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這張照片嗎？
在美國，人們努力將它從2001年9月11日的記錄中抹去。然而，照片背後的故事，對照片中人物的探尋，卻是我們與那令人恐懼的一天裏最密切的聯繫。
原文發表於《Esquire》2003年9月刊。
文Tom Junod
攝影Richard Drew
翻譯校對方沁
照片上，他像離弦之箭般墜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似乎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運，以擁抱大地的方式與世界訣別。那一刻，他仿佛不是從高空墜落，而是在飛。在與氣流的急速摩擦中，他看上去神態輕鬆，動作舒展，仿佛擺脫了地心引力一般，身體呈現出不可思議的角度。他的雙臂伸向身體一邊，略微朝外，左腿悠閒地屈着。白色的上衣下擺早已從黑褲子中掙脫。一雙黑色的高筒靴仍乖乖呆在腳上。
和他一起跳下來的其他人，在照片上的姿態則大相逕庭。世貿雙塔如神像般巍然聳立，人們在它面前墜落如螻蟻。有的人衣不蔽體，有的人鞋被狂風拽落。有的人像是糊塗了，仿佛正沿着山脊向下滑行。
而他不一樣。他毫不慌亂，身體完全平行於身後的大廈，垂直地面而下。他將這座神像直直劈開，一分為二：左側是世貿北樓，右側是世貿南樓。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下墜中因維持平衡所呈現出的幾何美感，軀體仿佛和身後的鋼鐵森林組成了一面旗幟，在陽光下閃爍着。而他就是這面旗幟的核心。
有些人從照片上看到了一種超凡的堅毅和勇氣，一種聽天由命的襟懷；而另外一些人卻對它感到恐懼：因為他仿佛是在追尋自由。他墜落的姿勢像是在抗爭。像一枚導彈，又像一支長矛，自甘向無法避免的死亡射去。美國東部時間上午9點41分15秒，他被快門捕捉，頭朝下，正以32英尺每秒平方的速度加速墜落，時速即將超過每小時240公里。照片上，他是靜止的；而照片之外，這個活生生的人仍在繼續加速墜落，墜落，直到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是攝影記者理查德·朱（Richard Drew）用長鏡頭捕捉到的一張照片。他諳熟歷史，具有一種有別於他人的判斷力。他預見了照片刊登後所產生的巨大反響。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伴隨着一片恐懼和混亂，也只有像他這樣以攝影為職業的人，才能將一切鎮定自若地記錄下來。他遇事向來沉着冷靜，這是他年輕時就養成的性格。總統候選人鮑比·甘迺迪（甘迺迪總統的弟弟）頭部中彈時他只有21歲，當時他就站在他的右後方，血漿濺到了他的西裝上。但他並沒有驚恐，而是跳上桌子，抓拍了彌留之際的甘迺迪。埃塞爾·甘迺迪抱着丈夫，乞求攝影師們不要拍照。
然而，沒人能阻擋理查德·朱按下快門。他至今仍保存着那件沾着甘迺迪鮮血的上衣，但他從未因此放棄攝影，也從未想過不當一名攝影師。他受僱於美聯社，是一名新聞記者。他本能地隨時用鏡頭記錄下一切，因為沒人知道歷史性的時刻會在什麼時候來臨，你只有先用鏡頭記錄下來。鏡頭無法識別死亡，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拍攝的人是生是死。但對於攝影師來說，除非你是（風光攝影師）安塞爾·亞當斯，那麼拍攝人從來都是工作的一部分。
2001年9月11日上午，他就在拍攝人。美聯社委派他去曼哈頓布萊恩公園拍攝一組孕婦時裝秀，他認為這一定能引起轟動，「因為模特都是真孕婦。」那年他54歲，戴着眼鏡，頭髮稀疏，鬍子花白，看起來有些固執。幹了一輩子攝影，他有一套自己做事的風格，能在溫柔與強硬間找到平衡，拍攝耐心，又十分乾淨利索。
那天他在時裝秀上像往常一樣拍攝着，剛要進入工作狀態時，一個帶着耳機CNN攝影師突然說，有架飛機撞上世貿北樓了，隨即他就接到了編輯給他打來的電話。他立即把攝影器材裝進包里，冒險搭地鐵進城。儘管地鐵還在運營，但車廂里只有他一個人。他在錢伯斯街站下了車，抬眼望去，世貿雙塔正籠罩在滾滾濃煙中。
他完全進入了工作狀態，果斷向西走，趕往救護車集中的地方，因為救護人員「一般不會轟人」。這時，他聽到了身邊的人群一陣驚呼：世貿大樓里人在往外跳。他急忙掏出長焦鏡頭來拍。周圍的警察和救護人員每喊一句：「又下來一個！」他便用鏡頭鎖定那個掉下來的人，連續抓拍9到12張。就這樣拍攝了將近15個人之後，世貿南樓發出了隆隆聲響，他在取景器上見證了南樓倒塌的全過程，隨即頓時煙塵蔽天，嗆得人喘不過氣。他從救護車上抓起一隻防毒面罩，接着拍攝世貿北樓的樓頂，「爆炸掀起了蘑菇雲」，碎片像下雨似的鋪天蓋地。他的職業本能告訴自己，剛剛一定拍到不得了的東西了，於是便隨着撤離的人群朝北一路小跑，急忙趕回了美聯社在洛克菲勒大廈的辦公室。
美聯社辦公室里毫無恐懼和慌亂。他從沒有在辦公室里見到這麼多同事，但每個人都在緊張而專注地忙碌着，冷靜地見證着歷史。理查德·朱也不例外。存儲卡從相機里被取出來插進筆記本電腦的一瞬間，他就看到了那張讓人過目不忘的照片，那位正奔向毀滅的跳樓的男人。剩下的幾組照片他一張也沒看，沒這個必要了，「處理照片時最看重的就是構圖，」他說，「而他在畫面中既垂直又對稱，簡直是完美。」
他把這張照片上傳到了美聯社的後台。第二天早晨，《紐約時報》在第7版刊登了這張照片，隨後，全美和全世界的數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張照片。可是照片中那個墜落的男人到底是誰，沒有人知道。
當第一架飛機撞到北樓並引發大火時，人們就開始往下跳了。一個接一個，直到北樓完全坍塌。他們找破了的窗戶，沒有破的就自己把玻璃打碎往下跳，為了躲避煙塵和大火，為了逃離地板和牆面的坍塌，為了能在死亡前再多喘一口氣。大樓受到撞擊的創面四周，每一層都有人接連不斷地往下跳。他們從馬什·麥克倫南保險公司的辦公室里跳了下來；從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經紀公司的辦公室里跳了下來；從106層和107層的「世界之窗」餐廳里跳了下來。
這場跳樓持續了超過一個半小時。他們從不集體往下跳，而是單獨地，一個接一個，仿佛每個人都要看着前一個人跳樓，才能獲得往下跳的勇氣。在另一張照片上，遠遠望去，人們像準備跳傘一樣排着隊往下落。其中三個人在空中彼此間距相等，畫了一個完美的弧。根據一些報道，有些人確實想通過類似跳傘的方式逃命，但下墜的衝擊力扯碎了他們手裏的桌布、窗簾，或是他們隨手抓到的一塊什麼布。顯然，人們在下墜的十秒時間裏，頭腦還清醒着。落地的一瞬間，破碎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軀體，還有正在祈禱着的靈魂。一個跳樓者砸在了地面上的一名消防員的身上，致使後者當場斃命。米卡爾·賈奇神父(Father Mychal Judge)為這消防員的屍體做臨終祈禱，隨後被另一名墜落者擊中身亡。消防員們從碎石堆中抬起神父屍體的這一幕被照片記錄了下來，頗有殉道與救贖的宗教意味。
一開始，人們稱那些從世貿中心高樓跳下來的人為「跳樓者」或「集體跳樓者」。他們放棄了生命，像一群自殺的旅鼠。在高樓上跳下的人飽受煎熬，而在高樓下目睹這一切的人同樣如此。一個人跳樓的場景讓人如此難以忍受，沒有人會想再看一遍，但那天許多人被迫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場跳樓，不管跳下的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都帶着血淋淋的恐懼，讓人不寒而慄，帶來長久難愈的心靈創傷。
據說，那些從空中急速墜落的人悄然無聲，詭異地沉默；而那些在地上的人都在高聲尖叫。（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對紐約警察局長說：「我們完全沒見過這樣的情況。」一個女人在看了跳樓的畫面後不住地嚎哭：「上帝啊！救救他們吧！他們在往下跳啊！求求你，上帝！求你救救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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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這次事件「像一部電影」，而令人難以置信的跳樓景象，最終讓他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面對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恐怖襲擊，美國人是用以下行為來應對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慷慨殉難，以及一次非常必要的、等同於大屠殺的集體自殺。
在大多數美國報紙上，理查德·朱拍攝的那張跳樓者照片只刊登過一次。《華茲堡星球電報》、《孟菲斯商業呼聲報》和《丹佛郵報》都曾被迫對刊登這張自殺者照片進行辯解。人們指責這些報紙剝奪了跳樓人的尊嚴，侵犯了他的私隱，讓他一絲不掛地裸露在讀者面前。許多讀者一邊譴責，一邊詢問同一個問題：這個人到底是誰？
儘管這張照片家喻戶曉，但卻沒有人知道照片上那個男人的姓名。《多倫多環球郵報》讓一個名叫皮特·切尼（Peter Cheney）的記者前去調查這件事。一開始，切尼幾乎崩潰，無從下手。紐約市的牆上到處都貼着失蹤者或死亡者照片，在多如牛毛的照片中尋找那個跳樓人如同大海撈針。
於是，他把這張模糊的照片送到洗印店進行了高清晰度處理，研究後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照片中的人不是黑人，應該是個深色皮膚的拉丁人。他留着山羊鬍子，黑褲腰上飄起的白上衣並不是襯衣，而是類似餐館服務生穿的那種束腰外衣。在9月11日那天，世貿北樓頂層的「世界之窗」餐廳有79名僱員和91名顧客縱身躍下，那個跳樓人很可能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但究竟是哪一個呢？
晚上，切尼在餐桌上和朋友們討論起這個問題。他和朋友們告別後，一個人走過時代廣場。那是恐怖襲擊發生後的第8天，時間已近午夜。到處都是失蹤者的招貼，但切尼的眼睛卻突然被其中一張牢牢抓住了：上面正在尋找一個在「世界之窗」工作的糕點師，他失蹤時穿着白色束腰工裝，臉上留着山羊鬍，拉丁人，名叫諾伯托(Noberto Hernandez)，家住在昆斯市。
第二天，切尼拿着這張照片，按招貼上的聯繫地址找到了諾伯托的哥哥提諾（Tino）和姐姐米拉格洛斯（Milagros）。他們確認照片上的人就是諾伯托。在那個可怕的早上，在電視台停止轉播之前，姐姐已經通過電視看到了很多人跳樓的畫面。她從其中一個跳樓者的姿勢和模樣上判斷，此人就是她的弟弟諾伯托，因為他跳樓的樣子很像奧運會上的跳水運動員。所以，她一看到照片馬上便確認了死者的身份。切尼接下來只需要與諾伯托的太太和他的三個女兒最後核實。但她們不願與切尼見面。那時她們剛剛通過DNA比對找到了諾伯托的屍體——一些軀體碎片，和一條胳膊。
於是，切尼去了諾伯托的葬禮。在葬禮上，他把這張照片直接拿給了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傑奎琳（Jacqueline Hernandez），她草草地看了幾眼，然後盯着切尼，叫他馬上走開。切尼迄今還清楚地記得她當時說的話，憤怒又悲傷：「這照片上的人他媽的不是我父親。」
一直都有反對這些照片的人，有些就是那天在地面上目睹一切的親歷者。當時有位母親為了安慰自己驚慌的孩子，騙他說：「他們只是些在飛的小鳥，寶貝。」消防隊員比爾追上一個拍攝跳樓視頻的路人，命令他關上機器。「你還是個人嗎？」他大聲質問道。隨後，大樓坍塌，比爾倒在了廢墟下。
9/11是歷史上被人們拍攝記錄最多的一天。在無數影像資料中，只有跳樓者的照片不願再被美國人提及，成為了某種禁忌。全世界有無數人通過影像目睹了人們從世貿北塔跳下的場景，但在美國，出於對死者和其家屬的尊敬，這類照片馬上從互聯網上被全部刪除了。CNN曾實況轉播了跳樓人的畫面，直播間的工作人員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直到時任網絡新聞部部長沃爾特（Walter Isaacson）發聲，認為這是「用信號在傳播痛苦」，此後便僅有無法看清人影的跳樓畫面能被播出。但隨後，所有的畫面都被切斷了。
然而之後，法國人祖斯·勞迪特（Jules Naudet）和哥德昂·勞迪特（Gedeon Naudet）用大量的現場影像製作了紀錄片《9/11》。他們使用了跳樓者砸在地面時的撞擊聲。在現場，這種爆裂般的炸響接連不斷，不過他們在影片裡刪減了許多，以減少觀眾的不安。在電影《朱利安尼傳》中，詹姆斯·伍茲（James Woods）飾演了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跳樓的鏡頭在電影裏被首次使用，但最後仍被刪掉了。
在9/11大型圖片展「這裏是紐約」（Here Is NewYork）里，展出了很多職業和業餘攝影師的作品。影展的其中一個板塊叫「受害者」，有一張遠距離拍攝的跳樓者照片。在展覽的官網上，一個網友這樣評論道：「在這麼多的作品裏，我很高興這一張讓我有了道德壓力。」
越來越多的跳樓者照片被私下發送到了網上，變成了一些驚悚網站的資源。這些網站也非法買賣妮可·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的屍檢照片和丹尼爾·珀爾（Daniel Pearl）的遇害影像，這些內容讓人很不舒服，甚至產生深深的負罪感。在這個喜愛窺探私隱的國家，去試圖了解我們最傷痛的一天裏最傷痛的事件，也變成了一次私隱窺探，仿佛在這場恐怖襲擊中，跳樓只是一次餘興節目，是一段最不重要的小插曲。
但這絕不僅是一段小插曲。《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分別對世貿中心的跳樓者人數做了統計，結果大相逕庭。前者比較保守，僅依據記者拍攝到的跳樓者數計算，統計出的數量約有50人。《今日美國》則根據目擊者和影像資料，統計出的跳樓人數超過200人，美國官方也並未否認這個數字。無論哪個結果都代表着巨大的人員傷亡，但如果《今日美國》的統計數字準確，那意味着在9/11當天，在所有的死亡者當中，有7％-8%的人是從世貿中心跳樓摔死的。在跳樓人數最多的世貿北樓，每6個死亡者中就有1個是跳樓死去的。
如果你給紐約醫療檢查辦公室的人打電話，問他們跳樓的人數，他們絕不會正面回答，而是糾正說：「我們並不認為他們是跳下去的。沒有人主動跳樓。他們是被爆炸氣浪炸出大樓，或是被風衝擊出去的。」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9/11，多少人跳樓」，則會被誘導點進某個博客，頁面上會彈出一句：「滾開，這裏沒有跳樓的人」。網頁上還寫到：「我能查到有多少人在谷歌上搜索『多少人從世貿中心跳樓？』，這個人數實在太驚人了。所以現在只要有人瘋狂地搜索這個問題都會跳轉到這個頁面。我搞不懂你們為什麼對這個問題這麼好奇，真讓人噁心……如果這是你看到這個頁面的原因——你已經被我逮到了。走吧，別再關心這事兒了。」
但埃里克·費舍爾（Eric Fischl）偏要關心這事兒。他從未停止關注跳樓事件。9/11事件的前一年，他在攝影棚拍攝了一組模特在地上摔倒的照片，想以此作為參照製作一個雕塑。在9/11那天，他的一位朋友被困北塔106層死去，於是，他想通過為「絕望選擇」下的跳樓者製作一座紀念碑，來表達自己同樣悲傷絕望的情感。
他花9個月完成了這尊富有傳奇色彩的雕塑，取名為「墜落的女人」（Tumbling Woman）。他把一次普通的摔倒定格，變為了一場永恆的墜落，讓每個看到雕塑的人都能感受到跳樓者當時的恐懼，但也讓一些人從絕望中看到了救贖。
「墜落的女人」或許是9/11事件里能讓人感到慰藉的一個畫面，但它卻遭到了許多人的反感，甚至抵制。「墜落的女人」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公開展覽的第二天，《紐約郵報》的專欄作家佩斯爾（Andrea Peyser）在一篇名為《可恥的藝術攻擊》的專欄文章中譴責了這件作品。她認為，費舍爾無權放大紐約人當年的傷痛，讓人們再次感到痛苦……她最主要的觀點是，人們有權遠離傷痛。而這尊雕像是根據一個跌倒在地的模特創作的，這是一種直白的描繪，暴力被具象化了，會對人們造成直接的衝擊。
「我想表達的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情感，」費舍爾說，「但有的人認為我是在表達他們個人的感受——我在代替他們講述他們所經歷的事請。他們認為我是在表現他們失去的人。『我爸爸不是像雕塑上這個樣的。你也不認識他。你憑什麼代表我來表達我對爸爸的情感？』」費舍爾最後只有道歉——「我很愧疚給很多人增添了痛苦」——雖然其實他並不必因此感到歉疚。
傑里·斯派爾（Jerry Speyer）是洛克菲勒中心現代藝術館的董事，一周後，他終止了「墜落的女人」的展覽。「我求過他，」費舍爾說，「我覺得如果我們再展出幾天，總會聽到不同的聲音的。『他說，『你不知道，我遭到了炸彈威脅。』我說，『剛剛在恐怖襲擊中失去親人的人是不會用炸彈襲擊人的。』他說，『我不能冒這個險。』」
照片會說謊。偉大的照片也會，甚至更會撒謊。這個男子僅僅在理查德·朱的照片上定格了不到一秒，便繼續墜落。照片構圖完美，線條筆直，人體被精確地固定在中央。但事實上，照片中的墜落的人既不像離弦之箭那般精確無誤，也不像奧運會跳水隊員那般姿態優美。他和一般的跳樓者一樣，在墜落過程中拼命掙扎，因絕望導致身體扭曲變形。在這張著名的照片裡，他筆直下落，與世貿大樓的輪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看起來堅韌無畏。然而，在隨後抓拍到的11張照片中，這種堅韌轉瞬間分崩離析。他並不是某種美學的代表，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但他真實的人性，他的慌亂，他不筆直的下落姿態，全都被這張照片掩蓋了。
在這組連續抓拍的照片中，真像被殘酷地一幀一幀記錄了下來。跳樓者曾兩次面朝鏡頭，此後巨大的風力扯開了他裹在後腰的白上衣，幾乎要把整件衣服剝下來。當初《多倫多環球郵報》的記者切尼憑藉這張報紙上公開發表的跳樓照片揭開死者身份的思路是正確的。跳樓者皮膚黝黑，臉上留着山羊鬍，像個食品公司的工人。他身材削瘦，也許是風力和重力的作用，面頰變得細長，簡直像中世紀描繪的耶穌基督。
9月11日上午，共有79名「世界之窗」的員工在恐怖襲擊中喪命，21名為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公司提供餐飲服務的「福迪食品公司」的員工死亡。死者中絕大多數是拉丁人，淺皮膚的黑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多數人留着一頭黑色短髮，蓄着八字鬍或是山羊鬍。
一些關鍵的特徵能夠幫助人們更容易地辨認墜樓男人的身份。不過，照片中的男人有一個最別於他人的特徵：他在白色外衣裏面穿了一件橘黃色襯衣。沒人知道他那件後開式的外套是被風剝走了，還是被扯成了碎片，但當地心引力殘忍地掀開它時，我們看見了裏面的一件橘黃色襯衣。如果他的家人看到照片，一定能想起他生前是否有橘黃色襯衣，他那天又是否穿着它去上班。一定有人能回憶起他人生中最後一個上班的早晨。
然而，這個男人似乎不是從漠然的藍天中墜落，而是從人們的記憶洪流中加速消失了。
9月11日上午，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的執行官尼爾萊文（Neil Levin）在世貿大樓北塔106層的「世界之窗」吃早餐，之後再沒回家。他的太太克里斯蒂從不談論有關他死亡的任何細節。她是紐約市長邁克·布隆伯格的聯絡官，負責市長辦公室同9·11遇難者家屬之間的聯繫。她把悲痛凝聚的力量全部投入到了工作當中。在恐怖襲擊一周年的前夕，她面見了電視台的高層，她要求他們不要在紀念節目中播出那些最令人不安的鏡頭——包括跳樓者的畫面。
她和丈夫都是埃里克·費舍爾很親密的朋友。所以，當藝術家發出邀請，她立即同意去看一看「墜落的女人」。用她的話說，這尊雕像「擊碎了我的心」，但她認為費舍爾有權創作和展覽這尊雕像。她認為這場爭論主要是一個時機問題，也許現在展覽那樣的東西還為時過早。丈夫死前不久，她和他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在展覽上看到了成堆被沒收的眼鏡和被取出的牙齒填充物。「他們現在終於拿出來展出了，」她說，「但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東西了，那時他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拿出來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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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他們早就以影像的形式展覽過了。歐洲死亡集中營的照片被當做歷史重要的見證，而這並沒有考慮照片中的人或倖存下來的死者家屬的感受。但這些活着的人的情感從來都無人在意，理查德·朱拍攝的那張剛遭暗殺的羅伯特·甘迺迪的照片被展覽了，埃塞爾·甘迺迪（EthelKennedy）抱着丈夫懇求攝影師不要拍照的照片被展覽了，越南小姑娘遭到凝固汽油彈襲擊後裸身奔跑的照片被展覽了，米卡爾·賈奇神父被奉為神聖的死亡照片也被展覽了。一切都被展覽出來了。相機鏡頭無法辨別生死，歷史對一切一視同仁。
跳樓者的照片和剛剛提到的其它照片的區別是，身為美國人的我們，正被要求遺忘它們。這種歷史性的區別就是，宣稱愛國的美國人們，已經選擇不再去看這些照片了。十幾個，幾十個，也許上百個人從燃燒的大樓跳了下來，但弔詭的是，我們已經認為這不值得被關注，因為我們早已默認這種關注本身也毫無意義了。
嘉芙蓮在父親的葬禮上沒有看記者夾在胳膊下的照片。她媽媽尤勞吉婭也沒有看。只有姐姐傑奎琳看了一眼，隨後勃然大怒，轟走了那位可憐的記者。但此後，這張照片就像影子一樣伴隨着她們。諾伯托是這個家庭里最重要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銘是和家人「永遠在一起」。這個家破碎了，而那張跳樓者照片還在繼續撕扯着母女們。她們不相信照片上的人是諾伯托，也逐漸疏遠了那些根據報道分析而篤定的人。
倘若諾伯托還活在世上，他們一家還會住在昆斯市那條最熟悉的街區上。而現在，尤勞吉婭太太和孩子們忍痛割愛搬到了長島，只因為16歲的女兒塔迪娜。她長得最像父親諾伯托：寬寬的面頰，黝黑的眉毛，厚厚的黑嘴唇，不拘言笑。然而在原來的房子裏時，她每晚都能夢見父親，總聽見有人在枕邊竊竊私語，說她父親從窗戶跳了出去。
諾伯托絕對不會從窗戶跳下去的。
世界各地讀過切尼寫的那篇跳樓者文章的人都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諾伯托，他就是從世貿大樓的窗戶跳下去的。一些人寫了很多關於他跳樓的詩。還有一些人打來電話，說要給他的家人捐款，或是想要有償採訪。但他絕不會跳樓的，他的家人明白，那個跳樓的人絕對不是她們的爸爸。「他一直想着回家。」一天早晨，在掛滿父親照片的客廳里，女兒嘉芙蓮說，「他一直想着回家和我們團聚，他知道從窗戶里往外跳是回不了家的。」
嘉芙蓮22歲，皮膚黝黑，有着一雙褐色眼睛，穿着T恤和運動褲，腳上蹬着一雙拖鞋，緊挨着媽媽坐在長椅上。她的媽媽皮膚呈焦糖色，褐色的頭髮緊貼在腦袋上，穿着一身點綴着藍天和白雲的套裙。尤勞吉婭太太在大部分時間說英語，遇到關鍵問題時，馬上用西班牙語與女兒耳語，然後由女兒翻譯成英語。
「媽媽說他死時一定在想着我們，她仿佛當時就在現場看着他一樣。我知道這聽上去有點奇怪，但她非常了解他。他們從15歲就在一起了。」尤勞吉婭太太知道，丈夫諾伯托不會因煙霧和大火就跳樓拋棄了她們母女，為了和家人團聚，他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和煎熬。她知道丈夫死去時，最後在眼前出現的一定是妻女們的臉龐，而不是窗外空蕩、美麗卻殘忍的天空。
為何這麼確信呢？「我幫他穿的衣服。」尤勞吉婭太太用英語回答，臉上浮現出笑容，隨即又陷入傷感。「每天早晨我都幫他穿好衣服。我記得那天早晨他穿的是綠內褲，黑襪子，藍牛仔褲，戴着卡西歐表，上身穿了一件方格藍襯衣。」她開車送他到了地鐵站，像往常那樣，他沖她揮了揮手，隨後消失在了台階後。
他在公司不需要換上工作服嗎？「他在餐廳換衣服，」與父親同在「世界之窗」上班的嘉芙蓮說道。「他是糕點師，所以要穿白褲子或廚師褲，就是那種黑白相間的格子褲。他會穿白色外衣，裏面套一件白色T恤。」那他穿過橘黃色襯衣嗎？「沒有，」尤勞吉婭太太斬釘截鐵地回答，「我丈夫沒有橘黃色襯衣。」
這裏有幾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的是橘黃色襯衣。想看看照片嗎？嘉芙蓮代媽媽回絕了，然後解釋說：「媽媽不應該看。」然而過了一會兒，當她獨自在門外的台階上坐下時，她說：「請，請讓我看看，快點，別讓媽媽看見。」
當她看到理查德·朱對這名跳樓者連續抓拍的12張照片時，突然驚訝得屏住了呼吸，輕喊了一聲媽媽，但尤勞吉婭已經站在了她身後，伸手拿走了照片。她一張一張地仔細端詳，臉上浮現出一種勝利者的輕蔑表情。
「這不是我丈夫，」她把照片遞給記者。「知道嗎？只有我才了解諾伯托。」她突然又拿過照片，仔仔細細地又看了一遍，最後肯定地搖了搖頭，「照片上的人是個黑人。」她要走了這些照片，以便給那些相信諾伯托跳樓自殺的鄰居們看看。這時，嘉芙蓮雙手抱胸，低頭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他們說如果爸爸是因為跳樓才死，那他會下地獄的，」她低聲說道，「網上說是地獄的魔鬼帶走了爸爸。如果那真是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肯定會垮掉的。我會進精神病院的……」
她母親站在邊上，臉上已經沒有了先前那種好鬥的驕傲，滿是哀愁。「求你了，」她關上屋門前懇求道：「請替我丈夫洗清污名。」
康涅狄格州，屋裏的電話響了，一個女人拿起了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他想確認一下刊登在2001年9月12日《紐約時報》上的跳樓者的身份。「說說照片上的人長什麼樣？」她問道。男人說就是那張家喻戶曉的跳樓照片。「是不是網上說的那張『天鵝墜落』的照片？」女人又問。也許是吧，男人回答。「那就是我的兒子。」女人說。
9月11日那天，她失去了兩個兒子。他們都在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經紀公司上班，而且在同一間辦公室，背靠背坐着，從事股票研究。但打來電話的男人告訴她，照片上的人可能是餐飲服務員，穿着白色上衣，跳樓時腦袋朝下。「那不是我兒子，」她說，「我兒子穿的是黑襯衣和卡其布褲。」
她知道兒子當天上班的裝束。她急於知道究竟是什麼奪去了兩個兒子的性命，卻沒有勇氣面對真相。9/11後，她不再看報紙，也不再看電視。新年前夕，她無意中拿起了一份《紐約時報》，上面刊登了一長篇全年大事回放，其中有一張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經紀公司的全體僱員聚在世貿中心殘骸上的合影。從他們的舉止和做派上，她好像又看到了兩個兒子的身影。於是，她給這張照片的攝影師打去電話，請他放大一張高清晰度的照片給她確認。看着這張合影，她感覺兒子還活着，兄弟倆仍然在並肩工作，他們是好兄弟，也是好搭檔。
「我能肯定的是，他們兩兄弟始終在一起，」她說着，眼淚奔涌而出，聲音聽上去突然高了一個八度。「但我時常在想，他們用了多久才知道，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他們應該很慌亂，也很害怕，但是他們是在哪一刻意識到了死亡呢？在那一刻他們徹底放棄了希望呢？這一切可能都來的很快很快…」電話上的男人並沒有問她的兒子是否也跳了樓，他只想知道這張照片上的跳樓者是誰，但女人已經給了他答案。
諾伯托家人認為跳樓是一種背叛，背叛了他對家人的愛的承諾。而對於那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母親來說，跳樓是一種絕望下的選擇，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她選擇繼續尋找，繼續觀察，繼續詢問，與這種絕望為伍，以個人的方式記住這一切。她本可以選擇遺忘。但如今，這通電話里拋出的問題又將她拉回了原點：她做了對的選擇嗎？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選擇。」她說。「我沒有其它的選擇了。」
諾伯托的女兒嘉芙蓮說，她看到那組照片後就知道了跳樓者是誰，但她拒絕吐露這個人的名字。「他有個妹妹，那天早上他還和她在一起，」她說。「他還跟我媽媽說過，會好好照顧妹妹。他不該丟下妹妹跳樓自殺的。」她說他是個印度人，確認其身份很容易。他叫辛格。但他身材瘦小，一點都不像照片中的跳樓者，臉上也沒有蓄鬍須。他在「世界之窗」的視聽部門工作，那天應該穿着襯衣，繫着領帶，不該穿廚師才有的白外衣。採訪了「世界之窗」的所有倖存者，沒人相信照片上的人長得像辛格。
他有妹妹，所以他絕不會丟下妹妹自己而去。
「世界之窗」的一個經理看過照片後說這人叫格邁茲。幾天後，他又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照片，然後否認了先前的判斷。衣服不對，身材也不對。從穿着上看，跳樓者很像莫羅或吉米奈茲。但吉米奈茲在廚房工作，應該穿格子褲。莫羅在採購部工作，不該穿白色外衣。再有，莫羅身材肥胖。而在這張照片中，跳樓者只是微胖。在此後連續抓拍的照片中，跳樓人的體形幾乎都被拉長了。餐廳後廚的人，包括諾伯托本人，從着裝上看與照片中的跳樓者都不符，所以都被一一排除了。宴會服務生也許身着黑白色的衣服，但沒有人記得有誰長得像那個跳樓的人。
2001年9月11日，「福迪食品公司」也有僱員跳樓。但他們的僱員全都在廚房工作，也就是說他們穿的不是格子工褲就是白色工褲，公司不允許任何人在白色外衣里套橘黃色襯衣。但一個曾在「福迪食品公司」工作過的人記得，有個小伙子經常到他的櫃枱替坎特證券公司的高官購買食物。他是個黑人，身材頎長，留着山羊鬍子，穿着廚師外套，敞着扣子，裏面套着一件橘黃色襯衣。
可在坎特公司，卻沒人記得有這麼一個人。
當然，確認照片中的跳樓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打電話給任何一個跳樓者的家屬，詢問他們的兒子或父親或丈夫人生中最後一天的情況，他們出門上班時有沒有穿一件橘黃色的襯衣。
但該打這樣的電話嗎？該問這樣的問題嗎？這會加重他們的痛苦嗎？他們是否會像諾伯托的親人一樣，認為這是一種對死亡的褻瀆？又或者，這能被視為一次救贖？
喬納森·布萊利（JonathanBriley）在世貿大廈的「世界之窗」上班。他的一些同事們在看過這張照片後說，他可能就是照片中的跳樓者。他是黑人，皮膚光亮，身高190厘米，43歲，臉上蓄着鬍鬚，留了一撮山羊鬍子。他太太叫希拉里。
他的父親是個牧師，把一生都獻給了主。9月11日後，他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向上帝追問他兒子去了哪裏。他一定得知道這件事。「上帝啊，我要知道我的兒子在哪裏。」連續三個小時，他都在用低沉的聲音如此祈禱，直到他把一輩子積攢的慈悲耗盡。
第二天，聯邦調查局（FBI）打來電話，說他們找到了他兒子，屍體奇蹟般地完好無缺。
牧師的最小兒子蒂莫西趕去辨認他的哥哥，他一眼就認出了哥哥的皮鞋：那雙黑色高幫皮靴。他脫下一隻帶回家，放在了車庫裏，作為對哥哥的永久懷念。
蒂莫西聽說了很多有關那張墜樓者照片的事。他是紐約州芒特弗農市的警察。哥哥死後，有人特意把9月12日刊登這張照片的報紙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他一眼就看見了這張照片，便憤怒地把報紙合上，不再多看一眼。但他沒有扔掉報紙，而是把它藏到了抽屜的最底層，上了鎖。如同把哥哥的皮靴放在車庫那樣，以此作為對他的懷念。
布萊利的姐姐格溫多琳也知道這張照片。報紙刊登這張照片的當天她就看到了。她知道哥哥患有哮喘，煙霧和熱浪會讓他窒息。
姐弟倆都知道哥哥一般穿什麼上班。他穿白襯衣和黑褲子，腳上是高幫黑皮靴。弟弟還知道哥哥有時侯會在白襯衣里套上一件橘黃色T恤。他很喜歡那件橘黃色T恤，去哪兒都穿在身上。有一次，他跟哥哥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才能扔掉這件破橘黃T恤呀？」
但當蒂莫西前去確認哥哥的屍體時，他只能認出那雙黑皮靴，衣服已經無法辨認了。9月11日早晨，布萊利很早就出門上班了。臨走前，他親吻了還在熟睡中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希拉里在那天早晨並沒有看到他穿的衣服。當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後，她把丈夫的衣服全都打包送走了，沒有清點到底少了哪一件。
布萊利是那個跳樓者嗎？也許是的。他拋下了所愛的人，從窗戶上跳樓自殺，也許是在極度絕望中求得生命的解脫，也許是為了早點趕回家與家人團聚。又或許他根本就沒有跳樓，因為人人都知道，上帝並不歡迎跳樓自殺的人。
但是，哦，你不得不跳下去。
也許布萊利就是那個跳樓的人。但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確認的只是那最開始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9點41分15秒，一個名叫理查德·朱的攝影師抓拍到了一個人，他穿越時空，從天而降。隨即，這張照片刊登在了大大小小的報紙上，隨後又銷聲匿跡了。再後來，這張在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變成了一座沒有標記的墳墓，而掩埋在畫面中的跳樓人，成為了戰爭中我們永遠不知其名的烈士。照片是我們對跳樓人的僅有的一點了解，但這卻讓我們每個人在恍惚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片就是跳樓人的紀念碑，同屹立在世界各地的無名烈士墓一樣，無休止地探究早已經沒有了意義。
因為每個人其實一直都知道跳下的人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