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在北京辦公樓前的公司標識
中國最高法和人社部日前發佈涉及超時加班的典型案例認定，「996」嚴重違法。這兩個部門還表示，這些典型案例將作為判例，指導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未來相關案例的審理。觀察人士指出，「996」工作制有可能因此偃旗息鼓，甚至走入歷史，但保障中國勞工權益的根本在於成立一個能真正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組織，打破現有資本和政府官商勾結的政治制度。
民惠國、與時俱進、與世界接軌的規定，卻不知何時在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被一些民企的「996」所代替。
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博士說，最高法和人社部發佈的「典型案例」，反映出「996加班文化」在中國企業中普遍存在，問題相當嚴重，不僅僅是企業管理混亂，忽視人權，其背後更折射出中國制度性、體制性的問題。
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在很多地方，資本跟政府權力連在一起，而勞工的權益受到損害，勞工維權是非常艱難的。所以，在這個背景下，這些文件（典型案例）想要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很難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這位前中國維權律師也承認，「996加班文化」在尤其是私企中很普遍，其中有一些員工迫於收入低，為了多賺錢，不惜可能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加班加點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旨在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動法等法律在這些企業中沒有得到有效地執行，踐踏勞工權益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官商勾結，更使得企業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得不到真正的懲罰。
中國最高法和人社部發佈的10個「典型案例」的處理結果，包括「員工拒絕違法超時加班，僱主能否解除勞動合同」，「員工超時加班發生工傷，用工單位、勞務派遣單位是否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以規章制度形式否認員工加班事實是否有效」等，都是勞工勝訴，企業被訴。
政治大環境的影響
滕彪說，最高法和人社部現在公佈這些「典型案例」，作為今後有據可循的「判例」，其背後有着當局政治上的考慮。
他說：「像之前對一些企業的處罰，其背後還是有政治方面的考慮，包括被判刑18年的任志強和孫大午等等。這背後都有一些政治上的考慮，包括最近對一些民營企業的打壓。」
北京道衡律師事務所主任梁小軍律師也認為，「典型案例」的公佈跟前段時間當局以反壟斷法處罰民企，以及針對中小學生的「雙減」政策等大環境的治理有一定的關係。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這對996加班文化影響是很大的。但這是否會意味着它會走向歷史，目前還很難預測，但至少他們不再公開宣稱。不過，資本家追逐利潤是一種本能，他們會不會變換一種其他方式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暫時還不好說。」
梁小軍律師說，中國政府通過這些裁決有利於員工的「典型案例」，不僅要保障員工的合法休息權和勞動報酬權，也能讓企業減輕員工的工作時長和壓力，讓尤其是適婚的年輕人，從每周6天，每天12小時長時間和繁重的工作中擺脫出來，響應政府的號召，去戀愛、結婚、生養兒女。
今年8月20日，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對中國《計劃生育法》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這是中國政府幾年前廢除「一胎化」，鼓勵一對夫妻可以生兩個子女後，再次修改這項法律，以應對不斷下降的生育率所導致勞動力的大量減少，以及老齡化人口的日益加劇。
不過，即使中國放開「三孩」政策，育齡夫妻迫於繁重的工作，房價的高漲，生養孩子成本攀升，以及贍養老人，政府沒有鼓勵生育的優惠政策等原因，生育三個子女的意願很低，相當一部分90後或00後甚至選擇做「丁克族」。
中國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於學軍今年7月21日承認，今年上半年中國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會呈現走低的趨勢」，「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被指「治標不治本」？
一位來自北京的律師說，最高法和人社部公佈的「典型案件」判例，雖然能警示那些違反《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的企業，但作用不大。他覺得，這些判例的作用非常有限，還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員工沒有一個工會組織告訴他們怎麼維護他們的自身權益。
勞工觀察人士李強也表示，這些「典型案件」之所以「治標不治本」，關鍵在於，中國工人沒有自由成立工會組織的權利，而全國唯一的工會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附屬於中共領導，代表的是官方立場，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過去在發生勞資糾紛時，工會發揮不了捍衛勞工權益的任何作用，而各級政府往往都是偏袒資方的，而不是勞方。
李強說：「這個變化產生的一個根源是專制制度強有力的專政手段。這種專制手段當局今天可以因為保護勞工的需要來改變政策，以後可能會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重新調整政策。」
此外，李強還指出，馬雲此前所說的「996是福報」，無視中國的勞動法和勞工權益，造成社會的不滿，而中共當局現在則是利用民眾的不滿，來打擊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他說，當局「需要你的時候，拿你當榜樣，不需要你的時候，就拿你開刀」。
李強說，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法治、公平的政治制度，中共當局可能今天出台個政策「保護」勞方，明天又出台另外一個政策「保護」資方，但最後歸根到底，無論是勞方還是資方，誰也得不到真正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