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斯·哈塞爾曼（Klaus Hasselmann）是昨晚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獎得主。他曾任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的所長，無疑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但我們今天先不介紹他厲害的學術成就，而講講他是怎樣一位狂妄的天才——
他出生在普通家庭，十幾歲時去機械廠打工；發現自己念書還不錯之後奮發圖強，只用了兩年就拿到博士學位。後來當了教授，又讓學生自我懷疑到直接出家（當了牧師)。
沒人能成為他真正的導師
哈塞爾曼選擇了物理，物理也選擇了哈塞爾曼。
13歲的時候，哈塞爾曼從同學那兒花2先令6便士——差不多是一張電影票的錢——購入了一個電晶體，組裝了一台收音機。哈塞爾曼被這種「無中生有」的魔力迷住了，跑到圖書館去讀書，想搞明白電晶體和收音機的工作原理，「這些東西我在學校都沒學過，學校的物理課沒幫到啥忙」。
儘管哈塞爾曼物理成績很好，但物理老師覺得他是個淘氣鬼、煩人精，經常在放學後罰他不許走。「直到今天，『哈塞爾曼，四點鐘留堂！』這句話仍然在我耳邊迴響。」接受採訪時，這位75歲的老爺子說。
一顆反叛的種子種下，哈塞爾曼從此不走尋常路，開始了對物理的個人探索。
18歲時，哈塞爾曼全家從英國搬回德國，他仍然對物理很感興趣，並因此進入了——機械廠。
但是機械廠的工作太辛苦了。想到自己要一直這樣幹活，哈塞爾曼縮了。他跑去參加德國入學考試（Fleißprüfung），通過了，覺得自己智商還可以，於是繼續學習，先是拿到了大學畢業證，又只用了不到兩年就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是在馬克斯-普朗克流體動力學研究所和格丁根大學這麼金光閃閃的地方。
哈塞爾曼的博士論文只得了2分（相當於 B）——因為哈塞爾曼堅持認為助教建議的方法行不通，用自己獨創的方法完成了研究。「導師不太爽，但還是讓我畢業了，因為我用德國第一台超級計算機做出的結果賊好，給我的論文加了無數圖表。」
是的，大師到了二十幾歲的年紀，還是沒有放棄和導師掰頭。
在之後的研究里，也沒有任何一個大佬能成為哈塞爾曼真正的導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主要「自己輔導自己」。
自己被勸退，學生還出家
沒有體驗過美好的師生關係，可能給他留下了陰影。成為教授之後的哈塞爾曼對學生也是出了名的嚴厲，儘管他聲稱自己已經盡最大努力支援學生了。「我記憶里沒有哪個學生是沒完成學業的，」哈塞爾曼說，「但確實有個學生在跟了我一年後出家當牧師了。」
這名學生之後向哈塞爾曼致謝，說哈塞爾曼「間接鼓勵他做出人生新決定」。
不過大師並不是一直牛逼。物理海洋學、氣候變化、經濟學、粒子物理，都是他後來才逐漸發展的研究方向。「起初，我想成為一個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物理學家來着」，他在採訪中這樣說。
「這麼說來，您是曾經解決了某一項實際的物理問題吧？」
「這問題就尷尬了。」
另一件讓他形容為「尷尬」的事，或許更令各位社畜心有戚戚焉：
20世紀60年代，他剛剛從美國回到德國時，曾在很有名的研究所工作。他的能力已經在美國得到了證實，但個人研究方向和研究所的目標不一致。在耗費了研究所很多資金去招納新員工、開發新項目後，終於有一天，領導悄咪咪地找他談話：「哈塞爾曼先生，你不覺得自己應該在其他單位重新找個工作嗎？」
大佬轉身離去，並瀟灑地在半年內得到了新職位：漢堡大學理論地球物理系主任（本系由德國科技部資助）。
[page]哈塞爾曼的學術道理始於物理，但沒有被物理束縛。身為一個研究氣候的物理學家，他總是被問「所以人類要怎麼對付氣候變化？」。哈塞爾曼看來看去，覺得經濟學家的研究都不靠譜，於是他自己開發了一些簡單的氣候-經濟耦合模型，還發了好幾篇論文。
險些喪命夏威夷
哈塞爾曼雖然更喜歡做理論模擬而非實驗，但他倒也不是只在辦公桌前工作，而是參與了很多大型線下實驗。有一次，他還差點因此喪命於美國……
20世紀60年代，哈塞爾曼在美國的研究所工作。他的領導，沃特爾·蒙克（Walter Munk），想做一場大型的、海洋尺度的波浪實驗。蒙克沿着整個太平洋的大圓圈裏建立了一系列測波站，從新西蘭島開始，中間的薩摩亞（Samoa）、帕邁拉環礁（Palmyra）等島嶼都有站點，終點則是阿拉斯加。
幾位科學家分散在了不同的站點。哈塞爾曼和家人呆在夏威夷，照看一台波浪儀，每天兩次檢查實驗數據，順便做點後勤工作。
另一位科學家戈登·格羅夫斯（Gordon Groves），則和一名無線電操作員被空運到巴爾米拉。這兩人比較倒霉。巴爾米拉在二戰期間是個空軍基地，現在成了個無人荒島。巴爾米拉配了5台發電機，看起來還算富餘；但其實它們都是二戰時留下的老掉牙貨色，有4台經常壞掉。這使得其他人都非常擔心他們。
有一天，荒島上傳來消息，說格羅夫斯的手受了傷，「流了不少血」。緊接着的一個星期都沒有任何其他音訊傳出，哈塞爾曼心急如焚，決定乘飛機去荒島看看。
哈塞爾曼的「座駕」是一架老式的 B25飛機——又是二戰老遺物。飛機上連導航設備都沒有，只能純靠飛行員的記憶「瞎飛」——往一個方向飛一段時間，考慮一下風向，算算自己現在在哪，是不是已經到了目的地。但顯然這次他們沒算準，壓根找不到巴爾米拉。無奈之下，他們只能繼續前進到大溪地——而大溪地正在雷雨，根本無法讓他們降落。他們的唯一選擇變成了往回飛、再一次錯過巴爾米拉、最終返回夏威夷。
「我們用掉了最後一滴燃油。我們降落時，為了安全起見，整個機場都被清空了；我們降落之前，任何其他飛機都不得降落……兩名飛行員後來直接被警察帶走了」，哈塞爾曼回憶道。
如果當時不幸發生了「用盡最後一滴燃油後飛機墜落」事件，我們就要損失一位重要的科學家了。
大難不死的哈塞爾曼決定再戰一次，這次終於坐上了專業的運輸機，有導航的那種。他們終於找到了目的地巴爾米拉，準備去營救那名「重病的科學家」。
然而迎接他的是笑嘻嘻的格羅夫斯——手指上還貼着一個小創可貼。
我是科學家，不是搞冷戰的！
之後，哈塞爾曼回到了德國，並在北海（大西洋的那個）開展了跨國的海浪研究。
1968年夏天，哈塞爾曼和團隊成員們本來打算用3個月時間，在德國北部海域做一系列實驗和測量。正當他們興沖沖準備的時候，哈塞爾曼接到了德國國防部的電話。原來也正是在那個夏天、那個海域，北約打算來一次大規模的海對空導彈試驗。做導彈試驗嘛，就需要跟蹤導彈的路徑，但哈塞爾曼他們的實驗設備會干擾到國防部門對導彈的跟蹤。
國防部：「你們必須取消實驗。」
哈塞爾曼：「不可能！我們花了至少200萬德國馬克來準備這個實驗！」
國防部：「而我們花了5000萬！！」
這個理由很無敵，哈塞爾曼敗下陣來。經過一番拉扯與讓步，哈塞爾曼決定當年少做一些實驗，但明年對方必須資助自己做完全套的實驗——物理學家也要會討價還價。
後來的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這場削減版實驗不太順利，除了通信系統被證明完全不靠譜之外，實驗團隊的無線電台還總是被蘇聯方面騷擾——畢竟上世紀60年代還在美蘇冷戰期間，蘇聯人把哈塞爾曼他們的實驗當做北約導彈試驗的一部分了。
不過經過了這次試手，來年的實驗就進行得特別順利了。而且還得到了國防部的全額資助嘛。
不太會和媒體打交道
哈塞爾曼曾經作過一份長達70頁的個人專訪，看來對自己的一輩子，老爺子真的有很多話值得說；但其實，哈塞爾曼覺得自己並不太會和媒體打交道，也經常在溝通中倍感沮喪。
他說：「媒體熱衷於報道人們喜歡讀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應該讀的東西——也就是科學事實。」但科學事實有時候又稍顯無聊，尤其像氣候變化這類議題，變化本身就非常緩慢，而媒體卻喜歡提出極端的觀點，而且往往是沒有充分的科學支持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就弄不清楚氣候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
哈塞爾曼直言，許多科學家都缺乏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而他身任研究所所長時，也的確將一些與媒體、公眾、政策制定者互動的壓力交給了其他人。
實際上，哈塞爾曼對於科普本身還是非常贊同的。他認為，科學家有義務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成果，而媒體就是最有效的途徑；尤其是對於那些可能會影響社會政策的科學成果，就更應當如此。他還分享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例子：「有一年，我們做了一個量化的研究，證明全球變暖會引起自然界的變化——雖然只有一點點。但這很快就讓民眾意識到，氣候變暖是真的，而且已經可以被監測到了。」
哈塞爾曼60歲生日的時候，有人為他舉辦了一個生日驚喜座談會。當天，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他曾經的許多合作者，突然都出現了。這讓他非常感動：「我如此幸運，能在職業生涯里擁有這麼豐富的友誼。「
想必今日，再過20天就要迎來90歲生日的哈塞爾曼，同樣也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祝福。（所以哈塞爾曼的學術成就有多牛？戳這裏感受一下→《懲戒混亂，追尋規律，這是本屆物理學獎得主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