃金時代』的統治一樣。……極權統治？那是胡說八道。」麵包師韋德金德說：他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因為它承諾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認自己從未想像到它會導致的後果，「沒有人會想像得到。」
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他們確實曾經從納粹統治得到了「實惠」，「現在，他們回顧過去仍然……把納粹時期視為他們生命中的最好時期；人們活着是為了什麼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們有夏令營。……當家庭的事情變得更好，有穩定工作時，一位丈夫或父親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嗎？」只要日子過好了，他們對外國人怎麼評價德國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這10位德國人中有9位不曾去過國外遊歷（戰爭期間除外）；他們不了解外國人，也沒有閱讀過外國報刊雜誌。「在收聽外國廣播合法時，他們不曾收聽過；當不合法時，他們也沒收聽過。……他們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圖
元首和他的黨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識來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拉總是在貶低或詆毀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顯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國人都覺得元首本人也和他們一樣曾經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貶低大人物的同時，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為爭取選票而譁眾取寵的持民主立場的政客和表現得過度親民的人們做着同樣的事，但如果由一位專制的統治者來做，就會更為有效。」因此，他們認為，納粹是「人民的政黨」，而且是「民主的實踐」。這是納粹統治的群眾基礎，「群眾的重要性在於如下事實：上帝……創造了數量龐大的他們。在一個有着7000萬人口的國家中，他們的人數超過了6900萬。他們是納粹分子，他們是小人物。」
希特拉是小人物心目中的當然領袖，這也是他們的政治常識，邁耶記敘說，「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沒人把道德邪惡歸因於希特拉，儘管他們大部分人（事後）都認為他犯了即使他們自己在當時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戰略性錯誤。」希特拉的最大錯誤在於用人不當和受壞人矇騙，「他最大的錯誤是對顧問的挑選——他們都假惺惺地稱頌元首輕信和忠誠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來理解希特拉與自己的關係的。邁耶透視了這種常識的本質，「我們把我們的信念確定在一位父親式的人物身上……我們必須確保信念的穩定性，直到有不可寬恕的錯誤（一位父親、母親……的什麼錯誤是不可寬恕的呢？）瞬間且徹底地摧毀了他。」對於小人物來說，摧毀偉大領袖就像摧毀自己的父母一樣不可思議，完全在他們的理解力所能企達的常識之外。這是因為，偉大領袖「這個人物代表了我們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們自己想成為的樣子，而且通過認同作用，我們自己就成了那個樣子。除了要銷毀不可寬恕之錯誤的證據外，任何對該人物的放棄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對一個人的最好的和未實現的自我的自我控訴。」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說，是人出於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質創造了神，這話更確切地適用於小人物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即使在領袖給小人物帶來了無窮災難以後，他們仍然會給他建紀念堂、樹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廟宇。不僅是小人物，就連有些學者也對領袖有這樣的心理需要（例如，在中國就有將這種領袖尊奉為「新國父」的）。邁耶的一位德國學者朋友對他說，「獨裁統治和它形成的整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生活在這樣一個歷程之中，人們絕對不可能注意到獨裁統治……除非一個人的政治意識和敏銳性比起我們大多數人有機會形成的高出許多。」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學者們）的政治意識和敏銳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識水平上，對這一點，邁耶的那位德國學者朋友是有自知之明的。
02小人物的選擇性關注
小人物對周圍事件選擇性地關注，柴米油鹽、名人緋聞比公民權利遭受侵犯更受關注，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都是這樣。他們對空氣污染，物價上漲，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總是大大超過被破壞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權利。而且，只要事情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們對某些事情覺得不對勁，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說法，或者故意裝作沒看見。
但是，小人物的德國人也有因為常識而感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勁」的時候。他們都知道，到別人的店鋪里去搶東西，不管是誰開的店鋪，都是不對的，不是因為法律這麼規定，而是因為人們有「人同此心」的常識良心。這就像「文革」時的打砸搶，儘管對象是「壞人」，初幹這種事的人還是會覺得良心不安。邁耶提到了這樣一則報道，一群孩子在從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猶太人的糖果店中搬運幾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圍成了一圈的衝鋒隊隊員）站在一邊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過來。他看着這些舉動，而後轉向了父母們並對他們說：『你們以為你們是在損害猶太人。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啊。你們是在教孩子們偷盜。』那位老人走開了，父母們沖入人群，從孩子們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鬧的他們離開了。」不僅搶人店鋪的行為有悖常理，有責任制止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的也同樣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國家暴力」的觀念，但看到「衝鋒隊隊員只是站在那兒，沒有進行干預」，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對勁」的感覺。
《朗讀者》劇照
小人物對小事遠比對大事敏感，他們可以用經驗常識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對大事卻無法如此。小人物對周圍事件選擇性地關注，柴米油鹽、名人緋聞比公民權利遭受侵犯更受關注，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都是這樣。他們對空氣污染，物價上漲，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總是大大超過被破壞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權利。而且，只要事情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們對某些事情覺得不對勁，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說法，或者故意裝作沒看見。德國人對非我族類的猶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數人對非我族類的「階級敵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覺不對勁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個人從一開始就超然於整個過程，除非一個人能夠從本質上理解整個事態，否則，所有這些愛國的德國人不可能憎惡的『小措施』，總有一天一定會發揮主導作用。就像一個農民不會在他的田地里看着莊稼成長一樣，人們也不會一天天看着獨裁統治發展。總有一天它會騎到人們的頭上。」常言道，人無前後眼，大事一點一點發生時，一般人是無法察覺的。就算他們有所察覺，他們也會對自己說，「也許事情不會變得那麼糟」。
[page]
普通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沒有前後眼的。邁耶的德國學者朋友對他說，「我多次思考如下這一對格言——『抗拒開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慮結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個人必須要能夠預見到結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經歷開端。一個人必須要清晰而確切地預見到結局，但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一個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在這些事態發展到極端之前，它們也許會發生變化；它們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們也許會發生變化。每個人都指望着那個『也許』。」用「也許」來考慮問題是心存僥倖的小人物習慣了的一種選擇性關注。
普通人憑藉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麼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着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里，『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裏。
他們並不知道，還有許多別人也像他們一樣，「到處都在宣傳新秩序的所有恩惠，這影響和打動了『每個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沒有地方公告這些恐怖，它們就沒有影響到『任何人』。」由於希特拉政權並不像對猶太人那樣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國人覺得「除了開會和納稅之外，他們沒有被強迫做更多的事；他們認為服兵役、當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給是理所當然的（誰不這樣認為呢？）」。既然如此，「服務於專制政權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專制政權對「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們有一些要求，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接受專制的現實便似乎成了一種理想的自由選擇。
極權統治的「實惠」（給誰和不給誰）成為操控普通人「自由選擇」的無形之手。即使沒有人威脅他們必須有所何種選擇，他們也還是自願選擇不做那些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選擇。由於這種「自由」的非自由選擇，常識失去了主導選擇的作用。邁耶就此寫道，「進行選擇的基本要素是常識，但壓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識，因為他們與正常的境況隔絕了，處於被圍攻的『皮奧里亞』之中。人們受到的擠壓越猛烈，他們就越難進行推斷。他們必然會越難進行推斷。事實上，他們往往會變成不講道理的人；因為講道理是屬於這個世界範圍內的理智，而『皮奧里亞』處於這個世界之外。」皮奧里亞成為納粹第三帝國和其他集權專制帝國的象徵。
03常識不能自動對抗專制
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普通人的常識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幫助他們適應而不是不滿和抵制現實的知識。常識具有一般人不易想像的自我調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與常識牴牾，那麼常識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變化，那麼常識便會忽略細小變化的嚴重性。
「皮奧里亞」（Peoria）是一座為了對抗最可怕的紛爭而建立的專制城市，建城者的後代（如「某二代」）為了對抗在他們心目中抹不掉的紛爭和威脅，會把它傳承下去，他們要維護「一個新的皮奧里亞，一個更偉大的皮奧里亞，一個千年的皮奧里亞。世界將會盛傳它那亘古不朽的聲名，會拜倒在它高聳入雲的塔樓前。皮奧里亞會成為人類的典範。」「皮奧里亞」成為一個象徵，每一個以敵情觀念和築牆方式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堡壘都是一個皮奧里亞，它害怕戰爭，但卻需要敵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論被設計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龐大的複雜體，這些理論要求只承認它們形成於其中的各種非世界性和理念」，結果是，居住在裏面的人們，他們被政府欺世盜名的陳詞濫調給灌醉，如邁耶所說，他們「總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設想，常識會有助於提高中國人總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識》的序里說，以「常識」為題，既是「歸宗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也是因為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意蘊」。常識是對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虛的一帖清醒劑，常識破除假象，猶如天真的孩子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一樣。提倡常識，是因為「如今國人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點評志願者的救災行動還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解穴於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理解的偶像和幻覺，這些皆偏離了常識的軌道」。還有的則認為可以用常識「堅守真實，只認死理和真相」，或是將公共事務大致分成兩類，一類不需要專業知識背景，可以通過常識來判斷對錯；另一類需要專業知識背景（比如轉基因、PM2.5問題）。顯然，人們對常識在社會生活中的認知和政治作用已經開始有所積極思考。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里亞」之城裏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裏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階級鬥爭知識極為普及的「文革」期間，常識讓普通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黑七類」和「顛覆破壞」。
常識在中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曖昧而且矛盾的。常識並不一定是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力量，因此不宜過分推崇。常識是人的生存環境的產物，是社會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國家裏普通人的常識內容和作用會有很大的不同。常識不是人天生頭腦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識之所以是常識，是因為那是民眾早就在日常的利害關係中知道了的。常識有時能讓人頭腦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說辭欺騙，但常識並不會因此引發反抗的行為。生存環境能決定人選擇怎樣的常識，給哪種常識以優先考量。例如，常識能讓人看到社會裏的許多腐敗和虛假，不相信那些虛偽的歌功頌德之辭。但是，知道跟有錢有勢者的腐敗、虛假過不去，是要吃虧的，這也是常識。這兩種常識是相互抵消的。後一種常識甚至還會更佔上風，因為凡是有常識的，都特別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圓滑識相、要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樣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強出頭或者以卵擊石。美國作家萊文（Larry Niven）挖苦常識道：「常識就是，a.不要朝持槍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槍者扔大便的人旁邊。」
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普通人的常識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幫助他們適應而不是不滿和抵制現實的知識。常識具有一般人不易想像的自我調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與常識牴牾，那麼常識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變化，那麼常識便會忽略細小變化的嚴重性。這在納粹德國和別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這整個政權的最後和最惡劣的行徑是在他們最初和最輕微的行徑之後馬上就發生了的話，是足以令數千人甚至令幾百萬人感到震驚——讓我們假設，1943年用毒氣殺死猶太人這次事件，緊接着發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國人商鋪』的標籤貼在非猶太人店鋪的窗戶上之後。可是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發生的。在這兩件事之間共發生過數百個小步驟，有些根本無從察覺，每個小步驟都讓你做好準備，不會被下一個小步驟震住。步驟C並不比步驟B壞很多，而且，您沒有在發生步驟B的時候進行抵抗，那為什麼要在步驟C的時候這樣做呢？於是接下來是步驟D。」
如果我們把今天中國人的常識與60年或70年以前中國人的常識比較一下的話，也許會發現，我們的常識里有了許多前人匪夷所思的東西，也許是有一些與現代民主有關的東西，但更多的也許是前人會認為非常邪惡的東西。我們是怎樣一路走下來的呢？也許我們需要有人像邁耶那樣為我們寫一本記錄普通人常識和小人物自我意識變化的微型社會學歷史。這樣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看到，「生活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一個流動的東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動作和事件的組合體。生活流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裹挾着您，而您這邊完全不費任何力氣。在這個新的層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觀和新的信條。您已經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無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經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輩——即使是在德國——都無法想像的事情。」在我們「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經有了太多我們的前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情嗎？
本文作者徐賁，1950年出生於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海內外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當年榮登「網易公民閱讀2011年度十大好書」之首)《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並編有《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親徐幹生的回憶文集）。
▼
米爾頓·邁耶，德裔美國猶太人，身份複雜的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二戰時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這個問題吸引他在戰後旅居德國，並與當地的德國家庭共同生活長達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納粹統治下普通德國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這本極具影響的書：《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納粹時期生活過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訪者。在他們的講述下，納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更是十分適合一戰後德國人氣質和心態的世界觀。納粹征服了偉大的和平庸的德國人的心靈，也壓垮了他們。邁耶精闢地寫道：德國對納粹主義的積極性很明顯就是「小人物變瘋了」。
本書堪稱一份研究第三帝國時期德國生活的微觀社會人類學報告，它最有價值的貢獻是向人們展示了一幅觀念的圖景：納粹體制如何在普通德國人的層面以及德國社會內部發生作用。這些極具顛覆性的內容引人深思，關乎德國人，更關乎我們每個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