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那麼，哪些城市人口增加較多，哪些城市人口下降較快呢？
筆者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對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包括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普通地級市、州、盟，下稱「市」），十年來人口變化發現，共有149市人口出現減少，主要集中在東北、中部和西部的四川、雲南、甘肅等地。與此同時，有32個城市人口增量超過了100萬人，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
01哪些城市人口在減少？他們流向哪裏？
數據顯示，149個下降的城市中，有71個城市人口下降數量超過了20萬人，有15個城市下降數量超過了50萬人，分別是綏化、齊齊哈爾、吉林市、南充、松原、哈爾濱、渭南、巴中、內江、鹽城、南陽、孝感、通化、牡丹江和邵陽。
這其中，來自黑龍江的綏化和齊齊哈爾位居前兩名，減少量都超過了100萬人。2020年綏化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5418153人相比，減少1661986人，下降30.67%，年平均增長率為-3.60%。十年降幅超過三成，該降幅也位居所有城市第二位（大興安嶺地區降幅第一位）。
齊齊哈爾全市人口為4067489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5367003人相比，減少1299514人，下降24.21%，年平均增長率為-2.73%。
綏化和齊齊哈爾所在的黑龍江省，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3185萬，較十年前六普時減少646萬，減幅達16%，全國最低。包括省會哈爾濱在內，全省13個地市人口全部下跌。
另外一個東北省份吉林省的吉林市十年來常住人口減少了79.1萬人，同樣來自吉林的松原也減少了62.81萬人。
從區域分佈來看，15個減少數量超50萬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東北、四川和中部地區。從下降面來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總共只有三個城市人口增長，即瀋陽、大連和長春這三個副省級城市，其他地市人口全部出現下降。
下降面較大，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2013年以來，能源價格下行，東北的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基礎工業部門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為主，很多基礎工業出現發展停滯甚至衰退，這對東北的經濟形勢影響很大，不少年輕人口外流到東南沿海等地。
另一方面，東北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比較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口的出生率。尤其是東北很多就業人員都是在國企、行政計劃單位，過去計劃生育執行得比較嚴格。而且東北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早，受教育程度較高，養兒防老的觀念也比較淡薄，這種低出生率的慣性也一直延續至今。
東北之外，下降面比較大的還有四川和中部的兩湖、安徽。這其中，兩湖地區的邵陽、衡陽、益陽、荊州、常德減少數量都比較大。
中部地區下降的城市多，一大背景是，中部地區距離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更近，中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人員經貿交流十分密切。近十年來，中國高鐵網絡的建設以及私人汽車的普及又大幅縮短了這種時空距離。
這其中，典型的是兩湖地區。2009年武廣高鐵開通後，兩湖地區來往珠三角更加便利，不僅促進了很多珠三角產業轉移到武廣高鐵沿線，珠三角的經濟腹地進一步擴大，來自武大、華中科大等名校的大量人才流向珠三角，助推珠三角的產業升級。
新興產業、高新產業集聚的人才更多，收入更高，他們也更容易在大城市安家置業，老人、孩子跟在身邊，這樣一來，這些沿海發達地區集聚的人口更多。
數據顯示，共有32個城市十年來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00萬人，其中，東部沿海共有20個，中西部12個。深圳、廣州、成都、西安、鄭州、杭州、重慶、長沙、武漢和佛山成為人口增長最多的十大城市。這其中，珠三角就佔據了三個。深圳和廣州分別增加7136531人、5975805人。
另一方面，中部地區強省會城市如長沙、武漢、鄭州、合肥等城市的快速發展，中部地區普通地市的人口大量地流向省會城市。因此，近十年來，長沙人口增量超過了300萬，鄭州增量近400萬人。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西南的四川和西北的陝西等地。西部的兩個大區中心城市成都和西安，增量都位居全國各城市前五。其中，成都是唯一一個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的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在全國所有城市中僅次於重慶、上海和北京這三個直轄市，位居第四。十年來成都人口增加581.89萬人，在所有城市中僅次於深圳和廣州，位居第三。
表：71城十年來人口減少超20萬人（來源：各地七普數據梳理）
[page]02鼓勵人口合理流動縮小區域差距
總體上，近十年人口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人口流動的背後，是區域之間發展存在的較大落差。那麼，未來如何縮小這種落差？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分清楚區域總量的差距和人均的差距兩個概念。上海交通大學陸銘教授在其所著《大國大城》一書里指出：對於經濟增長和地區平衡來講，我們需要的是人均意義上的增長和平衡，不是指總量意義上的差距縮小（即均勻分佈）。把全中國的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樣大，有沒有意義？沒有意義。同時，這也違反經濟規律。真正有意義的是地區之間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差距縮減到最小。
陸銘指出，對於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有規模經濟效應，人口的集聚反而會伴隨着更高的人均GDP；而對於有些產業來說，它的產出受到某種難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約，比如農業受到土地的制約、資源型產業受到自然資源數量的制約、旅遊業受到景區面積的制約，如果要提高人均產出，就必須減少人口。
表：31省人均GDP數據
當前，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不過，用人均GDP來衡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也不夠全面，這是因為人均GDP是以常住人口作為基數來計算的。由於流出地流出的人口主要是勞動年齡人口，因此這些地方的少兒佔比和老年人口佔比較高，而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較低。
比如，四川安岳縣15～59歲人口僅佔51.54%，樂至縣15～59歲人口僅佔52.49%。這些地方大量人口流入到成都以及沿海發達地區，剩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少兒，即非勞動年齡人口。這種情況下，人均GDP自然也會比較低。相比之下，沿海地區和強省會由於流入了大量的勞動年齡人口，人均GDP自然也會更高一些。
從這個意義上講，要縮小區域的差距，一方面要進一步破除制約人口流動的障礙和門檻。當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大量外流後，帶來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的問題，尤其是「留守老人」問題，隨着中國老齡化洪峰到來，這個問題將更加突出。
因此，對於勞動力大量流入的一二線大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來說，未來要加快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補短板，從財權、事權對稱的角度，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推動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減少跨區域的遷徙，創造各種條件，讓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老人也能一起進城。
對一些以農業、林業、旅遊業、區域特色產業等產業為主的區域來說，人口合理的外流後，人均擁有的資源多了，人地資源稟賦更加理想、均衡，人均GDP也會相應地提高。
03優化產業佈局
另一方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進一步優化產業的空間佈局。這種空間佈局優化體現在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不同地區之間的優化佈局。
在多層次的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在中小城市尤其是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還是有很大發展空間的，加快中西部、東北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讓進城務工人員可以就近就業，縮短遷徙的距離。由於就近城鎮化的成本比較低，無論語言、生活習慣還是老人進城幫子女帶娃，各方面適應起來也更容易。同時，就近就業和就近城鎮化，也能跟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更好地契合起來。
比如，對河南周口、安徽阜陽等人口大市來說，下轄的縣域人口多，可以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於促進進城農民就近就業和發展，進而帶動鄉村振興。
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推廣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經驗的通知》。這些經驗包括要引進培育發展返鄉創業產業集群。結合當地經濟發展實際，依託用好各類資源，引進培育發展了一批拉動就業能力強、增收效果顯著的縣鄉特色產業集群，如江西省德興市的遮陽產業、貴州省正安縣的結他產業、河南省汝州市的機繡紡織產業等等。
這其中，引導返鄉創業與本地特色資源、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等相結合，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各地行之有效、值得推廣的成功經驗。安徽省憑藉鄰近長三角的區位優勢，通過引導返鄉創業積極承接產業轉移，望江縣大力發展服裝產業，潛山縣集中發展制刷產業，無為縣積極發展電線電纜產業。
但中西部、東北地區不僅僅要發展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需要更多的新興產業、高新產業，這些地方的中心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直轄市如武漢、西安、成都、重慶、鄭州、長沙、合肥、長春、瀋陽、昆明等交通樞紐、中心城市，高教資源集中，基礎雄厚，這些城市加快發展高新產業，加快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平台，有利於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促進區域的協調發展。
以武漢為例，作為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武漢坐擁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名校，在校研究生數量僅次於京滬，位居全國第三。數據顯示，2020年，武漢市淨增高新技術企業1842家，全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到6259家，數量在中西部地區領跑。
第二個層次是不同城市之間的優化佈局。當前，一二線城市隨着土地、勞動力、房價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抬升，發展傳統製造業已經不再具備優勢，這些地方人才、科技等要素資源集聚，因此這些地方當前的重點是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相比之下，縣城、小城市沒有人才、資金等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比較優勢，他們是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主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