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最近對60多位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權威人士進行問卷調查，詢問他們是否認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對中國過於敵視（too hostile）。調查顯示，受訪專家學者的立場大體平分秋色，認為沒有過於敵視的略佔多數。不過，儘管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不盡相同，大部分專家學者都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挑戰，美國需要做出回應。
拜登政府目前還沒有正式提出對華戰略，但是在經貿、科技和軍事等許多領域，仍然延續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強硬政策立場。拜登政府還加強與盟友關係，並與英國和澳大利亞成立新的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AUKUS）。
《外交事務》星期二（10月19日）在其網站上發佈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變得過於敵視這一論述，強烈不認同的專家學者有8人，不認同的有24人。強烈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變得過於敵視的專家學者則有5人，認同的有21人。還有10位專家持中立立場。在持相同立場的人士當中，他們對於各自觀點立場的自信程度有些許差別。
強烈不認同
強烈不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過於敵視的外交政策專家包括曾在特朗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奧布萊恩（Robert Charles O'Brien）和副國家安全顧問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全球研究員、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教授安妮-馬里·布雷迪（Anne-Marie Brady），以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派大師級人物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奧布萊恩對《外交事務》說：「將對等原則回歸於美中關係必須是優先事項。結束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和技術必須是雙邊議程中的首要事項。」
安妮-馬里·布雷迪說：「是習近平政府改變了中美關係，而不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需要對習政府有清醒現實的認識，正如習政府也對他們這些政府有清醒現實的認識。」
米爾斯海默曾在多個場合表示，隨着中國的崛起，美中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他在回應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是否過於敵視的問題時說：「美國致力於阻止中國成為地區霸權——出於合理的戰略原因——因此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努力制衡中國。兩個大國間競爭的結果實際上是一場新的冷戰，隨着時間的推移只會越來越激烈。希望不會導致熱戰。」
不認同
不認同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過於敵視這個說法的專家學者有：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前總統奧巴馬的亞太事務高級顧問麥艾文（Evan Medeiros），華盛頓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史丹福大學弗里曼·史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軍隊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員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
范亞倫認為，美國過去幾年來已經開始對中國日益咄咄逼人的行為做出更有力的回應，儘管為時已晚。他對《外交事務》表示：「中國構成的挑戰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斷增加。當下，反應不足仍然比反應過度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梅惠琳認為，雖然美國決定回頂中國的一些惡劣行徑，但是美國的做法仍然相對審慎。她說：「不管怎樣，華盛頓還有一些更為「敵對」的選項可以使用，但尚未行使。」
胡佛研究所的坦普勒曼（Kharis Templeman）認為，美國的政策是在「追趕」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內部發展的顯著變化，包括中共對私有領域的加強控制、監控範圍的擴大、對香港的政治管控等，這些都對美中關係有負面影響。他說，美國和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轉變，「是對中共日益試圖操縱那些國家國內政治的反應」。他說：「所以，我不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變得『非常敵對』，這個政策反映的是我們所亟需的、對雙邊關係中什麼是我們自身國家利益的重新評估。」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國關界新自由制度主義主要學者之一的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也認為美國的政策沒有對中國過於敵對，不過他們對其立場觀點的信心程度較低。
基歐漢對《外交事務》說：「我們需要回頂習（近平）的政策，所以目前的政策是適宜的。但是我們應當降低論調。我們的利益要求我們對中國試圖以多種方式佔據優勢的企圖做出回應；但是我們也有與中國合作的長期利益。如果出現互利合作的機會，我們應當抓住。要記住，合作不是和諧：在國際政治中，合作通常來自於不一致。」
強烈認同
在另外一方面，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前總統奧巴馬首席亞洲事務助理貝德（Jeffrey Bader），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Orlins）以及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在內的專家，則強烈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對中國太過敵視。
芮效儉認為，中國的行為需要美國做出適宜的回應，但他認為，美國的政策沒有充分考慮亞洲國家的利益。他對《外交事務》說：「簡言之，我們的對華政策缺乏細微層次，削弱了我們從亞洲國家抗拒中國主導地區事務這種立場中應該獲得的優勢。在亞洲國家看來，美國對中國的深切敵視增加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將會破壞所有地區國家的利益。對中國反應過度，我們展現了我們的強勢，但是削弱了亞洲國家對我們能夠以符合他們利益的方式處理與中國關係的信心。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貝德認為，中國很棘手，在某些方面的發展很負面，但是他說，「將其作為一個全方面敵手（all-purpose adversary）極度不符合美國利益。」
歐倫斯則認為，是美國國內政治在決定一個政策，使得這個政策「更為敵對，而不是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認同
認為美國對外政策對中國太過敵視的專家包括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蘭德公司高級政治研究員邁克·馬扎爾（Mike Mazarr）。
史文認為，美國將國家利益的務實考量與對北京的道德譴責相混淆。他認為，用種族滅絕、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民主對抗威權這樣的說法來「妖魔化中國」可能在政治上不錯，但不會對推進美國利益有任何作用。他說：「相反，這些論述和由此而來的政策只會強化中國內部對其政權的支持，讓夥伴和盟友警覺，削弱本應是基於明確定義的紅線、相互克制和創造性外交來與中國領導層達成諒解的共同努力。」
金駿遠認為，美中兩國目前都聚焦於相互間對對方構成的挑戰，採取務實步驟來管理兩國關係比姿態更為重要。他說：「調高敵對言論的調門也許會讓人感到滿足，並為華盛頓和北京狹隘的政治利益服務。但是這也會使得加強防止關係緊張升級的保護措施更加困難，在利益衝突導向對抗並可能帶來災難性結果之際，防止緊張升級是有必要的。」
蘭德公司的馬扎爾認為，大多情況下是中國助長了兩國關係中的敵視，因此美國一定程度的強硬回應是合理的。他認為，美國的核心政策和政府官員的公開言論都非常審慎，變得過於敵視的是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出現的「心態」（mindset），反映在國會議案和一些政客的言論之中。他說：「我擔心大量湧現的反華情緒和從所有這些『外交政策』來源而來的行動，可能會淹沒更為細緻和深思熟慮的官方立場和為防止災難發生所做的努力。」
中立
還有受訪的10位專家學者在美國外交政策是否對中國過於敵視這個問題上持中立態度。這些專家包括：提出軟實力和巧實力的著名政治學者、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曾在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何瑞恩（Ryan Hass），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和美中關係的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政府學教授裴敏欣，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
外交關係協會的米勒認為，自美中關係惡化以來，雙方都試圖在戰略上超越對方，美國注重安全，比如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Quad）和現在的澳英美安全合作（AUKUS），中國則關注經濟，比如「一帶一路」和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她認為：「應對中國的戰略不能僅僅聚焦於安全，冒着緊張升級的風險而沒有結果。」
何瑞恩說：「戰略的關鍵在於推進利益，維護價值觀，加強與盟友和夥伴的凝聚力。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將討論從強硬的問題，轉移到有效實現切實結果的措施上。」
中國學者王緝思則認為，鑑於美中兩國間利益和價值觀越來越不一致，美國在政策上對中國更為敵對是「不可避免的」。他說：「雖然大多數中國的觀察人士可能會認為美國對中國太過敵對，但是他們也可能希望中國對美國更加強硬。這變成了一個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