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近日接受《亞洲名人聊天室》訪問，談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告發自己的父親時表示，到現在仍不能完全原諒自己。他計劃製作一部關於父親的電影來釋懷罪惡感。
香港「文匯報」報道，繼《霸王別姬》後，陳凱歌再次探索中國的戲劇世界，細看京劇大師梅蘭芳的一生。他表示在描繪老北京時遇上重重難關：「很多事物已被摧毀，不論是為了好的或是壞的原因。這正好解釋為何我們要搭建很多場景，特別是北京劇院。」
陳凱歌入行逾二十年，曾執導十多部電影。這位經驗豐富的導演對商業成就和輿論讚賞，顯得漠不關心：「經過在這個行業多年的打滾，我想繼續做所謂有意義的電影。我不關心電影能否獲奧斯卡提名……我不關心這些。」
陳凱歌在文化大革命時加入了紅衛兵，他被迫告發當時同為著名導演的父親：「我想他應該十分失望，但他從沒有真正詛咒我，反而待我更好，這令我更痛苦。」
陳凱歌承認他始終不能完全原諒自己：「我不能，因為我知道這是錯的。如果我不知道，也許我能饒恕自己。」
他表示已計劃用其最熟悉的方法釋懷罪惡感：「我希望可以製作一套關於我和父親的電影，很個人，很親密，不需要大型的製作。
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
作者：陳凱歌
1965年9月1日，我走進了四中。四中地處北京西城，距正門不遠就是有名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後門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兩邊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長安大道。在我進校時，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一向以教育的高質量聞名。
「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學率保持在90％以上，考上四中，等於進入高校的勝券已經在握，因此，這座學校成了男生競爭的目標，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是，勝者之中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高級官員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謂元勛之後。在我的班級里，政府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子弟佔了20％以上，不用說職位稍低的人。
在我記憶很深的同學中間，F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在開學典禮這一天遲到的惟一一人，也是進入四中時尚未參加少年先鋒隊的惟一一人（入隊通常是在小學二三年級之間）。他的父親就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F的個子很高大，衣着隨便，騎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決不愛護，車身斑痕累累，騎起來卻飛快。他有一張因為打球常常出汗的臉，不洗；還有一隻吊在屁股後頭同樣很髒不洗的大書包。只有老師在課堂上提問的時候，他才表現出謙讓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時間永遠在大說，大笑。
我和F不僅是同學，還是少年業餘體校的籃球隊友，處得久了，就喜歡他。他很驕縱，可不橫，魯莽起來還是很天真；算計人——不會，對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練完球餓了，大家想吃烤紅薯又沒錢時，總是F負了總責，也並不要人道謝。他愛捉弄別人也常常被別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誰，總是哈哈一笑，決不介意。他在同學中，外號就叫「F傻子」——很對。「傻子」笑口常開，快樂着，可他以後的遭遇卻讓他不容易再笑起來。
同我和F都比較里接近的是張曉翔。或許因為是將門之後，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駝，走如風。曉翔是同學中最有禮貌的一個，見到別人的父母總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聲「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親非常喜歡的孩子。曉翔好讀，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他最先借給我讀的。如果他還活着，寫東西會是一個好手。
同學中我最欣賞的，是G。他體態俊拔，行動矯健，舉止瀟灑，是頑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雙頰幼時鮮艷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燦爛。傾聽別人時，眼神專注，頭稍側，令人想起鶴一樣的孤潔。人卻廉遜溫文，從不談論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靜從容。也許因為他天性冷靜恬淡，看世界如棋局，勝負都可以付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風流的本錢而無風流的行狀。他日後刻苦攻讀，以醫學研究為終生的堅守，是最恰當的選擇。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變故，就更能理解他選擇醫學而遠避政治哀痛的隱衷。以他的姿質高潔，任何寬容的社會都應該有他遺世獨立的空間，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其中，可想他的憎惡與無奈。在眾多幹部子弟中，他是少數的自知者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江山是在馬背上得到的。戰爭中，免不了生死之類的悲壯故事。特別在掌權之後，戰爭的參加者大都身居高位。這使得他們的子弟在光榮與權利兩方面都得到相當的滿足，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他們大多為父輩的業績感到驕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為血統高貴，思想純潔，堪當國家大任，熱烈地嚮往輝煌的業績。他們的性格大多傲慢、偏執、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時又極天真。因對社會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過度理想化，終日耽於革命的夢想而並不知革命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熱誠鼓吹無知。在生活中很難成為與人為善的朋友，甚至處處樹敵。這些在1949年前後出生的少年，在他們太年輕而又沒有機會進行痛苦比較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選擇別種思想的可能，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僅僅所能做的。
對於幹部子弟來說，父輩的業績朦朧得美麗，如同酸葡萄發酵成美酒。他們更希望繼起而為毛澤東一代新的護駕親兵。這種事出有因的循環，就使紅衛兵的產生成為必然。
到了5月桃李已經繽紛的時候，母親卻突然把我叫到身邊。我不見父親已經很久。他曾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回來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興，買了鋼筆做禮物，又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勉勵的話。不久前，他和許多人一起去學習，住在一個地方叫做社會主義學院。母親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猶豫了一下說：「你去看看爸爸。把這個帶給他。告訴他，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要相信黨。你回來我再跟你談。」———母親當時抱病在家。她患心臟病已有10年。———我點點頭。
社會主義學院是一座大樓，我卻是在門前的傳達室中見到父親的。比起剛從農村回來，他竟又憔悴了許多。由我把母親的話轉達給他，大概使他很難堪，他沉着臉，許久才說：「告訴你媽媽，我已向組織上交代過了。我沒有新的問題。我相信黨。你要照顧媽媽。妹妹好嗎？你要好好學習。」我們中國人沒有擁抱的習慣，離開襁褓以後，除了父親打我，沒有接觸過他的手。我希望我當時抱過他一下。
兩個月以後，我的姑母———我父親的妹妹從馬來西亞回國探親，距她上次來，已是8年過去了。她要求見我父親，得到的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監視的情形下，她同我母親匆匆一見，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館裏，只來過家裏一次，是暴雨後的黃昏。坐了5分鐘以後，她踩着滿地的落葉離去，回過頭來對我說她以後不再回來了。她給了我10元錢，放在一個小小的錢包里，是很新的一張。我站在院子門口送她離去，起了風，吹得滿天的暗雲在夕陽里奔跑。
在看過父親後的那個春夜，我從母親那兒得知，父親在1939年19歲時，參加過國民黨。這是成人間的談話，母親和我燈下誦詩的景象已經顯得遙遠。母親解釋說，父親參加國民黨，完全出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愛國熱忱。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來自東南沿海的父親甚至沒有聽說過共產黨。她在頭一次對我講起戰後反對國民黨腐敗的經歷之後說：「這件事組織早有結論。這是歷史，你沒有經歷過，不容易懂。今天告訴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親的話，卻不願接受這個事實。
我開始恨我的父親。
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打開地獄，找到的只是受難的群佛，那麼，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宇，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
在父親的問題上，我選擇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這一點本來不難，可當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時候，是被無數燦爛的經幡環繞着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我要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淺」……藉口是現在的，為什麼還要去費神面對自己呢？許多年之後我常常想：在一個拼命宣揚「捨己為人」的社會裏，當我做出這樣的選擇時甚少猶豫，究竟這個教育是完全失敗了，還是過分成功了呢？
在那個春夜做出的決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再次面對父親。下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在怒吼聲中和許多人站在一起，彎着腰，頭顱幾乎碰到膝蓋。
7月29日，數十萬大中學校的學生向北京城急急進發。是日大熱，我們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幾十華里，猶如困鳥出籠，歌聲不斷。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學作為班級代表，穿着短褲背心，熱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轎車，運往人民大會堂，可見其倉促。
到場之後，主席台前已懸起標語。會場內萬頭攢動，儘是少年。這時才知道中央領導要講話。以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為序，前後開始。在劉少奇的話講到一半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中突然燈光大亮。接着，毛澤東一個人自後台悠閒地信步而出。由於驚愕，全場出現了短暫沉寂之後，人群中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以極快的速度蔓延開來，終於沸騰了。他緩慢地走動，舉起右手，極快而又極瀟灑地揮動，然後慢慢地微笑了。在這樣近的距離內看到毛主席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64年春節晚會，在同一個會場。當時京劇《打漁殺家》正唱到好處，觀眾上萬，凝神靜聽時，演員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頂的萬盞燈光就同時亮了。
毛澤東以同樣悠閒的步態出現在舞台上，舉手，揮動，然後放下。同樣的歡呼和同樣的微笑。毛澤東在7月29日的出現，使劉少奇手握講稿尷尬地呆立許久，直到他離開以後才繼續講完，但已無任何聲勢。他看準時機，突然出現，以「後發制勝」的力量贏得唱彩，然後靜靜離去。他從頭一言未發，卻奪盡了講話者的光彩；只要出現，已經羞辱了他的對手。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東方少年們唱起了《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們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現一塊同樣是紅色的袖章。
在父親被揪回家的那個夜晚之前，北京街頭已經佈滿了紅衛兵。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一都度被宣佈為「反革命」而被強行解散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他本人「最熱烈的支持」。這個組織宣告：他們「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8月18日，毛澤東突然穿上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在百萬青少年的歡呼聲中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色袖章，欣然成為紅衛兵的最高司令官。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這個組織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血統純潔，許多父母級別不夠高的幹部子弟被拒之門外。F當然也不是紅衛兵，他被逐出家門之後，父母不知去向，搬進了學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間。因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樂。同樣的還有劉少奇的兒子。他比我們高一個班級，也是籃球隊的隊員。他日後居住的地方是原來教學樓中存放掃帚的清潔間。
班上的紅衛兵們採取的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把張老師送到了講桌上站着，他們在不斷地用拳頭和皮帶敲打課桌的同時，強迫這位寵愛他們的老師「居高臨下」地回答各種羞辱性的問題。幾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師都受到衝擊，校園中人群奔走，激動地爭辯或叫罵，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教室的門被打開時，激動地爭辯或叫罵，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教室的門被打開時，總有老師被推出來，或者嘴角淌血，或者頭髮被剃掉一半；眼睛被敲成碎片，胸前掛着大牌，名字上畫了叉，像禁煙的紅告示。
在整整一個8月里，成群結隊的紅衛兵衝進天主教堂，搗毀一切，毆打並驅逐了外國修女；衝進藏滿大師手跡的書畫店，撕毀砸爛了所有的字畫文玩；衝進諸如「全聚德」這樣的名店，打爛了招牌，勒令炮製「人民菜譜」；衝進各類圖書館，將無數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們騎着自行車，忽聚忽散，招搖過市；他們砸扁了蘇聯駐華使館所在地的路牌，宣佈將』揚威路」改為「反修路」；他們用鐵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門前的霓虹燈，或者嘯聚路口，手持大號剪刀，剪掉他們認為過長的男人或女人的頭髮、過細的褲管，再用鐵鉗擰斷高跟鞋的後跟，在裸露着雙腿蒙羞婦女的哭泣聲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每一次行動都引起圍觀群眾狂熱地叫好，推動紅衛兵採取下一個行動。
父親被押進院子的時候，我正站在門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紅袖章的人在場，今夜會發生什麼，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蒼白還是人更蒼白，他看上去像個影子，和其他許多影子走在一起。
這個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們知道的藝術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經在各自的門楣上貼了侮辱性的對聯，詞都是我寫的，為了迎接各自的家長。批判會是在住宅樓背後召開的，父親和其他人站在背後窗內射來的淡淡燈光里，一排地彎着腰。不久前還同他們一起工作的工人們開始批判他們，從政治問題一直問到他們吸的香煙的等次。父親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他的頭便低了下去。他的頭銜是「國民黨分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人群中響起「打倒」的口號聲。我也喊了，自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很大。
整個情形恍如夢境。戴紅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眾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迴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着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着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這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歲。但是，在14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着的淚水流進喉嚨，很咸，它是從哪兒來？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的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慘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