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嗎？」
「不冷。」穿着粉色單衣的她說道。
「我給你拿個衣服穿上吧。」
「嗯。」她點點頭。
「咱有愛心人士捐助的衣服，我給你拿一件。你這飯涼了嗎？」
她攥着一把筷子，低着頭，不說話。背對斑駁發黑的牆角，拴在脖子上的鐵鏈讓她動彈不得。凋敝的房子裏只有一張土炕，炕上一雙鞋、一條破得露出芯子的被絮、一碗凍得發硬的粥、一個饅頭。零度的天氣，房門敞開，她光着腳。
「我跟你說話能聽懂吧？」
她搖了搖頭，突然看向另一邊牆角，連珠炮式地說出一串話。
我們無從得知她說了什麼。在這條抖音視頻的最後，博主問：
「這個天氣，這個大姐經歷了什麼？我們的愛心到哪裏去了？」
在接下來的20天內，這將成為我們所有人最關心的問題，但直到今天，我們仍沒有答案。
如果你關心這位困於徐州豐縣的大姐，想知道更多卻苦於無法理清所有細節，此文是為你所寫。我們仍然不知道這位大姐是誰、為何會生育八個孩子、為何被囚禁於此。目前我們獲得的，只是一些零散的事實碎片。
禁錮(PublicDomainPictures via Pixabay)
「不存在拐賣行為」
1月28日，也就是視頻發佈的當天，豐縣縣委宣傳部就發佈了一則情況說明，稱視頻中的女子為楊某俠，她與董某民在1998年8月於豐縣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此外，根據鄰居和家人反映，這位視頻中的大姐經常毆打孩子與老人；根據診斷，她患有精神疾病。
兩天後，豐縣調查組發佈了第二則通報，再次強調這位大姐並不是被拐賣而來，而是在1998年6月乞討時被董某民的父親所收留，此後於董家居住。這一時間與第一次通報中領證成婚的時間僅僅隔了兩個月。通報還稱，這位大姐被鎖是因為去年6月以來病情加重，經常摔打東西、毆打家人。
第二則通報解釋了楊某俠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還表示在兩人辦理結婚登記時，工作人員沒有對身份進行嚴格核實。
小花梅
既然楊某俠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那麼大姐的真實姓名是什麼？在2月7日的第三份通報中，徐州市委調查組稱這位大姐的原名是小花梅。小花梅原是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人，原來嫁到雲南省保山市，在1996年離婚後回到亞古村，當時已經出現言語行為反常。
此後，小花梅被同村桑某妞帶至江蘇治病。調查組並沒有披露江蘇之行的時間，只是表示在到達江蘇後小花梅走丟，且當時同行的桑某妞沒有報警。警方稱，桑某妞是受小花梅母親所託，帶小花梅來江蘇治病並找個好人家嫁了。這也是桑某妞的人生路徑——她來自亞古村，也已嫁至江蘇。而既然是受家人委託，也就不存在拐賣行為。
警方是如何確定小花梅即是楊某俠，即是視頻中的大姐？通報中稱是「通過查閱戶籍底冊，組織亞谷村村幹部及村民比對照片、口音」。
調查組還稱，確認了八個孩子與董某民、楊某俠符合生物學親子關係。
不存在拐賣這一結論在第四份通報中被推翻。在2月10日這則通報中，調查組稱桑某妞涉嫌拐賣婦女罪，董某民則涉嫌非法拘禁罪。但調查組仍稱楊某俠就是小花梅，結論根基是楊某俠、小花梅同母異父妹妹光某英、小花梅母親生前遺物這三者DNA的檢驗比對。
遊客在雲南福貢觀看民間藝人表演怒族歌舞
八孩母親是小花梅嗎？
我們暫停一下。四份通報中，最重要的結論是視頻中的大姐、楊某俠、小花梅是同一人。視頻中大姐是楊某俠，因為這是大姐丈夫董某民給她取的名字。楊某俠、即視頻中的大姐是小花梅，這是根據楊某俠與小花梅親人之間的DNA比對結果以及亞古村村民的辨認。
網友們和幾位前調查記者的求證指向了相反的結論。根據我們目前所知的事實碎片，大姐可能既不是小花梅，也不是楊某俠。甚至，小花梅與楊某俠可能也沒有關係。換句話說，視頻中的大姐、小花梅、楊某俠可能代表兩個，甚至三個不同的女性。
第三則官方通報後，前記者鐵木、馬薩前往亞古村探查。兩位記者將視頻中的大姐向村民展示，其中村民木娜無法認出視頻中是小花梅，而鄰近南安建村村幹部劉秀珍認為視頻中大姐的口音不是本地口音，僅僅只有一位喝了酒的木匠桑開益稱視頻中大姐臉型與小花梅相似，但這很快遭到了他身旁女人的反駁。
兩位記者還將視頻向小花梅的親人們展示。小花梅的同母異父妹妹光某英說認不出視頻中的是姐姐，但她坦誠自己與姐姐交集不多，記不得姐姐的樣子。她說自己未被警方告知DNA檢測結果，並問記者能否去看DNA報告。此外，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李永元之侄桑碧生都無法認出視頻中的是小花梅。
兩位記者的探訪證實了小花梅的存在。只是，絕大多數村民與小花梅的親屬都不認為視頻中的八孩母親是小花梅。但由於無法從可靠渠道獲取小花梅的照片，以及時間間隔久遠，我們只能說八孩母親可能不是小花梅。
八孩母親是楊某俠嗎？
2月15日，前《鳳凰周刊》調查記者鄧飛在微博上發出楊某俠與董某民的結婚證照片。鄧飛稱這些照片是網友發來，他已將照片報送徐州調查組。這張結婚證有諸多疑點：其發證日期1998年8月2日是一個周日，證件上沒有二人的身份證號、結婚證沒有編號。此外，證件上兩人的照片不是合影，而是兩張圖片拼接而成。最後，證上的「楊」字寫錯，寫成了「揚」。
楊某俠與董某民的結婚證照片
(微博@鄧飛)
這些明顯的錯誤不代表這些證件照片沒有價值，只是我們不能確定這份證件是如何被生產出的。如鄧飛所分析的那樣，這甚至可能是八孩母親成為輿論熱點後有好事者刻意偽造的假圖。不過，這也可能是董某民找人偽造，或者是當年鄉鎮幹部粗製濫造的結果。三種猜測中，最後一種印證第二次官方通報中，「在辦理結婚登記時，鎮民政辦工作人員未對其身份信息進行嚴格核實」的細節。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採信證件上楊某俠的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如果我們認為楊某俠真是69年生人，那她已經52歲。很難相信視頻中的媽媽已經如此高齡，也很難相信她在將近50歲的高齡連續生育，因此視頻中的媽媽可能和楊某俠並非同一人。
以上的分析是基於我們採信楊某俠的出生日期。這張證件紕漏頗多，如果這一出生日期為假，以上的推斷都不能成立。所以我們只能說，八孩母親可能不是楊某俠。
小花梅是楊某俠嗎？
兩位前調查記者鐵木和馬薩在亞古村探訪時，向小花梅的親人們詢問了小花梅的年齡。其中，小花梅同母異父妹妹光某英說自己是1988年出生，姐姐比自己大9歲。小花梅的表弟表示自己是1980年生人，小花梅比自己大兩三歲。交叉印證，小花梅可能是1978年左右出生。
但如果我們採信楊某俠是1969年出生，這中間就出現了將近十年的年齡斷層。因此，小花梅與楊某俠可能也不是同一人。
再次強調，這些推斷不是無懈可擊，成立的前提條件是村民們的回憶準確、楊某俠的出生年份確實如證上所寫，是1969年。但如果這些前提條件是正確的，其結論讓人不寒而慄。僅僅是一個視頻，一位媽媽，卻牽扯出了八孩媽媽、楊某俠與小花梅這三個身份，而這三個身份背後可能有兩個、甚至三個女性。
如涉嫌拐賣，結婚是如何辦的？
官方通報中曾稱，楊董二人登記結婚時，工作人員未對身份信息進行仔細核實。與此同時，亦真亦假的結婚證也成為了焦點問題。如果涉嫌拐賣，結婚登記是如何辦成的？
《南方周末》20年前的文章《北京女孩被拐六年》中記述了一位被拐至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營鄉的初中女孩張小丫（化名）。小丫年方十四，村支書卻送來了一份叫「劉小紅」的戶口底卡。戶口本中寫着劉小紅是高碑店人，1974年出生。這意味着劉小紅的年齡在當時是二十多歲，比小丫大了七歲左右。不僅是戶口本，小丫甚至還有了結婚證、生育指標和土地。
後來經過調查，高碑店當地的戶籍管理一直混亂，全市一人有兩個戶口本的現象並不罕見。與此同時，該市的戶口底卡曾在1997年丟失了一半，而那張叫做「劉小紅」的底卡正在丟失之列。至於民警簽字和蓋章，只是例行公事。小丫的身份便這樣被合法化了。
[page]八孩母親是李瑩嗎？
在公益網站寶貝回家尋子網的數據庫上，有網友發現一名叫做李瑩的走失女生與視頻中的媽媽相貌接近。李瑩是在四川省南充市走失，當時她才只有六年級。根據寶貝回家尋子網上的照片與描述，李瑩近視、嘴角一小痣、雙眼皮、頭髮濃密，而這些似乎也是視頻中八孩母親的樣貌特徵。
八孩母親（左）與走失女孩李瑩（右）的照片比對
(微博@自由的藍色鳶尾)
如果沒有這條讓所有人揪心的抖音視頻，微博網友@自由的藍色鳶尾刷微博可能只是為了用來關注自己偶像楊冪的動態。但現在她坐不住了。她說自己父親是李瑩父親的戰友，並稱李瑩的父親李大忠已經去世多年，李瑩是其獨女。她希望公安部刑偵局能夠再做一次鑑定，比較八孩母親與李瑩叔叔李大成的DNA，確認八孩母親是否是李瑩。
根據鄧飛的說法，他曾將八孩母親的照片和李瑩的照片送至某市打拐辦做人臉比對，結果沒有比對上。另外根據第二次官方通報，公安機關曾將楊某俠DNA錄入數據庫，但並未匹配到任何親緣信息。但@自由的藍色鳶尾認為，當年入庫的DNA樣本可能並不是視頻中八孩媽媽的真實樣，因此請求重新比對。
鄧飛稱自己曾打電話給@自由的藍色鳶尾，問她如果最後檢測結果顯示八孩母親不是李瑩，怎麼辦？
「如果她真的不是李瑩，沒有人會胡攪蠻纏。」她說。
在豐縣，這樣的拐賣與成婚是否是個例？
根據財新在2月8日的報道，拍下八孩母親的那位抖音博主還發佈過另一個視頻。視頻中，一位中年女子臥在地上，裹着被子，不能言語且生活不能自理。財新調查認為，視頻中的女子名字是鍾某仙。村里人稱她與八孩母親大概是同一時期來到豐縣董集村。村民說鍾某仙曾遭受丈夫虐待，甚至吊起來毆打。
鍾某仙丈夫曾直言不諱地說鍾某仙是花一千多元買來的，此後村里又罰了一千多元。更諷刺的是，鍾某仙的丈夫看到董家在直播中獲得大量捐贈之後，就聯繫了同一個抖音博主來家裏拍攝慘狀。
當然，沒有證據認為鍾某仙與小花梅、楊某俠有任何關係。財新的採訪只能通過微信與電話完成。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可以查詢到兩起民事訴訟判例。兩起都是豐縣人民法院於2014年受理的離婚糾紛，都是原告在被拐賣至豐縣後被迫同居成婚，而她們的離婚請求都被駁回。法院判詞寫道，「雙方因家庭瑣事偶有爭執在所難免」、「雙方還是有和好的可能」，因此離婚不予支持。
婦女拐賣為何頻頻發生？
我們回到小花梅所在的雲南省福貢縣。根據縣公安局的記錄，從1988年到2009年，總共有4005名婦女外流，其中被拐賣外流的多達1750人。
「先生製造」採訪了研究婦女婚遷的學者陳業強。陳業強曾多次於福貢縣傈僳族村落中做田野調查，他說當地家庭不少是因為經濟貧困且欠有外債，為了改善條件而將女孩嫁到東部沿海地區換取彩禮，這相當於是一種用女方的身體換取男方經濟條件的交易。女性在嫁到東部沿海地區之前，大多不了解男方家庭情況。男性會將家庭條件包裝的很好，但由於信息不對稱，女方並不一定了解實情，嫁過去後後悔已晚。
不過，這其中不止有半推半就的「嫁」，也有些是為了獲利的拐賣。陳業強認為，拐賣和婚遷的根本原因是計劃生育導致性別比例失調，遠遠超出了正常男女比範圍。但隨着時代改變，偏遠村落開始向自由戀愛轉變，嫁到東部的女性也越來越少。
對於計劃生育與性別比例失調，這裏再做一點註解。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自1980年以來，中國新生兒男女比快速上升。在1982年，中國每出生100名女嬰，相對應就會出生108.5名男嬰。然而，這一數值在2005年上升到了118.6。隨着計劃生育政策逐步放開，出生人口男女比開始下降，至2017年降至111.9。在沒有任何干預措施的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區間是103至107。
而根據徐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豐縣在2020年的人口性別比是100.58，不但低於徐州全市，還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05.7。
理解豐縣事件為什麼如此艱難？
八孩媽媽的抖音視頻已經發佈20日有餘，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講，解析這一事件困難重重。為什麼？
誠然，前三次的官方通報稱拐賣行為不存在，而最後一次通報則稱桑某妞涉嫌拐賣婦女罪，這一出入讓人困惑。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機構媒體的幫助。
此次事件中，機構媒體的缺位是刺眼的。根據劉萬永老師的統計，截至2月15日，僅有紅網、法制日報、廣西新聞網、財新發表了評論文章。此外，財新還發佈了多篇報道，中國經濟周刊撰寫了豐縣法院多次駁回被拐婦女訴離婚案。就這些了。
不能說媒體不願努力。有媒體試圖前往豐縣採訪，但因為「疫情管控」而無法進村。如上文提到的，財新的報道也只能通過電話、微信採訪完成。
機構媒體在熱點事件中完全缺位並非首次，當然，也極有可能不是最後一次。在成都49中事件後，方可成老師曾說過這樣的話：
「成都49中的案例體現了機構媒體的凋敝，也展現了『媒體沒有表現』之後的後果。在機構媒體發達的年代，它們可以充當民意和權力之間的中介，一方面代表民意去追問，另一方面也用專業的操作方法去調查和說明……在缺失了媒體作為中介充當緩衝之後，就只能發生這樣直接而劇烈的衝撞，讓虛假的信息和激烈的情緒獲得更大的舞台。」
僅有四份官方公告，沒有媒體解讀，網友們只有藉助事實碎片拼湊。探求真相有一個過程，信息有出入也在所難免，而信息每錯位一次便是一次反轉。一片混亂之餘，還有自媒體數着徐州迎來的是第幾波「精彩大戲」。
但這既不是一場「大戲」，更不能說是精彩。這是一場完全的悲劇，它關乎八孩媽媽、小花梅、楊某俠，更是關乎無數其她女性，那些不能發聲、不敢發聲、沒有機會發聲的她們。
勇敢打破沉默的女性，2017年《時代》雜誌年度人物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