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文章由Darren Byler撰寫，於2019年5月1日在《Logic》雜誌上發表。中文版於一小撮(Yi Xiaocuo)翻譯。
在中國的西北邊陲，國家正以科技驅動着一種新形式的「恐怖資本主義」。
2017年，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男士Alim正在去見他朋友的路上，他們約好去一家商場裏吃飯。這是中國西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座城市，Alim的家就在這裏。在商場入口過安檢時，他讓機器掃描了身份證上的照片，又把臉對準裝備了人臉識別軟件的安檢攝像頭。突然間，警報聲響起，保安允許他通過。但幾分鐘之內，附近「便民警務站」的警察就圍了上來，把他帶到了警局。在這片突厥穆斯林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這種快速響應的警務站成千上萬，幾乎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個。
Alim的心在狂跳。幾周前，他從國外留學回來，一着陸他就被警察從飛機上帶走，理由是他被全國通緝。警察告訴他說他在國外是可疑的，屬於「不放心人員」。隨後警察進行了所謂的「體檢」，收集了他的各種生物識別數據，包括DNA、血型、指紋、聲紋和面部特徵。在新疆，幾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經歷了這些。（據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網報道，將近3600萬人通過這種「體檢」，提交了生物識別數據，遠遠超出該自治區2450萬常住居民的人數。）之後，他被帶到了看守所，像這樣的設施，也已遍佈新疆各地。
過去五年間，中國開展了以科技驅動的「反恐人民戰爭」，這些看守所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由習近平政權正式發起，這場「戰爭」最初的名義是回應維吾爾人的示威，以及針對安全部隊和漢族平民的襲擊。然而，示威的起因則是幾十年來，對於民族歧視、警察暴行、維吾爾人失去土地的憤怒和絕望。自那以後，中國政府根據其含混不清的反恐怖主義法規，開始將維吾爾人所有表達伊斯蘭教信仰的行為，都視作了宗教極端和民族分裂的跡象。如果被懷疑犯下了這樣的罪行，這樣的設施就是第一站。僅僅2017年，就有超過一百萬突厥穆斯林這樣遭到了拘禁。
在看守所里，Alim不能睡覺，吃飯，還會遭受長達幾小時的審問和辱罵。他在與我交談時說，「整個過程讓我極度虛弱，到最後我甚至在受到審問時歇斯底里地大笑。」其他被拘押者也透露，曾遭到痛苦的束縛、折磨、電擊，和長時間的單獨禁閉。在接受審訊之外的時間裏，Alim和其他二十幾個維吾爾男子被關在一個14平方米的牢房裏，有些看守所的牢房裏甚至關了六十多人。曾被拘押者說，他們只能輪流睡覺，因為沒有地方讓每個人都躺下。曾在看守所被拘押數月的維吾爾女士Mihirgul Tursun告訴我，「他們從來不關燈」。
在新疆各地的成千上萬個檢查站，維吾爾人都會被查手機，這些被拘押的人士往往就是因為他們手機上的社交媒體 app里被查出有宗教或政治內容。儘管從任何法律意義上說，這些內容並不構成真正的犯罪證據，但任何與伊斯蘭信仰有關的電子記錄，或者和任何犯過這種含糊「罪行」的人有牽連，都可能讓一個維吾爾人落入看守所。原因或許是其他被拘押者的手機或微信里有他們的聯繫方式；或許他們曾在微信朋友圈裏發送過穆斯林在祈禱的圖片；或許多年以前他們曾發送過或收到過公安部門認為是「意識形態病毒」的伊斯蘭教教導——也就是未經國家認證的，所謂的「野毛拉」的講道；又或許是他們的某個親戚移民到了土耳其或其他穆斯林為主體人口的國家，用國外的號碼加了他們的微信。僅僅是有個家人在國外，或是像 Alim一樣曾經出過國，也常常會遭到拘押。
不用社交媒體也會招致懷疑，還有試圖破壞SIM卡，或不帶手機。由於不知道如何避免被拘押，有些維吾爾人把舊手機埋在沙漠裏，有些人把舊的SIM卡裝在小袋子裏掛在樹梢，或把存有伊斯蘭教義的SD存儲卡包在餃子裏冷凍起來，期待有一天能讓它們重見天日。也有人放棄了任何保存伊斯蘭知識的希望，秘密地燒毀了數據卡。扔掉數碼設備已經不是辦法了，維吾爾人害怕這些設備會被警察們找回並追溯到主人的身份。公安部門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從每天幾百萬條的社交媒體內容中，掃描宗教圖片，據稱就連2017年前刪除的「違禁」內容都可以查出。
看守所里大多數維吾爾人的下一站不是長期徒刑，就是被無限期地關進不斷擴張的大型集中拘禁營里，中共官方稱其為「教育轉化」中心。這些集中營相當於有中級安全級別的監獄，有些配有強制勞動的工廠，它們的運營目的是訓導維吾爾人背棄伊斯蘭身份認同，接受中共官方世俗和經濟的原則。這些集中營里禁止使用維吾爾語，被拘押者必須學習漢語（中國主要人口漢族的語言），現在被稱為「國語」。目前只有極少數的被拘押者從這種「再教育」系統完全釋放。
Alim算是比較幸運的。兩周後他被放了出來，後來他得知是因為一個親戚幫了忙。直到他在商場裏被扣押的那一刻他才知道，他已經登上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黑名單，這個區域數據平台使用人工智能來監控新疆各個城市裏的無數個檢查站。只要他進入任何當地派出所管轄區域裏的公共機構，比如醫院、銀行、公園和商場、經過其中各個檢查站，平台都會立即通知警察。系統已經給他建了檔案，並預測他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警察們告訴Alim，想避免被再次拘留，他就應該「在家呆着」。儘管從法律意義上他是自由的，但官方卻用他的生物信息和數字記錄將他畫地為牢。他說，「我在憤怒的同時也感到十分恐懼」。現在，這些數據成了幽靈，揮之不去地困擾着他。
無限的市場潛力
針對Alim和其他維吾爾人的監控和預測性歸納系統，是過去十年間中國新極權主義國安工業綜合體的一個產物。目前，數十家中國科技公司正在研發和推廣新產品來迎接新的「全球反恐戰爭」，這場戰爭首先在國內打響，而且側重於科技戰場。在這種新形勢之下，戰爭機器更關注人臉識別技術和人工智能，而不是無人機和海豹突擊隊。武器都是中國製造而非美國，所謂的恐怖分子不是「野蠻的」外國人，而是本國的、被視為威脅當權者，阻礙國家資本主義擴張的少數民族。
現代歷史上，針對受壓迫人群部署的管制系統，不論是北美的日裔集中營，還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有色人種身份證，新技術的運用都至關重要。在中國，科技軍備明目繁多，觀察者已很難完全跟蹤記錄。新疆的監控網絡遍佈各處，從牆上的攝像頭，流動裝置里的晶片，到維吾爾人的面相特徵。配備了人臉掃描儀和生物識別的檢查站跟蹤着他們的一舉一動，淨網程序記錄着他們手機里的每一次點擊。
還有一些程序可以自動識別維吾爾人的聲紋、將維吾爾語語音轉換成文字並翻譯、掃描數字通訊記錄，尋找任何可疑的社會聯繫，標記伊斯蘭教的表述，識別對漢語不夠熱情的態度。深度學習系統可以實時從監控視頻中識別幾百萬張人臉，以此建立起可以用於鑑別可疑行為的數據庫，進而預測誰將會成為「危險」人員。這種由「計算機視覺」技術自動生成的預測，可以由數十種行為激發，比如穿着伊斯蘭教服飾，不參加愛國主義升旗儀式或升旗儀式有缺勤，等等。所有的系統都整合到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上，供該平台從它監控的維吾爾人的日常行為中學習特徵。
這種預測性算法號稱會通過識別恐怖威脅，讓新疆更加「安全」，但它抽取的生物識別和行為數據，來自每一個維吾爾人的肉體。這些安保和監控系統之所以如此強大（利潤想必也十分豐厚），是因為可以毫無限制地侵入維吾爾人的數字生活和日常行動。「反恐」的旗號給科技公司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空間來研發、實驗、改進這些程序。哈佛大學學者Shoshana Zuboff在她最近關於「監控資本主義」著作中指出，消費者一直在泄露寶貴的數據，之後被資本勢力捕獲，使他們能夠預測我們的偏好和未來行為，進而從中獲利。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個邏輯被推到了極致。對於中國的國安工業聯合體來說，維吾爾人生活的首要目的只是產生數據而已。
被高壓監控馴服之後，維吾爾人又作為勞工，輸送進了中國製造產業。官方說辭將反恐人民戰爭包裝成是一種「扶貧」措施。這就要求對邊緣化的穆斯林群體重新培訓，讓他們從政治上馴服，經濟上還要有生產力。中國政府執行這種社會秩序的方式是，修建起監獄和集中營，拘押這個國家十分之一以上的突厥穆斯林人口。集中營里直接配備有紡織業和其他產業的車間，集中營里的培訓直接與其銜接，被拘押者要無限期地在此勞動。中國政府把這種極低薪酬的工作稱為「實習培訓」。
對中國政府來說，對維吾爾人的高壓控制也是一個樣板，以便向全球的威權政府推銷中國的科技實力。全球包括美國、法國、以色列、菲律賓等二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多個政府機關和企業，都會參加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亞歐安防博覽會。由於烏魯木齊是面向穆斯林世界的戰略性口岸，這個展覽會成了整個東亞最有影響力的安防技術大會。
展覽會以及中國安防技術工業的主要精神，可以說就是穆斯林人口需要管理，並轉變為生產力。中國產業界認為，這是中國對全球安全未來的重要貢獻之一。新型安防工業的主要代表之一，立昂技術(Leon Technology)的發言人在2017年的博覽會上表示，全球60%的穆斯林主體國家都在中國的國際發展總計劃「一帶一路」之中，所以他們在新疆研發的人口控制技術「具備無限潛力」。
過去五年多以來，反恐人民戰爭已經讓立昂技術(Leon)、美亞柏科(Meiya Pico)、海康威視(Hikvision)、曠視科技(Face++)、商湯科技(Sensetime)和大華技術(Dahua)等眾多中國科技公司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增長。據估計，僅僅過去兩年，國家已經在新疆安防科技方面投資將近72億美元。在新疆首先試用的一些技術已經在一些威權國家找到了新客戶，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廣州的初創公司雲從科技(CloudWalk)收到了3.01億美元的國家撥款，2018年，該公司敲定了一項與津巴布韋姆南加古瓦(Mnangagwa)政府的戰略性合作計劃，建立一個國家級的「大型人臉識別項目」，來解決那裏的「社會安全問題」（雲從科技尚未透露這項計劃的總金額）。現在，津巴布韋的各個機場、鐵路、和車站的人流，已經開始靠人臉數據庫連同其他生物識別數據實行管理了。事實上，維吾爾人的家園已經成為了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的孵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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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生活方式
維吾爾網絡世界過去不是這樣一個處處陷阱充滿壓迫的空間。2011年，當我第一次來烏魯木齊做民族志田野調查時，自治區才剛剛開通了3G網絡。2014年再來時，這座城市裏幾乎每個成年人都使用上了智能手機，維吾爾語 app的下載量顯示，1200萬維吾爾人口中約有45%擁有智能手機。很多維吾爾人開始用微信語音和視頻和在農村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用手機購物和銷售產品，了解世界大事，和國內外的維吾爾人交朋友。年輕的電影製片人可以即時和成千上萬的關注者分享自己的短片和音樂視頻。通過網絡，像維吾爾英語教師Kasim Abdurehim和流行偶像Ablajan這樣的文化名人（他們後來被政府歸為「不放心人員」）一夜之間就產生了上百萬的粉絲群。
從政府的視角來看，最值得擔憂的現象是一些身在在中國和土耳其、未經國家批准的維吾爾宗教導師取得了深厚的社會影響力。從1950年代開始，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便向新疆大量輸送漢人定居，對維吾爾人來說，伊斯蘭教、突厥文化認同和維吾爾語言，就一直是對漢族文化規範和中國世俗價值觀的一種抵抗。在新疆進入被定居者殖民數十年的階段之前，遜尼派伊斯蘭教和突厥認同就為兩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提供了基礎。出於這兩個因素，再加上對維吾爾文明的建築環境（傳統房屋庭院、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區、蘇菲派的麻扎）深深的依戀，多數維吾爾人哪怕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強制同化的種種運動，仍然感覺與殖民者大相逕庭。
國家政府時時刻刻都想要消除這種差異。從1958年毛澤東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國家限制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民族進入清真寺，禁止進行伊斯蘭葬禮習俗和學習伊斯蘭知識。幾乎不存在不受國家控制的伊斯蘭學校、不受國家認證的毛拉。18歲以下的年輕人禁止進入清真寺。過去十年中，隨着社交網絡在維吾爾人當中傳播，出現了一個虛擬空間來探索和了解作為穆斯林的意義，這也讓維吾爾人感受到維吾爾認同首先源於信仰和語言，感受到他們對原生傳統生活的渴望，感受到自己屬於從烏魯木齊延伸到伊斯坦布爾的突厥穆斯林社群。
因為網絡，數百萬維吾爾人對自身的伊斯蘭實踐是否虔誠有了新的思考，也同時了解了如何自救和創業。他們開始想像逃離這個剝奪他們基本自由的威權國家，如何在不能申請護照，就業歧視，和失去土地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他們開始尋找與中共官方強加的現代化所不同的現代生活的可能性。與其永遠被漢文化視為他者（不像漢人，不說漢語），他們更願意從煥然一新的突厥和伊斯蘭價值觀中，尋找普世的、當代的文化身份。他們可以接受穆斯林世界的清真食品標準，穿從伊斯坦布爾進口的最新服裝，和中國的漢族社會保持距離。從土耳其和杜拜進口的食品、電影、音樂和服飾，成為一種區隔標誌。女人們開始戴頭巾，男人們開始了一日五次的禮拜，不再抽煙和飲酒。有些人認為音樂、舞蹈和電視也要避免。
我在田野調查中遇到的漢族官員把這種網絡推動的宗教虔誠看作是維吾爾族的「塔利班化」。和其他遷入新疆的漢族人一樣，他們漸漸覺得去維吾爾地區變得不安全了，在虔誠的突厥穆斯林周圍感覺不適。官員們常引用昆明火車站事件，以及北京和烏魯木齊的駕車傷人事件，來說明全體維吾爾人已經被恐怖主義意識形態操控。
對漢族官員來說，維吾爾社交網絡儘管非常「危險」，也給他們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2009年7月5日，維吾爾高中生和大學生在Facebook和維吾爾語的博客上組織示威遊行，為在東莞玩具廠被漢族工人殺害的維吾爾工人維權。幾千名維吾爾人走上烏魯木齊街頭，要求政府對他們死去的同胞作一個回應。當武警暴力鎮壓時，很多維吾爾人推翻了公交汽車，襲擊了漢族路人，最終據報道導致190人死亡，大多為漢族。隨後幾周，上百乃至上千的維吾爾年輕人被警方帶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互聯網自此關閉了九個月以上，Facebook和Twitter被封鎖。
2010年新疆的互聯網恢復運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Twitter及其他非中國的社交媒體應用不見了。之後不久，國家安全部門、高等教育機構，以及私營企業開始逐漸瓦解維吾爾網絡的自主權。大部分的維語網站從自由的虛擬世界，變成了能讓政府機關用技術手段學習和預測犯罪行為的場所。2014年的反恐怖主義法定義模糊，幾乎把維吾爾人的幾乎所有犯罪行為都當成了恐怖主義的表現，小到偷了漢族鄰居的一隻羊，大到抗議搶地和拆遷。新法規將宗教虔誠視作「極端主義」，並將其與宗教暴力混為一談。新疆安防技術工業不斷膨脹，從幾家私企擴展到1400多家公司，聘用了幾萬員工：從底層的維吾爾族保安到漢族的攝像頭安裝工，從電信工程師到編程人員。習近平政府宣佈新疆進入緊急狀態，反恐人民戰爭打響，伊斯蘭恐懼症制度化。
智能恐怖
到2017年，新疆經歷了三年的「嚴打」政策。三年間，便民卡制度已經讓維吾爾人的家園成了一座露天監獄，成百上千的警察監控着被國家殺害和「被消失」的維吾爾家庭。此後，政府又有了新戰略。新的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推行了「轉化」維吾爾人的政策。當地官方使用了公共健康領域的語言，把「三股勢力」，即「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稱為互相聯結的「意識形態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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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網絡數字世界讓未經批准的伊斯蘭教信息得以流傳，政府官員便下令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偵察和根除這些邪惡信息。早在2015年，習近平就宣佈網絡安全是國家首要任務，現在黨內高層給中國科技公司更多激勵來研發技術，幫助政府控制和改造維吾爾社會。政府招標了數十億元的合同來獎勵科技公司在整個新疆建立「智能」安防技術系統。
推行「轉化」政策的時間點，剛好和2017年公安部門研發的人工智能「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同時。美亞柏科(Meiya Pico)開始向地方和自治區政府出售可以偵測圖片中維吾爾文字和宗教符號的技術，這項技術就是由國家資金贊助的。該公司還開發了自動轉寫和翻譯維吾爾語語音信息的軟件。
海康威視(Hikvision)推出了能夠自動識別維吾爾面部特徵的軟件。具備人工智能的程序已系統學習了眾多不同種族的人臉圖像數據庫，再加上可以在弱光條件下工作的高清攝像頭，當一個人走在街上，這些技術就足以從面部形狀和膚色來判斷其的民族身份。立昂技術(Leon)的發言人對中國領先的一家科技出版物說，這些攝像頭整合了立昂研發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在「幾秒鐘」之內識別可疑的行為和個人。其他程序包括自動搜索維吾爾人的網絡活動，跟學校、工作單位、銀行、醫療和生物識別數據庫相對照，可以預測和尋找異常行為者。
這些新技術的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技術培訓。新疆招聘了超過十萬名新警察，他們的一項工作就是實施Alim所經歷的「體檢」，給全自治區幾乎所有人建立生物識別檔案，然後從各個角度掃描他們面部的不同表情，創建面部簽名，於是就有了高清的個人表情檔案。所有的維吾爾人必須安裝淨網衛士應用程式，他們在手機上說了什麼、讀了什麼、寫了什麼，以及他們聯繫的所有人都在監控之下。
高級別的警察大多是漢族。他們負責對整個穆斯林人口做出定性評估，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深度學習系統提供基於訪談調研的更複雜的數據。面對面訪談之後，片區警察對新疆超過一千四百萬穆斯林少數民族人口做出評估，決定他們的屬於「放心人員」，「一般人員」，還是「不放心人員」。他們評估的依據包括這些類別：是否維吾爾族、年齡段、是否無業、是否每日禮拜、有無未經許可的宗教學識、是否持有護照、去過26個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曾簽證逾期、有境外關係人、曾在家教過孩子伊斯蘭教知識等等。被判定為「不放心人員」的會被送到看守所，經過審問、認罪、和指認其他「不放心人員」等程序。通過這種方式，警察會決定一個人是否應該送去稱為「教育轉化中心」的集中營。
這些評估不是一次性的。很多穆斯林通過了第一次評估，但後來又被拘押，原因是被別人指認為「不放心人員」。數萬名維吾爾人被捕的案例都是由於多年前的微信聊天記錄被當作證據，來證明他們需要被「轉化」。國家另外安排了110萬名漢族和維族「大哥大姐」到維吾爾家庭進行為其一周的長期評估，成為不請而來的「客人」。在這段時間內，這些人會評價這些在集中營之外的維吾爾人的「安全」程度，強迫他們參加某些伊斯蘭教派認為不虔誠的行為，比如喝酒、抽煙和跳舞。作為測試，他們會給維吾爾家庭的主人帶來食物，但不說裏面的肉是否清真。這些「大哥大姐」尤其關注的是，過去十年裏有家人被警察擊斃或帶走的維吾爾家庭。他們會尋找任何反感或對中國愛國主義教育不積極的跡象和態度。他們會給孩子們糖果，來讓他們報告自己父母的真實想法。所有的這些信息都會被輸入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里。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永遠在維吾爾人生活的背景里運行着，學習着。政府的希望是它最終需要越來越少的人力資源。最終的目標是在自治區加強安全控制的同時，解放安防勞動力，並將其轉移到「教育轉化中心」的工作上去。
量化的自我
我第一次面對人臉掃描儀是2018年，在烏魯木齊南城維吾爾聚居區的一家酒店裏。前台的男人用維語告訴我不用掃描人臉註冊，因為我有外國護照。但當我坐高鐵離開烏魯木齊時，漢族警官指導我該如何掃描護照照片，並讓我站好，好讓攝像頭清晰地拍到我的臉。一個小時後，我在吐魯番出站時，必須在當地派出所再次人工核對我的臉。負責的是一個漢族女警官，她讓一個維族警察用她的手機掃描了我的護照照片，並將掃描結果和她對我的臉拍的幾張照片進行比對。我問這有什麼必要，她說「這是為了你的安全」。
我經過了很多維吾爾族城鎮和人臉識別檢查站，很驚訝居然沒有發現有人跟蹤我。但每次檢查站的警官們似乎已經預計了我的到來。我才意識到，攝像頭現在幾乎可以像臥底警察一樣精確地了解我的行蹤了。我的運動軌跡也被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系統記錄分析了，我也參與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系統的訓練工作。
為了躲避攝像頭，我坐了維吾爾人開的黑車，躲進了維吾爾語書店，和維吾爾小販一起抽了手捲菸，問他們教育轉化系統的問題。我盼望着躲進這些「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盲點可以保護和我談話的人們。行程結束幾周後我聽說，警察長時間審問了另一個曾長期居住在新疆的美國人，打聽我的活動。
美國的科技圈對中國人工智能科技仍然存在懷疑。我見過的人工智能政策領域的很多專家，都談到Jathan Sadowski寫的一篇文章「徒有虛名的人工智能」，文中着重提到中國安防技術未能達到承諾的效果。他們頻繁提到，深圳的一個系統本應該識別闖紅燈路人的面部，然後將他們的身份投射到一個繁忙路口的超大屏幕上，結果系統無法跟上所有亂穿馬路的人，還需要手動搜集數據，達到公共羞辱闖紅燈路人的目的。他們指出中國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門其實聘用了大量低收入的警察，來監控網絡流量、查看攝像頭拍攝的大量視頻。就像美國的機場安檢程序一樣，很多專家認為，與其說是監控本身，不如說是監控的威脅成分，導致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
儘管有很多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質疑，但是人工智能監控系統卻能越來越多地自動識別網絡上的伊斯蘭教活動，造成百萬穆斯林被拘押，這足以說明人工智能協助的監控和警務系統在新疆部署之後，造成了怎樣的實際效果。就連在谷歌和其他企業工作的西方技術專家都坦言，中國科技公司現在已在計算機視覺技術方面領先世界，這都歸功於中國直接資助科技公司在全國搜集、監控、利用、匯報數億人口的個人私隱數據。
在烏魯木齊以西1500公里的喀什，我碰到了幾十個自稱是「親戚」的漢族公務員。這些「大哥大姐」當中的幾位，用溢美之詞講述着他們在維吾爾農村地區感到多麼「安全」。現在，維吾爾人生活的社區，對漢族人似乎安全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也跟蹤漢族人的軌跡，但他們對這種監控的體驗卻是順滑的。比如說在火車站，他們走的是預先許可的「綠色通道」，限制維吾爾人的科技卻讓漢族居民更自由了。
「去過喀什的人都會知道，那邊的氣氛真的是很凝重」，立昂技術的發言人在2017年的中國–亞歐安防博覽會上對記者說。他的意思是說，那時候喀什感覺太過維吾爾了。是他們開發的一個人工智能項目改變了原本「凝重」的氣氛，讓漢族遷入者和官員們更能自由地呼吸了。他說，」通過這個項目的不斷推進，我們在農村地區的視頻接入就有一萬多部，如此多的圖像，會『束縛』住很多看視頻的人。我們急需優秀的技術，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和人臉識別這類技術，來解放我們大量的警力、人力「。
事實上，「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和立昂技術幫助中國政府用種種方式「束縛」了維吾爾人——束縛他們的政治和文化表達，把他們困在檢查站和勞改營里。這些限制措施，以及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景象所造成的結果，是漢族遷入者和國家政府感到了不斷放大的自由和權力。
我在新疆遇到的漢族官員，常常拒絕承認，可能是年輕維吾爾男子失蹤、時常被警察槍殺，國家霸佔維吾爾人的土地資源，激發了維吾爾人之前一輪輪的抵抗。他們看不到國家禁止宗教教育，限制維吾爾人出國，廣泛的就業歧視，與維吾爾人愈發渴望自由、公正、尋求宗教慰藉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因為嚴打，漢族官員覺得維吾爾社會的伊斯蘭教信仰和政治抵抗明顯減少了，也很驕傲地看到維吾爾人開始熱情地學習「通用語言」，拋棄宗教節日，擁抱漢族文化價值觀了。從他們的角度看，這套新的安全系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功。
一位和田的維吾爾生意人Dawut對我說，檢查站和新安保系統的背後，是一個被掏空的維吾爾社會。來建立實行這套系統的政府官員、公務員和技術員似乎完全無視維吾爾的人性。國家看到的維吾爾生活只是計算機眼中所看到的那種。這讓Dawut這樣的維吾爾人感覺，他們的生命只是作為數據而存在着——屏幕上的編碼，或是集中營里的人數。漸漸地，他們適應着這套系統，先是行為，然後是思想。
「維吾爾人還活着，但是他們的整個生活都在牆裏，」Dawut輕聲說，「就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幽靈一樣。」
（作家是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研究維吾爾人受到的剝奪、文化呈現，以及中國西北的「恐怖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