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時候，加拿大記者Joanna Chiu（趙淇欣）一邊工作，一邊精進她的普通話。她專注於拓展「敏感詞」的中文詞庫：逮捕（daibu, arrest）、國安（guo』an, secret police）、逼供（bigong, forced confession）……因為即便是向她的中國籍同事尋求翻譯幫助，也會令他們陷入危險。所以，不如她自力更生。
從2014年開始，她在北京住了五年多，先後為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媒體做駐華記者。見過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數面。
因為外貌，她在中國通常都被當成普通老百姓，直到開口說話。有人指出她的國語有口音，起初，她耐心解釋：「我是加拿大人。」
「你看起來不像外國人。」人家質疑。
「因為我出生在香港。」她答。
「那你是香港人，也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對方表示。
在中國採訪遇到麻煩時，她通常會擔憂。她的加拿大護照上寫着出生地香港，她總擔心中國警察看到護照，「還會把我當成是中國人。」
加拿大記者Joanna Chiu（趙淇欣）。（圖片來源：Joanna Chiu個人網站）
這樣的憂慮，許多海外華人都有。「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海外僑民被中國視為一種潛在的資產。」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裏面寫到，「中國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還是中國人……有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家庭在各個國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會講中文，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 中共當局仍然無視外國公民的權利，仍將其視作是『自己人』。」
這樣的憂慮，許多海外華人都有。「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海外僑民被中國視為一種潛在的資產。」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裏面寫到，「中國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還是中國人……有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家庭在各個國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會講中文，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 中共當局仍然無視外國公民的權利，仍將其視作是『自己人』。」
Joanna Chiu的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圖片來源：Joanna Chiu個人網站）
她在書里詳盡地描寫了「中國的長臂」（China’s long arm）。在加拿大溫哥華東部的小城高貴林港（Port Coquitlam），有數十位第一代或第二代中國移民，接到來自中國政府的電話甚至上門拜訪，被要求刪掉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內容。市長Brad West對她說，這些中國移民出於恐懼，沒有到警局報案，甚至在面見市長時，還要求拉上辦公室的窗簾。
「加拿大政府在這方面給予的保護太少了，」Joanna Chiu對歪腦說。
一位中國留學生給她寫郵件：「我住在加拿大，但我生活在對於中國政府的恐懼之中。」這位留學生在推特上只有兩個粉絲，只轉發過三條推特——一條關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條是調侃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短視頻，另一條是關於中國政府腐敗的數據圖表。他因此被 中共當局「關注」。儘管他在推特上匿名，他在中國的家人仍然收到了警方的電話，一位中國警察甚至通過微信聯繫了他，要求他立刻刪除推特。
這位留學生將與 中共當局交流的錄音和手機截屏，一併發給了Joanna Chiu。他也去當地警方報案，但加拿大警方無計可施，只表示，是否刪除推特是他的個人自由。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中等國家』（middle power）一詞指的是，不算全球巨頭、但仍有重大影響力的主權國家。」Joanna Chiu在其書中指出，加拿大是一個很好的中等國家案例，讓人們看到中國是如何對待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也說明當一個政府不能保護其國土上的居民時，會發生什麼。
「北京更進一步」
Joanna Chiu的新聞事業起步於香港。2012年，她加入香港的英文日報《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做都市版記者。從那時，她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長臂」。在書中，她寫道《南華早報》從彼時就有「自我審查」，「有一次，《南華早報》的編輯從網站上刪除了整篇報道，因為一位高級官員認為我對他的採訪是不光彩的。」還有一次，因為一篇關於香港新聞自由度下降的新聞報道，連《南華早報》的行政總裁都插手進來，編輯們被迫將報道刪減。「自我審查，不知道禁區在哪，讓人士氣低落，報紙的員工紛紛辭職。」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她的家庭決定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她反倒因此對中國充滿興趣。她在溫哥華當地的圖書館找到中國歷史的書籍，了解共產黨如何掌權。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她念的東亞和中國歷史。因為太想了解中國，她從故鄉香港起步，先做記者了解香港社會，再前往中國。
「雖然我是外國記者，但我儘可能地讓我的報道里有中國人的聲音，或者那些與中國有聯繫的人的聲音，展現真正的人的生活。」Joanna Chiu對歪腦說。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她第一次看到香港警察身着防暴裝備。2014年9月28日，人群集結在香港政府門前，「不僅有學生，也有許多中年人在這天沒有去上班，來參加遊行。」「開路！開路！」她在現場看到人們用廣東話齊喊，抗議警方封鎖政府總部。警方舉起「DISPERSE OR WE FIRE」的標誌，幾分鐘後，她見到了催淚彈的煙霧——「這是近十年來在香港沒出現過的武器。」
五年後，她在多倫多的一家星巴克見到了一位雨傘運動後避難加拿大的香港人。他曾是香港一間天主教中學的校長。在一場馬拉松比賽里，他從民主運動人士手裏拿了一張印有「D-689」的馬拉松布條，並被一個學生拍照上傳到Facebook。「D-689」在粵語中是對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蔑稱，這張照片給這位校長惹了麻煩，他收到無數要求他辭職的匿名電話，並被舉報到教育局。「有點像是白色恐怖。」他對Joanna Chiu說，哪怕在他抵達加拿大後，他的太太還繼續被香港警方問詢。
「這件事表明，北京的政治控制策略之中，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針對非精英個人和團體。」Joanna Chiu說，「當媒體的報道主要集中在貿易戰、白宮與北京之間的口水戰等高層衝突時，這個事實可能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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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9年，香港爆發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Joanna Chiu在香港採訪了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葉劉淑儀稱，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但香港的示威一定有幕後的策劃者。
「我咬了一下嘴唇。」Joanna Chiu回憶。「我確實見過她口中的『可疑的外國支持者』。許多人是加拿大華人，還有親戚和朋友在香港。他們廢寢忘食地搭建了一個廣泛的國際網絡，通過手機與香港當地的人保持聯繫，提供幫助和道義上的支持。一些人組織了籌款，買急救包，還有示威者的法律費用。」
她同時見到許多海外華人希望能夠推動自己的政府為香港發聲，「譬如加拿大、美國和德國。」但是，當國際輿論普遍對香港示威者表示同情時，「北京也更進一步。」
「趙姑娘幹掉了麥大使」
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是Joanna Chiu搬到北京之後最先認識的朋友之一。康明凱和她一樣，都曾在香港工作，也都希望能在北京交到新朋友。在一場民謠音樂會之後，她和康明凱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意大利餐廳聚在了一起，聊起在香港的共同經歷，以及在中國報道政治議題是多麼地令人激動。那時，康明凱告訴她，他的工作是監測在中國高度敏感的話題，譬如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的權利，他覺得自己也像是一名記者，只不過他是向加拿大政府報告，而非向公眾報告。
康明凱「是一個出於對中國的喜愛和好奇而選擇在中國生活的人，儘管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Joanna Chiu回憶。
2018年12月，中國信息與通信公司華為的副董事長和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隨後，康明凱和另一位加拿大公民米高·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中國政府逮捕。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兩位加國公民的被捕與孟晚舟被捕有關，並譴責中國的「人質外交」。
康明凱被逮捕時，Joanna已離開中國，在加拿大最大的日報《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的溫哥華辦公室任職。當天早上，她衝到了辦公室，四處打電話求問、確認信息，並投書《星報》的觀點版面，懇請外界關注康明凱的案件，因為「一本外國護照無法提供什麼保護」（A foreign passport can provide little protection）。
Joanna Chiu在《多倫多星報》上的報道（網絡截圖）
「加拿大陷入了一種困境。」Joanna Chiu在其書寫道，「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國家，確實有全球影響力和強大的聯盟，但它的武器並不強大。如果加拿大用貿易制裁來威脅中國，北京可能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相比之下，來自美國的制裁可以在一夜之間削弱中國的某些產業。」她指出，面對相似困境的還有其他的中等國家，比如澳大利亞、丹麥、荷蘭等。
一個月後，她在溫哥華市中心的一場慈善午宴見到了時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John McCallum）。麥家廉當時在加拿大短暫停留，馬上要回到北京。談及危機中的中加關係，麥家廉對Joanna Chiu說，「從加拿大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放棄引渡孟晚舟，那對加拿大就再好不過了。」大使的言論引發軒然大波。報道刊登的當天，特魯多要求麥家廉辭職。
「我不過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Joanna Chiu對歪腦說。但她因此一度從記者成為新聞里的人物。有媒體把這件事形容為「趙姑娘幹掉了麥大使！」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指責她「生生把為孟晚舟說公道話的加拿大駐華大使搞下了台」，並稱「西方主流媒體裏出現一撥貶中媚西的華裔」。
美國右派政治人物、前特朗普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甚至將此事演繹成影片《赤龍之爪》（Claws of the Red Dragon）。在影片中，以Joanna Chiu為原型的華裔加拿大女記者Jane Li，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和精神，勇敢地追蹤報道加拿大政府逮捕中國科技公司「華星」首席財務官的故事，並揭露了這個公司與中共軍方的關係。
影片《赤龍之爪》（網絡圖片）
「北京的行動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離奇的評論和錯誤的信息激起了憤怒和混亂，同時讓那些基於事實進行合理批評的人失去信譽。」聽聞自己的故事被班農改為電影，Joanna Chiu有些哭笑不得。
「我來提供信息，而不是政策建議」
孟晚舟的聆訊於2020年1月開始。Joanna Chiu作為記者前往法庭旁聽。「當孟晚舟走進來的時候，她的表情是平靜的，她的肩膀是放鬆的。她穿着一件深綠色的休閒運動服，頭髮像絲綢一樣。孟晚舟微笑着與加拿大最有經驗的律師之一大衛·馬丁（David Martin）聊天，她看起來像是在享受從繁忙的工作中獲得的休息。」而彼時，康明凱已經在中國的獄中待了一年多，他有長達數月的時間住在24小時照明的單獨牢房中，不能與律師和家人通話。
在加拿大，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社交媒體，Joanna Chiu聽到的關於中國的談話，往往都是帶有仇外（xenophobic）的感情色彩，譬如來自中國的錢是如何毀掉了加拿大的城市，但是，只有少數本地記者，比如Sam Cooper，有能力對腐敗的中國官員和有組織犯罪集團在加拿大本地洗錢等行為進行詳細的調查和解釋。她承認，孟晚舟被捕——一個巨大的國際新聞在加拿大落地，有可能喚起更多人關注中國的政治干預、數字監控和中國私營公司的模糊地位等問題。
「我的書就是寫給普通人的，」Joanna Chiu對歪腦說，「比如我的那些在中學教書的老師朋友，他們想要了解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卻還沒來得及去了解。中國的歷史、政治、體系和外交，以及威權政體是如何產生全球影響力的，人們對這些的認識還很有限。我的書或許可以幫一些忙。」除了中國、香港、加拿大和美國，書中還有篇章專門描述中國伸向俄羅斯、澳大利亞、土耳其、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和地區的「長臂」。
在書的最後一章，她指出了西方國家在應對中國問題的不足之處。「儘管有『戰狼外交』成為最近中國對外的主旋律，北京的領導人依然希望與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進行對話……西方國家政府應該學會聰明地利用這個機會。中國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黨內也有溫和的人存在。」
她覺得，直到現在，外界解讀中國的時候，還經常把中國描述成非黑即白的一個龐然大物。「華人臉孔經常被質疑。」就像班農的電影一樣，華裔女記者勇敢地捍衛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追求正義，她認為這其實強化了某種刻板印象。「所以我的建議是，掌握關於中國的事實，但不要聳人聽聞。」
她在2021年10月遠程參加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我的書是想告訴人們，在美中關係惡化時，普通人——譬如科學家、學生，是最受苦的。」她覺得，若華人在海外總是被當作政治犯，或者被默認仍然效力於共產黨，那麼，恰好正中了北京的下懷。
「類似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放棄了香港公民身份，我只是一個加拿大公民。但是因為我的中國血統，我仍被當作局外人。當世界各地因為新冠疫情等，出現種族主義的言行，中國大使館、中共官方媒體都會非常積極地譴責，以此來加固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忠誠，特別是對那些新近的華人移民。」
「我的立場是一個記者，我來提供信息，而不是政策建議。」她對歪腦強調，「我想發出的信號是，西方國家政府應該去審視這些問題，而不能忽略。但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譬如兩個麥克在中國被捕，加拿大政府並沒有真的作出新的決策，或者改變對華的思維模式。加拿大人想要知道，我們如何才能避免這樣的事情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