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登和習近平舉行的視頻會議再次提醒我們，這兩個大國掌握着我們世界的命運。
他們能協同合作嗎？我們是否進入了一場新冷戰？是否會演變成徹底的衝突？
兩國集團（G2）很重要。無論是氣候變化、國際貿易，還是世界和平的未來，美國和中國都舉足輕重。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影響力比八國集團、20國集團、澳英美同盟（AUKUS）、四邊安全集團（Quad）、東盟、亞太經合組織（APEC）或我們能想到的其他任何多邊組織都要大。
不是要忽視這些機構和聯盟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貶低各國的力量——尤其是俄羅斯、印度、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但我們都被北京和華盛頓牽着走。
近年來，地緣政治的溫度上升了：言論更加激烈，揚言威脅和放話反威脅，還有軍事集結——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戰爭。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時代？對許多人來說，答案存在於遙遠的過去。
以史為鏡佐行未來
古希臘的兩個大國，雅典和斯巴達，走向了戰爭——為什麼？
普遍的認為是，斯巴達畏懼雅典不斷上升的實力。當然，自從雅典和斯巴達聯手擊敗波斯人之後，雅典人就變得很強大。
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推廣普及了一種見解，那就是權力平衡的變化會點燃衝突的導火線。後世將這一想法稱之為國際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當一個崛起的大國遇到一個衰落的大國時，戰爭就無法避免了。
伯羅奔尼撒戰爭就如同今日的局面。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和中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隨着崛起的中國面對日漸衰落的美國，我們再一次聽到了戰鼓擂響的警告。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對華鷹派人士在談論中渲染衝突時，往往壓制了那些更謹慎、更為不同的聲音。
但權力過渡並不比在古希臘那時候更能解釋這個時代的複雜性。連修昔底德自己都說，並不清楚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爆發戰爭的直接原因是什麼。
那時和現在一樣，是為了經濟和政治，也同樣是為了身份和權力：到底是誰代表希臘精神和未來？
斯巴達也有自己的考量。它擔心雅典式民主的傳播會引發奴隸起義。當時已經有一些奴隸起義了。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如果斯巴達真的害怕一個更強大的雅典，它就會更早入侵。它當然足夠強大。正如政治學家理查德·萊博（Richard Lebow）所說，斯巴達認為「它可以通過一場戰鬥就壓倒雅典人」。
[page]不同的視角
就像在古希臘一樣，簡單的答案在今日會產生誤導。這比爭奪權力更為複雜。我們並非註定要爆發戰爭。但有可能我們會說服自己進入一場戰爭。
那麼，除了從無法避免的衝突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還能如何看待如今的時刻？古代中國是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古希臘不同的世界觀？
萊博（Lebow）與中國國際關係分析師張鋒聯手，在這一關鍵的歷史時刻尋找另一種方法來解讀。在他們的《馴服中美競爭》（Taming Sino-American Rivalry）一書中，他們的目光超越了大國競爭。
他們認為，西方禁錮在權力過渡的思維模式中，這已成為「主導的參考框架」。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中國已經變得強大又好戰，它正在威脅全球秩序。
就像斯巴達和雅典一樣，美國和中國正處於衝突的軌跡。
萊博和張鋒借鑑了中國的思想界學者，他們說這些人「對艾利森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不以為然」。他們說，在中國，重點不在於權力過渡，而在於政治戰略。
兩位作者談到了中國的王道概念——不是權力，而是影響力。王道是「人性化的權力」。封建王朝時期的中國並不尋求將其願景強加給世界，而是要求臣服的國家向中國的力量致敬。
萊博和張鋒說，這對雙方都有利：「強者獲得榮譽，而弱者獲得保護和貿易優勢。」
這個概念接近於中國的另一種概念——天下。政治哲學研究家趙汀陽重新審視了這個古老的概念，來重新定義當今的政治秩序。
趙汀陽說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說，「天下」是基於「屬於世界各國人民並為其服務的世界秩序」。他說，我們需要減少對單個國家的思考，而更多地對作為一個世界進行思考。
他說，「威懾、制裁、干涉、權力平衡、冷戰甚至戰爭本身......這些敵對的戰略使世界變得比以前更糟糕」。他說，「天下」將一個彼此敵意的世界變為殷勤好客。
這裏沒有外國人。沒有敵人。它摒棄了導致混亂的競爭，而選擇共存。這是一個與啟蒙思想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概念相差無幾的概念，是建立在共同的人性和世界性秩序之上的。
趙汀陽說，這是一種古老的中國秩序，將「我們」置於「我」之上。他說，這就是為什麼古代中國「從未有政治自由主義和個人權利作為政治問題而產生」。
沒有簡單的答案
在習近平發出對台戰爭的警告並升級軍事演習，同時增加中國的火力和核武庫之際，這種關於王道和天下的說法聽起來可能不可救藥的浪漫，甚至是妄想。
威脅和恐嚇那些挑戰或反擊中國不良干預或影響的國家和實體，人間的和平世界在哪裏？關押維吾爾族穆斯林並鎮壓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人道的權威在哪裏？
事實上，當習近平警告說東升西降時，他對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威脅說法的貢獻不小於任何人。
然而至少從正式文件看來，中國的政策仍深受共存和尋求影響力而非權力的影響。中國2019年的《國防白皮書》重申了對「和平發展」的承諾。它說，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是一個機遇」。
白皮書說，中國「永遠不會追隨大國的腳步來尋求霸權」。習近平本人也談到了「新型的大國關係」。他將自己稱為全球化的倡導者，並概述了中美之間的「雙贏」合作模式。
我們該聽誰的？
習近平和拜登最近談到了避免衝突的必要性，並淡化了新冷戰的問題。中美兩國正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了合作，一些人將此視為通向更大程度友好關係的一扇窗。
政治學家徐志群（Zhiqun Xu，音譯）抓住了中國戰略的複雜性。他說中國尋求為世界秩序而戰，但是「不破壞」世界秩序。它希望得到認可而不是發動革命。他警告說，我們「不應把美中競爭看作是一場零和博弈」。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問題學者姜雲最近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問與答》（Q+A）節目中哀嘆在中國問題的意見上缺乏多樣性。
她說，當前外交政策機構仍然被歐洲裔觀點所主導。正如她所說，這些聲音往往是「白人的」。
聽聽思想界華裔人士如何看待這種權力競爭，是值得的。我們從他們那裏聽到的還不夠多。
當然，我們都是自身偏見和歷史的俘獲。
值得回顧的是，修昔底德自己所處的那個大國戰爭時代的世界：「大多數人實際上不會花心思去找到真相，而是更傾向於接受他們所聽到的第一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