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歷史的蒙昧，我們常自詡為「現代人」。我們有屬於自己的「現代文明」科技文明，飛天探月也不在話下；我們有屬於自己時代的現代生活：智能手機須臾不離；互聯網讓人足不出戶就能享受最便利的生活……
然而，妨礙我們成為一個「現代人」的往往也正是物質的繁盛：
◎消費文化，讓我們過於追求感觀的愉悅，忘記了人之為人的本質何在；
◎沉迷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現代性的幻想」里，卻忽略了「現代」來自於人的覺醒和理性的啟蒙；
◎社會秩序和各種思潮變幻無定，讓我們來不及思考，以至一葉障目。
我們目光被現實的焦慮牽引，眩惑於生活的表象，很難再保持清醒的洞察。很多人只是活在現代物質文明的軀殼裏，不知「人」為何物，何為「現代」，遑論「清醒」。
器物層面的文明，雖然是現代文明最絢麗的「景觀」，卻只是文明的最表層。相比之下，思想才是永遠的奢侈品。
黑格爾說，一個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一個族群如果沒有現代思想的共識，沒有那些有智識、有餘力去關注思想、閱讀經典的人，只會在痛苦的泥淖里迷惘不前，陷入「現代化的幻象」。
因為只有思想，才可能讓我們清醒地認知世界、理解文明的深層邏輯。而要想成為「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必須從思想上越過三道坎。
第一道坎：認識自己
什麼是「人」該有的樣子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首先得了解「人」：認識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源，知道什麼是人該有的樣子，也就是就是認識自己。這也是當下我們首先面臨的問題——
比如人們只熱衷於追求「有用」，不問是否「應當」；知識增加，信息爆炸，人們卻更不知道如何取捨；知識精英擅長傳授「知識的力量」，卻極少傳講「良知的方向」；大學中培養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更可怕的是，人們用科技發展出來的軍事力量，不斷摧毀着自己創造出來的文明，在文明輝煌的成就中展現出自我毀滅的傾向。一千多年歷史的巴米揚大佛，歷經多次劫難而倖存，卻在本世紀之初被人類自己的炮火任意摧毀。
那麼，對於我們自身而言，生而為人，到底意味着什麼？財富、知識和地位……應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我們思想傳統的開端，公元前500年前後的「軸心時代」。
◎對人的本源的追問，奠基於自軸心時代的突破。
那個時代，世界不同區域的思想家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有關「人」的根本問題：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猶太舊約說，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古希臘德爾菲神諭說：認識你自己！
這是人類第一次追問「生而為人」的終極意義。在這一追問的基礎上，人類完成了文明的超越和創造性突破，普適性的人文思想和宗教就此奠基，從一個共同的起點出發，開啟了各大文明延續兩千年的思想傳統。
但是，我們今天還能從先哲們那裏，探知人的本源、認識自我嗎？畢竟軸心時代已經與我們相去兩千餘年。
◎對人心靈世界的認識，我們從未超越軸心時代哲人們的洞見。
我們從沒放棄過從軸心時代汲取營養和思想資源，尤其是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如何認識自身，如何用道德和信仰面對世界。
眾所周知，組成西方現代文明里的兩大傳統——哲學理性主義傳統和寬容、仁愛、同情他人的道德信仰傳統——就源自軸心時代的兩希文化，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
理性讓人類大膽地探索經驗世界，發現科學真相，促進技術進步；信仰讓人類懂得敬畏「內心的道德律」，警惕、悲憫人性脆弱、幽暗的現實。
而且，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認知，不但沒有超越那個時代先哲的洞察，甚至更為輕率。
但是，軸心時代大多數哲人——就像佛陀，我們從他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神秘因素；甚至認為，尋找一種絕對的確定性是不切實際、不恰當的——就如蘇格拉底，他的追問總會讓人開始重新審視已經習以為然的一切理念，這恰恰是當下的我們最為缺乏的。
◎在相似的危機中，重新回到對「人」的關注。
軸心時代的先哲，為什麼那麼關注「人」，關注人的道德和信仰？這個過程，其實是在直面那個時代的痛苦，從而在暴力和戰亂的威脅下，完成了思想的超越。
現代科技文明雖然極為燦爛，但社會競爭上的叢林法則、戰爭和暴力的陰翳、道德理想的衰微，同樣一直如影隨形。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的史詩巨著《文明的故事》講到中國思想的未來時，曾說：：古老的東方亟需尋回軸心時代的文明遺產，以填補他們在信仰上的空白……（第一卷《東方的遺產》）
在面臨着相似的社會危機時，亟需我們重回軸心時代同情、博愛、仁慈的道德倫理認同，思考先哲關於人本身的關注和洞見，學習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提升對同情的特殊追求。
就如阿姆斯特朗在《軸心時代》中所說，人類具有改進自身的能力，通過對理想原型的模仿，追求一種理想的狀態。只是今天我們把對理想狀態的追求，用在了追求時尚、明星偶像上去了。軸心時代的先哲所教導的，正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去認識內心深處的理想原型——自我。
第二道坎：運用理性
走入「現代性」的啟蒙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必須要理解什麼是「現代」，或者說是什麼帶來了現代文明，是什麼塑造了我們的現代世界。
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卻並不一定足夠「現代」？因為很多時候，「現代」不是一個指示時間的詞彙，而是一個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度量衡：現代性的展開，現代秩序的誕生，都與人的「啟蒙」和啟蒙運動息息相關。
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現象：
未經證實的流言就可以引起民眾的恐慌，甚至蜂擁囤貨；不時有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陷入傳銷組織的新聞；當一個社會現象出現的時候，網上卻少有理性討論，多是情緒的發泄和語言攻擊……
這些發生在當今社會的事情，決不是「現代」的表現——而是相反，甚至就其蒙昧而不自知來說，幾乎與數百年前的「封建」時代並無不同。蒙昧無關乎知識的多少，而來自於啟蒙的缺失。什麼是啟蒙呢？
可以說，對現代的追求來自於啟蒙運動。如果說軸心時代塑造了人類的人文、信仰體系的基本形態，那麼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則直接促成了「現代世界」的誕生——世界開始祛魅，文明走向理性。
啟蒙運動本身就隱喻了「光明」的意象。啟蒙哲人希望用光明來驅逐黑暗，通過宣揚真理、揭穿謬誤、樹立自信，來傳播理性和批判思維，讓光明普照，來驅逐愚昧、守舊盲從、專制和偏執。
正如一位啟蒙哲人所說：陰影的中心從未像如今這樣稀少和微弱；哲學大踏步前進，光明如影隨形，伴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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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獨特品質也隨之確立：懷疑主義，追求科學，推崇理性。到啟蒙運動後期，就連各個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接受了理性主義的啟蒙價值。
盧梭、伏爾泰、康德等啟蒙巨人早已進入大師的殿堂。他們塑造的「現代性」在全世界高歌猛進，甚至成為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標尺」。
走入「現代」所最需要的理性主義，尤其為啟蒙所強調。啟蒙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康德《對「什麼是啟蒙」的回答》對啟蒙做了蓋棺定論式的定義：啟蒙就是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從自我導致的不成熟的狀態中覺醒。
是什麼讓我們陷於不成熟的狀態呢？因為我們慣於希望有個人能給我們發號施令，有精神導師能直接給我指導，有書能直接告訴我們答案。
但是，啟蒙則要求我們自由地做出決定——每一個人都有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人的這種自由的精神，才能讓我們走向理性，擺脫蒙昧的不成熟的狀態。
人的自由，這一「現代文明的核心」被啟蒙運動清晰地點明。這一思想釋放了人的活力，讓每個人自尊自立、認識世界；現代思想中的批判性思考和糾錯機制，「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求知求真求新的學術傳統，全都源於個人自由精神。
「何謂啟蒙」的呼籲，更是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之路成為每個轉型時期都要面對、要追尋的問題，正如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的現代化敘事，便被形容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未完成的啟蒙」。
而當下面臨的種種「現代」問題，同樣很大程度上源自上至知識精英下至平民百姓對啟蒙的片面理解。
◎只重視法蘭西啟蒙，忽視蘇格蘭啟蒙
啟蒙運動雖然是一個整體，但啟蒙思想所指明的現代化路徑卻很多樣，甚至天差地別，可以總結為兩種——法蘭西啟蒙和蘇格蘭啟蒙。
法蘭西啟蒙更加強調人的理性，批判君主專制和等級社會，批判宗教狂熱，他們建構的未來社會圖景，最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寬容，後來演變為「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號。
我們熟悉的很多現代社會理念，都來自這一思想傾向，諸如：理性和意志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大眾的民主權威，高於個人自由和宗教倫理；自由就是砸爛所有「制約人類天性的枷鎖」，平等就是消滅一切「等級差異」……
這種啟蒙思想，雖然對現代啟蒙有重大貢獻，卻也帶來了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多少人被無辜濫殺。後世以法國啟蒙為原型的現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將人間變成了修羅血獄。
而蘇格蘭啟蒙運動以休謨、斯密為代表，他們認識到理性對社會變革方面的局限性，並不一味強調對理性的建構，對現代懷着「保守主義的審慎」。他們認為，應該尊重社會既有的習俗和習慣，未來社會的基礎是市場、法律和道德：
社會是新陳代謝的生機體，制度源自人的互動，而非理性設計；倫理習俗具有超越科學的神秘權威、複雜智慧，不能被人的權威淹沒；自由的邊界是私產、自願和契約，否則就是放縱；真正的平等是人格、權利的平等，不是天賦、結果的平等……
蘇格蘭啟蒙也由此確立了英語國家「現代化」的轉型路徑——宗教社會、有限政府和市場經濟。
面對這兩種啟蒙精神，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大多對法蘭西啟蒙深深着迷，而全然忽視了啟蒙運動中的蘇格蘭啟蒙。他們懷着浪漫激情，鄙視宗教習俗，追求「無秩序的自由」，宣揚「無信仰的理性」。
◎轉型中的反啟蒙傾向：反對專制，卻熱衷於編織奴役大眾的烏托邦。
我們將Enlighten譯為啟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啟蒙的誤讀。按照漢語的理解，啟蒙很容易理解成，向未蒙昧的民眾和幼稚的孩童灌輸知識和真理。那麼，知識精英對於民眾便有引導、監護之則。
殊不知，這種觀點正與啟蒙背道而馳。康德對啟蒙的定義里明確指出，啟蒙就是要擺脫受監護的狀態，擺脫對監護者的依賴，勇敢而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做思考判斷。
於是，啟蒙反而促進了反啟蒙的展開。以民眾的監護人自居的知識精英，出於現實政治和變革的迫切需要，只不過把啟蒙的口號當成一種現成的思想符號或工具，熱衷於號召民眾。民眾也只需跟隨，不需要自由理性。盲目追隨的群眾越多，似乎「啟蒙」的成果越大。
就如著名哲學教授鄧曉芒所說：一部分啟蒙思想家按照同一個「啟蒙」的邏輯而走向了大眾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歸路，以新的造神運動來「啟」群眾之「蒙」，讓群眾陷入幼稚就是美、盲從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覺悟高」的幻覺。
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中寫道：「今天與18世紀沒有什麼兩樣：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光明，糾正啟蒙思想缺陷的途徑不在於回歸蒙昧主義，而在於進一步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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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為一個現代人，清醒地理解現代性，追問「什麼是現代」，需要我們重新回到啟蒙，深入到啟蒙的精神本質。就像康德認為的那樣：人要求把自己當做一個成人，一個能夠承擔責任的人。
第三道坎：人間「清醒」
洞察現代性危機
第三道坎，是明了如何才能在當下時代變得「清醒」。現代人的「清醒」，是建立在對自身處境的洞察之上的。我們該如何洞察所處的社會，立足的世界？又面臨怎樣的情境和危機？
沒有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沒有對當下社會的反思能力，自然談不上清醒，最終只會——道德信仰、良知、靈魂的方向徹底喪失；消費主義、實用主義大行其道；技術進步以剷除人文關懷、將人變成工具為代價……
現代化的過程、理性的發展，不應該讓我們更加清醒嗎？韋伯對此有最好的說明。他認為，啟蒙思想中的理性主義激發了現代的變革，塑造了我們的現代世界，帶來了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但也帶來了現代化的弊端：
個人心靈的危機：我們的精神世界不再有可依憑的基礎，從而產生了精神危機。終極而崇高的價值和傳統信仰的力量，隨着現代化的「驅魅」而隱沒。科學為代表的工具理性，瓦解了傳統宗教賦予我們的價值理性。
社會政治的困境：講求效率和分工的社會，日益將我們變成社會這個龐大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從而「非人化」，由此，社會秩序反而成為了一個「現代的鐵籠」。
就這樣，現代化的進程，帶來的不是清醒，而是迷失：心靈的危機，讓人拋棄了神性；社會秩序的困境，又讓人文關懷逐漸遠去，剝奪了人性。正如韋伯的這句名言——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隱沒……
現代化的「迷局」，本就是世界的普遍問題，就中國的境況而言，想要清醒更為困難：我們面臨的危機和困境，還混合着更加複雜的歷史背景。
近代史上發生了兩次試圖清醒的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兩次都伴隨着急迫的現實目的和社會需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實用主義的態度，反而讓人疏於反省更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問題和人性問題。
尤其是80年代文學、哲學、藝術各領域都在學習現代文明數百年的各種思想派別，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現代與後現代等紛繁複雜的現代思想，都被一股腦地吸收過來。
未完成的啟蒙與互相對立的現代思潮一同湧入，交織往復。理性主義尚未紮根，又面臨着後現代的解構，全球化多元價值的衝擊。缺乏時間的積澱和反思，讓人對自身的道路更難有清醒的認識。
然而，我們何以清醒？如何去面對現代性危機，以及當下獨特的困境？
▲80年代藝術領域的思想解放運動，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
劉擎有過一個總結：人類因為理性而偉大，因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我們應該把理性看成一種懷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這是一條與主流啟蒙理論不同的思想資源，在1789年後的西方現代思想的多元線索中持續展開：
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中，以審慎和批判的態度，質疑那「理性能夠認識一切、規劃一切」的獨斷論；到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負」——都是這樣一種試圖保持清醒的警惕。
一個清醒的現代文明，必須「讓人活得像一個人」：既有人性的進取、創新和自利，又有神性的正義、契約和悲憫。
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必須追求自由和理性，同時警惕工具理性對人性的解構，堅守「秩序下的自由、信仰下的理性」，找准自己的坐標。
今天縱觀人類思想史，悲觀者難免生出「今不如昔」的錯覺。如果是這樣，我們更應該理解古今之變的本質，成為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因為，對思想史的理解程度，決定着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精神上限；閱讀思想史，也決定了一個人做人的底線、獲得個人幸福的下限。
就像羅蘭·斯特龍伯格在《西方現代思想史》最後提到的：沉湎於過去，可以逃避當下的沉淪時代。在這個思想樂園中，可以穩穩噹噹地對付逆境。這是我們未來生存而尋訪前人思想和言論的主要理由。
然而，作為21世紀的中國人，想成為一個「清醒的現代人」，無疑更緊迫、更艱難、更具時代意義，也面臨更多的問題。因此，當下中國最亟需的，是那些精煉準確、系統公正的「思想史」經典。尤其是由思想界撰寫梳理、適合中國讀者閱讀的權威論著，幫助我們成為「清醒的現代人」。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清醒的現代人」必讀三書，包含凱倫·阿姆斯特朗的《軸心時代：人類偉大思想傳統的開端》，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人的覺醒與現代秩序的誕生》，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1789至今》。
三本書橫跨人類思想史上人文傳統的突破期、成熟期和當下的反思時代。在這人類思想最為活躍、集中爆發的幾個百年裏的智慧，完全可以讓我們系統地理解人類文明秩序的來龍去脈和精神本質。
●了解「人」，回到人文思想的開端——軸心時代，尋找塑造了我們人文精神和世界觀的源頭。在全球視野下，回溯人文精神和人性追求的共同本源。
阿姆斯特朗作為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化、宗教學者之一，《軸心時代》堪稱其巔峰之作。書中懷着切身的危機意識，呼籲我們重拾軸心傳統中的同情、理解的道德精神。
●理解「現代」，需要走進現代秩序開始誕生的啟蒙時代，尋找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人道志向和批判方法。
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是以一種啟蒙主義的精神，在講述啟蒙時代的觀念與激情。他展示給我們的啟蒙畫卷，完全超乎了主流的啟蒙認知；啟蒙運動里思想流派間的同一與複雜、微妙特質和宏觀敘述清晰而生動；彼得·蓋伊此書也成為了了解啟蒙時代無法取代的經典著作。
●在現實的嘈雜中做到「清醒」，要能洞察現代性的危機時刻，在紛繁的思想流派里，勾勒當代世界的精神本質。
斯特龍伯格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西方現代思想史：1789至今》是他的扛鼎之作，作為歐美高校的思想史經典，已風靡半個世紀。書中呈現出每個時代的獨特背景和議題，清晰呈現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西方思想圖景。
「清醒的現代人」三書作為頂尖學者的天才著作，以思想的火光照亮了自身領域的隱暗之地。三本書均為最新版本，其中《啟蒙時代》和《西方現代思想史：1789至今》均由著名學者劉北成領銜翻譯，後者的中文版由作者親自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