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此書一九九九年底問世，二000年初就加印，足見其洛陽紙貴，價值超凡。概而言之有二：一是暴露出中共的「革命」之血腥兇殘；二是顯示了毛獨夫之狠毒荒淫。前者見於延安審干，後者出自作者目睹。
革命聖地延安如同地獄
曾在大陸膾炙人口的《延安頌》開頭唱道：「夕陽輝映着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邊的柳影」。這神聖的「延安歲月」，經曾志寥寥數筆，呈現出七分煉獄，三分豬圈的圖景。
以下是書中幾段摘錄：
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襖都抽破了。遍體血跡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塊。有一次用繩子，吊着他兩手兩腳各一個指頭，高高吊在窯洞的樑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
還有一位被審查的女同志被打昏過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反而用腳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湮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如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地，時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樑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林彪老婆葉群當時也被和曾志關在一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裏，然後往門外一潑，臭氣四溢。有時她甚至就拿過曾志的臉盆來方便。
這都發生在「革命聖地延安」，相去不遠便是當時毛澤東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窯洞。
還有危拱之（1905-1973）的事例：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裏，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一條命算是揀了回來。獲救後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着要脫黨。」她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一團。49年後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悽慘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
危拱之是葉劍英第四任妻子，早在江西蘇區時就被整過。宋任窮回憶長征時：
「幹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裏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幹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
論者慨嘆道：
「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順利時期，卻被逼瘋。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
整風搶救期間，不少人被迫承認了強加給自己的「罪名」，甚至還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的特務活動。大部分是因為壓力太大。
比如在關中地委宣傳部長高仰雲的指揮下，關中師範不但大會轟，小會逼，還使用了捆綁吊打、關禁閉等殘酷手段，終於使90%以上的學生成了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復興社、CC等特務分子。但也有基於一定的理性認識而配合組織工作的。時為關中師範教師的劉衡也承認自己是「假共產黨」，因為他以為「大概是領導要一批黨員假裝特務來做宣傳工作」以開展運動。理由是他讀過一本蘇聯小說《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書中被錯殺的軍官佐丁為了黨的利益，自覺自愿走上刑場，刑前有一段獨白：「死的本身我們永遠不會感覺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死。對於活人是沒有死的，而死人又能感覺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樣呀，他是個惡棍，他一時為了過去而忘了未來！他像一隻下流的畜牲一樣，像一隻狗一樣被槍斃了」。「讓佐丁那個下流的臭名爬進人們的腦袋吧。從今以後，讓它變成卑鄙和下流的像征，變成背叛那最忠實地、最純潔的永久的主義和永久的革命的像征，而安慰一切在這挺進的運動中被剝奪了一切的人們：共產主義的存在只是為著未來，只是為著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為了這個緣故，此記得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劉衡因此想：既然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弄髒了共產主義的清水，就讓大家把我當成特務吧，讓大家說「不要學劉衡呀！」同時為了使真正的特務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當什麼，我都願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榮！
組織至上，革命第一，既然組織上需要有「特務」，革命者不是不可能照辦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看過這部蘇聯小說。更不是每個人都有劉衡的覺悟。一些沒有鬥爭經歷青年，有時是抗不住餓或想吃好一點而「坦白」的。
河南的一個地委幹部小苗開始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但同志們夜以繼日地輪番攻心，不讓他睡覺，逼他坦白交代：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給他煮麵條，加以鼓勵。這種「恩威並施」的車輪戰術整得小苗暈頭轉向了，他開始胡說，卻又不能自圓其說，一追問便矛盾百出。這樣搞了一個多月，直到他承認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國民黨ＣＣ特務組織，才認為差不多了，對他的審查方告一段落。承認自己是「特務」後，小苗成了「解放戰士」，十分積極地參加對他人的審查，加倍發狠地整別人，希望立功贖罪。（334頁）
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整風前收留了一個孤兒在治安科打雜，大家把這個一天到晚臉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審干時黑娃也成了特務。問其原因，黑娃說：「我饞麵條，人家說誰坦白說是特務，就給誰一碗麵條吃。」（145—146頁）
師哲也發現：「有的年輕人就為了能飽飽地吃上一頓麵條，承認自己是『特務』。」（165頁）
1944年初，綏德縣「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到延安作坦白報告，「報告團成員像英雄一樣到處受到熱烈歡迎，洋洋自得，榮辱觀念全然顛倒了。我們交際處還用大米白面和豬肉粉條豆腐白菜優他們。」當時就有人諷刺說：「誰知道他們說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願意說，有人願意聽，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們豬肉粉條豆腐白菜吃了夠。」（178頁）
這是嚴肅與荒唐的結合：
關中師範有一個學生程遠，在一次鬥爭會上走上講台，「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我是一個無限忠於黨的純潔的共產黨員！』當他被五花大綁拉出會場，扔到雪地里挨凍時，他還高呼：『調查研究萬歲！』『實事求是萬歲！』接着，把他吊在窯洞裏，手腕被繩子扎得血脈不通，手背腫大。日夜對他軟硬兼施，一方面捆綁吊打，用火筷子燙臉，連續八天八夜搞車輪戰；一方面進行誘供式的規勸，他在無奈中假意承認自己是特務，吃上了羊肉泡饃、油餅、豆漿，還到我們老師食堂吃上了較好的飯。他酣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吃罷早飯，領導讓他交代特務罪行材料，他感到向黨說了謊，像大山壓頂似的喘不過氣來，他提筆寫道：『親愛的黨組織：我欺騙了您，卻受到了優待。這完全是惡作劇，我所講的填了一張CC表，根本不是事實。……』他豁出去了，要綁、要打、要吊、要殺，隨你的便……」
共產黨人殺人放火的真實紀錄
曾志參加「革命」時只有十五歲。為甚麼有那麼多少男少女陶醉於革命呢？她回憶道：
面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我熱血沸騰，再也坐不住了。我從一個深居簡出的教員家眷，一下成為拋頭露面的知名人物。我還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長的頭髮又剪短了，脫下旗袍，換上了男學生裝，包紮上紅腰帶，有時頭上裹了塊紅頭巾，背着紅纓大片刀，看起來十分威武神氣，人稱紅姑娘。
「革命」給了這個十五歲的小丫頭甚麼樣的權力呢？是「抄家分浮財，包括放火」：
那時我身上有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紅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是倚仗這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於是，一陣熱血衝動，我一人抱來一堆乾草跑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
當我狼狽地從着火的門樓里跑出來時，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麼回事。我說：「這個城門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有說什麼，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51頁）
論者稱：
朱德年長，不會以為門樓必須燒掉，他沒有讚揚曾志，也許他認識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熱並不定要表現為燒掉城門樓。但他沒有糾正曾，也許正是因為革命必須有狂熱，循蹈規矩、謙虛謹慎的人不會是稱職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他還說:「熱是革命的基礎。」（180頁）
眾所周知，在國人傳統道德觀念中，「殺人放火」屬於極度兇殘的惡行，完全違背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惻忍之心」。那是「不把人當人」的獸性發作導致的。如果說，歌劇《白毛女》宣揚的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便成人」；那麼，中共「革命」就是把人變成獸！
書中寫道：
「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和曾志一起）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知道後大怒，說：「這還得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這些人也都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現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
這些濫交的「革命青年」和與土匪無異的「省委特派員」發動的「革命」就是實行「焦土政策」，強迫農民燒掉自己的房子，宰掉自己的牲口，跟着這伙瘋子般的男女後生去推翻「舊社會」。不料事與願違，農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動員大會上一眾「革命者」成了憤怒的農民的刀下鬼，他們逃到哪裏，哪裏的農民就高舉大刀長矛衝出村子，高喊殺共產黨。
「焦土政策」緣自中共發動湘南暴動後，國軍向郴州的紅色政權進攻，湖南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到耒陽一線四百多里長的公路兩側各五里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清空，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使來犯之敵難以生存。支持「革命」的農民原想從「革命」中得到好處的，現在「革命」要燒掉他們的房子，於是農民拿着此前用來和「反革命」鬥爭的槍、梭鏢和大刀來和共產黨鬥爭了。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一定要燒我們的房子，我們就反對共產黨，打倒共產黨！」1928年3月中旬，本來是要動員群眾燒掉房子的大會上，農民們用梭標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產黨人，手段是殘忍的：
（曾志的丈夫、湘潭特委組織部長）夏明震面朝蒼天，躺在那裏，臉是青紫的，眼睛閉著，兩隻手還緊握著，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兩腿伸直，一隻腳光着。
特別是那個婦聯主任，赤身裸體躺在那裏。兩個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個碗口大的洞，腸子暴露著，外陰也被挖掉了。
最慘的是兩三百名少先隊員，都是些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們。反叛的農民來了他們就往山上跑，反叛的農民哄騙說：
「你們下來，就不殺你們。」
天真的孩子們相信了他們的鬼話，一下山就被包圍了。毫無人性的叛亂分子竟對手無寸鐵的孩子們大開殺戒，好幾十個少先隊員最後慘死在血泊之中，屍體被丟在山溝里。
當正規紅軍趕來鎮壓時，一位領頭的農民被抓住了，「被捆起來後還破口大罵共產黨放火殺人」。此前被趕得抱頭鼠竄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她「拿起梭鏢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閃身沒刺著。我又向別人要了一把大刀，連砍了幾刀，但砍不深，還死不了。用腳一踢，他倒在地上。我還是不解氣，再用梭標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亂扎，只聽他發出呼呼的喘氣聲和哼哼的呻吟聲，那種聲音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中共說國民黨污衊它「共產共妻，殺人放火」，曾志書里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一一得到落實，如假包換。如果有人以往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為甚麼那麼喜歡造反，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們打、砸、搶，甚至用皮帶抽老師的那股「革命」幹勁又是從哪來的？至此可以茅塞頓開了。
論者稱：
曾志女士寫了一本好書。那些不知道什麼叫中國共產黨、什麼叫中國革命的人；不知共產黨為甚麼搞不好經濟，那些以為文革僅始於五十年代末的人都應一讀。應該來讀一讀這本書。而書名更是切題，叫做《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我只聽說有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納粹死亡營的倖存者，現在曾志女士把自己比作中共革命的倖存者，可見在她的下意識里，這三件事大概是差不了多少的。
曾志的書對毛的真面目之刻劃
毛語言幽默，其嬉笑怒罵、旁徵博引、海闊天空的語言方式令對方印象深刻，麾下一眾「大老粗」更是頓首折服。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曾志記得井岡山上的一個玩笑：
毛委員最愛跟賀子珍開玩笑，……有一天我經過毛委員的房門口，見他們又在那兒哈哈大笑。見到我，毛委員揮手召我過去：「曾志，曾志！你過來！」我走到他倆面前，毛委員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我頓時感到羞辱，氣得轉身就走。說實在的，我當時覺得毛委員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91─92頁）
上下級之間，如此親昵的玩笑說明殘酷的鬥爭沒有泯滅人的天性。毛確實為漂亮的曾志傾倒，始終對之不忘舊情，另眼相看。
就在上引的玩笑那段時間，賀子珍懷孕，毛請曾志照顧她。曾、賀兩人住在一起數月之久，無話不談。沒有文化、胸無城府的賀有可能向曾志說過一些毛見不得人的事，但也許完全沒有講過什麼要緊的。生性多疑的毛自然會擔心自己有些把柄落在曾志手上，所以對之終生包容。事實上，除曾志以外，無人敢於當面頂撞「偉大領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遭毛狠批後也只是首先衝出會場，置毛的呼喊於不顧而已）。而毛還曾在會議上稱曾志為「女皇」。
關於毛曾的親密無間關係，從本書也一目了然：
1939年12月，曾志好不容易抵達延安，當即致函給毛。只過了兩天毛便回信請她「見面長談」。她把自己八年來所受的冤屈鬱悶盡情傾訴，希望在馬列學院學習一年。毛答稱「至好學它三年，至少要學兩年。吃晚飯時又說：以後，你星期日就來我這裏吃飯。她不假思索地馬上說：那好啊，來吃一頓好的！毛一聽，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318頁）
隨後她見了江青，發現她已懷孕。飯後她告辭，毛又說「以後每個禮拜天你就上我這裏來，在我這裏吃飯。」還讓她隨便拿他的書看。她傻不嘰嘰地說：「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裏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點尷尬。毛後來還托她在外面給江青買了一塊表，曾買了一塊金壺勞力士金表給了江青。（319-321頁）
不言而喻，曾志如此格外受毛青睞與其美貌分不開。
對於曾志的天生麗質，著名女作家柯岩在其為本書寫的《代序》中已有濃墨重彩的描寫。網上一位論者則稱：
「剛剛參觀完了井崗山。對曾志印象深刻。首先，她真的好美啊。不管是年輕還是晚年。其次，真的是為革命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而報告文學作家（《橫眉劍出鞘》作者）、曾志女婿理由，在其《淡定的秋色——曾志媽媽的平凡故事》（2009年9月9日《人民日報》）中寫道：
曾志1926年入黨，參加了湘南暴動、毛澤東與朱德的井岡山會師。曾志是黨內公認的美女。據作家柯岩所述，陶鑄第一次見到曾志時，「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理由這樣描述「曾媽媽」年輕時在廈門開展地下工作時的留影：
天生麗質，清純、俊秀，一副出自書香門第淑女的氣度。青春亮麗與當下花季時尚少女別無二致，就連衣着髮型也夠時髦。照片背後還有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她為紀念一場生離死別去照相館拍下這張半身照，事後偶然經過那家照相館，發現她被當作麗人倩影加印後赫然陳列在櫥窗，而她當時是國民黨通緝的要犯。她立即走進照相館好說歹說，花錢買下來，保存至今。[page]
毛作為一個「革命領袖」，當著自己的妻子說對另一女性講性愛的「玩笑話」，確實「很不得體」。他一向以「無法無天」自詡，往往不顧任何禮俗慣例；可是難道「革命家庭」就無需維護，男女之間就沒有必要的距離了嗎？
毛浪漫成性且率性而為，類似的玩笑在延安時期也一再發生。1942年整風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氣還有那麼一點民主性，丁玲常到毛的窯洞聊天，她回憶稱：
「有一次，我開玩笑說，我看延安就像個小朝廷，毛接着話茬說，那你得給我封官啊。我接着就說到幾個人，其中說到林伯渠可以做財政大臣，彭德懷可以做國防大臣什麼的。毛又笑着說，你還沒有給我封個東宮、西宮呢！我說，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賀子珍大姐還不跟我打架啊！」
事實上，按毛後來對曾志的說法，他與賀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這種好開玩笑的習慣：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
論者就此評論稱：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打架，這對於正處於困難之中的革命領袖來說，是頗為難堪的。如果不是愛開玩笑，這一幕鬧劇也許不會出現的。不過，如果把毛、賀分手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毛愛開玩笑的習慣，又是皮相之見了。
毛告訴曾：
」在中央蘇區受到錯誤路線打擊，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麼理他，不去照顧他，卻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干。「
顯然這只是毛的一面之辭，夫妻之間的事，旁人其實難以置評。但曾志回憶：1946年在東北看望過自蘇歸國的賀子珍，賀南下準備進北京時，在山海關被阻，強行要她改路去上海。1954年我（曾）去上海卻沒有見過她。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曾志在南昌賀的住處總算見到這位當年的閨蜜。（330頁）
兩人親切交談後，曾志回到山上就告知毛說：「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說話表情神態跟正常人一樣，記性也很好，過去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毛表示想見見她，為避免江青撞見，特地作了安排。可是事後曾志問毛久別重逢的感覺如何，毛嘆息著搖搖頭說：「大失所望！看來她的精神還是不正常，……」此後毛就再也沒見過賀子珍了。（332頁）
1965年曾志去上海治病，看過子珍多次。「她也來過幾次，講了許多往事和心裏話。她坦言主席不該這樣對待彭德懷，可見其思考是健全的，有獨立見解，政治水平不低，從這點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幫』倒台後，子珍來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機場接她；她回上海時我又去送了她。」（331-332頁）
筆者對於曾志的念舊至為讚許，對毛之寡情極之鄙薄，對賀子珍的遭遇甚為同情。諺云：男人怕入錯行，女人怕嫁錯郎。賀就是嫁錯郎了！
曾志的婚姻
相比之下，曾志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成功譜寫了跌宕多彩的婚戀曲。
她的「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1927年4月，與夏明震結婚，1928年3月夏明震犧牲；
1928年4月，與蔡協民結婚，1932年10月，蔡協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曾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145頁）
1933年初，曾志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頁）一天夜裏，夏明震工作後沒有走，和衣躺在曾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心一軟」。工作關係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但後來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所以「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65，103，151頁）
「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是掛念着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151頁）但陶在與蔡協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後，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後，時局突然發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398頁）「革命」形勢挽救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無感情，曾志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
與蔡協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麼「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麼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65頁）
1932年，蔡協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志對他本來已有不滿。中共很多高級幹部受挫時，組織上都會勸說其妻與之離婚。在嚴密的組織體制中，一個得不到領導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
再者，客觀環境可能迫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曾志在閩東時並未考慮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判了無期徒刑。「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於是，她和任鐵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於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於閩東特委認為：「曾志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志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208－209頁）因此決定撤銷曾福霞（即曾志）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志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207頁）
書中所提的葉飛堪稱福大命大：
葉飛在閩東時參加戰鬥不多，甚至辨別不出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鬥爭造就人才，20年的鬥爭使他成為上將軍。
但葉飛之所以生存下來，不只是因為他站在正確路線上，也因為他此時還不是一個獨立和山頭。1935年5月成立閩東特委，葉為書記，他的部隊是獨立師。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殘部「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進入漸南閩浙交界處與獨立師會合。「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從浙南方面來說，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劉英同志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要葉飛同志留在省委工作，藉以調離閩東。」（167頁）
衝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陽事件」：粟裕約葉飛到慶元南陽會面，葉要匯報工作，粟裕說：「好啊，晚上吃過飯再說吧。」晚上發生的事，葉飛是這樣敘述的：「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後來粟裕同志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麼原因。」（葉飛，1988：75—77頁）
粟、劉屬於同一山頭，因此儘管粟認為「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他還是「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志扣押了起來。」（168頁）
粟裕與劉英矛盾很大。由於粟裕寫信給閩東的黃道想聯合抗敵，劉英便說他「分裂省委」，開會聲討：「因閩東同志已退出閩浙臨時閩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鬥爭目標。當時對我也採取了對敵鬥爭的手段，派了一個班把人監視起來，剝奪了我的行動自由。」粟裕違心地作了「申明」後（什麼申明？是不是保證不反劉英？），他被放了出來。如果不作「申明」呢？處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劉英後來分開行動：「我們在總的方面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裏。」（168頁）
這種情況正像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所云：毛共就如「絞肉機」，內部互相撕咬。
另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1929年，遠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進行「清黨」：
」在『勞大』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對支部局的態度是擁護還是反對。雖說清黨同時也要查階級、查歷史，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但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簡而言之，你是擁護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堅定正確，就是動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問題也不要緊；你是反對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動搖以至錯誤，就是對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資歷，也得檢討甚至處分。「（35頁）
領導人之間有私怨，也會導致下屬遭殃：
1930年，贛南行委負責人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等在信豐反對毛澤東，也動員當地的35軍一道參與。35軍的政委羅貴波、軍長鄧毅剛認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派軍隊把郭、肖、馬抓起來送到總前委。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團」運動中，羅卻受到懷疑，被撤銷軍政委、軍委主席、軍肅反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羅自我反思：「我沒有親自把這三個人交給總前委並報告情況，而是鄧毅剛一個人去了。鄧毅剛是黃埔軍校畢業的，開始時我們關係不錯。後來我們兩人都愛上了同一個姑娘，這就自然地產生了矛盾，他見了我很少說話。……我懷疑他打了我的小報告，因為他是上面派來的，熟人很多，而我卻是一個『土包子』。對肅反，我們之間的思想觀點不一樣，他藉機拉攏一些幹部，團一級的幹部不敢同我接近。前委信任鄧毅剛，而對我逐漸地不信任了。」（65—66頁）在這一件事上有兩個人情：第一，反「AB團」是政治鬥爭、敵我鬥爭，鄧毅剛卻藉此來解決他的情敵，借運動來泄私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鄧，是因為鄧原是毛在紅四軍老部下。
毛澤東當年是頂著壓力與江青結婚的。1939年3月，張聞天夫人劉英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裏的人，毛主席言談中也表現出滿意的神色。我隨口對毛主席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也賀子珍合不來。』聽了我這樣說，毛主席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說：『劉英同志，你才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反對的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裏，張給毛寫了一封委婉的信，「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着！』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供銷社擺酒兩桌，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115—116頁）
[page]這件事固然反映毛個性的堅強，但也有他對江青的欣賞。1947年中秋，軍旅勞頓中的毛還有一首想念江青的詩：「秋風度河上，大野入蒼穹。佳令隨人至，明月傍雲生。故里鴻音絕，妻兒信未通。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50年代，毛對曾志說：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320頁）
在生活上合不來可謂理所當然。毛生於農家，長期在山溝里苦鬥，好吃辣椒、紅燒肉，留長頭髮，不會跳舞，衛生搞得也不大好，這與十里洋場出來的明星江青自難協調。但對於「政治第一」的毛來說，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雖然只是秘書職務，但無論到那裏，看文件都必須按政治局委員待遇。」（320）
她實際上早就參與政治生活了，並確實表現出毛所期待的敏感。正如黎澍所言：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80頁）
曾媽媽經歷過無數次生死只在寸發之際的驚險。她與朱德夫人伍若蘭同時向山上轉移，她機敏地躲過槍林彈雨，後者卻不幸中彈倒在血泊，被敵人殘忍地梟首示眾。二十多歲時的曾媽媽智勇雙全，曾身揣雙槍漂過大海，去收編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盜。
這樣一個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後做什麼呢？黨委任她為」廣州市委工業書記」，用她自己不無驕傲的話來說是」擔負著振興廣州市工業的重擔」。讀到這裏，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但想到曾女士畢竟還上過幾年小學，在」革命隊伍」中就算是」知識分子」了，又為數百萬羊城兒女感到慶幸，他們畢竟沒有攤到一個高舉板斧的黑旋風來」分管工業」。
1963年前後，江青經常到上海，衣食住行要求特別苛刻很高，地方很難侍候，汪東興向毛匯報，毛就對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阿丕，江青是有缺點，有毛病的，如果說起超過標準，超過費用，我有稿費，就算在我的帳上，我來算好了。給你們上海市領導增加麻煩了。」此話一出，陳丕顯立即表態：「我們一定做好接待工作。」（27頁）
毛對江青的關心，不是丈夫對妻子的關心，而是政治家對自己助手的關心。
1954年，廣州市委推薦曾志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名單到了陶鑄那裏，他一筆勾掉，換上另一人。陶鑄的解釋是：中央認為方方同志不適合在華南局工作，把他調到北京，為照顧方方的情緒，緩和一下矛盾，就讓方方的愛人擔任人大代表。曾志對此不接受：
我聽了非常生氣，認為陶鑄的理由完全說不通，他是為了個人關係，拿我來做交易。我斥道：「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了你自己與方方同志的關係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434頁）
陶鑄或許會用「大義滅親」來自我欣賞，但人大代表的資格被他用來做交易，這也太不尊重廣州幾百萬人民的「意願」了。
陶鑄精通鬥爭邏輯，政治上「緊跟」毛。1950年，毛認為廣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導，莫文驊說陶「對廣西的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如說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七擒七縱，寬大無邊，右傾等等。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志說，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了。」（630頁）
陶大開殺戒後致電毛稱殲滅匪45萬，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可殺可不殺，毛批覆曰：在廣西應該殺。有謂共殺五萬，不可能達到十幾萬。這是對陶鑄之狠毒太小覷了。
1952年，毛認為廣東土改有右的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發起「反右傾」和「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擠走華南分局和廣東省的主要領導人。後來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肢踢開了我葉劍英。」（123頁）
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勛，陶卻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當人」暴露無遺。斯大林嘗云：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十萬人是個數字。陶鑄不得好死便是報應。
調走方方是「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的必要環節，陶拿曾的代表資格來做交易，可能說明他與方方沒有什麼歷史過節，以至於在趕走方方之後還得給點安慰。1957年廣東第二次反地主主義，主要人物之一是時任副省長的古大存。延安整風中，古深得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闊斧地將黨校一部的許多老幹部打成「特務」、「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認定是「有特務嫌疑」，曾不服，「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343頁）
陶當時就對他說：「古老，你主觀主義，不肯為曾志作結論，拖了兩年，你有什麼根據？你有沒有作過自我批評？」（31頁）
當年的怨氣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動機之一。
陶鑄被打倒後，向曾志說到他與劉少奇的關係：
1942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的印像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的問題上，我覺得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對劉少奇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452頁）
「被高崗利用」云云是怎麼一回事呢？
延安整風「審干」中，陶受過劉少奇、康生、彭真的打擊，曾與劉少奇當眾爭吵，而高崗則是對審干時的恐怖提過意見的極少數人之一，他們都有對劉的不滿之處。40年代末，陶在東北工作時，與高崗配合正常。1953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主調是高崗「批薄（一波）射劉（少奇）」，陶也參與其中向劉「開了一炮」。會後高崗到各地遊說，在廣東見過陶。高崗事發後，陶曾中央寫過書面材料。
陶所說的柯老即柯慶施。1936年在北方局時，柯就與劉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風時當然跑不掉：30年代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抗戰後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進入延安後又是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與王明私交確實不錯，在王明挨整後曾上門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聞柯去世後曾賦詩悼念）。中央機關「搶救」時，「柯慶施的老婆已經被逼自殺了，柯慶施還在沒完沒了地挨批鬥。有一次批鬥會是李富春主持，鬥爭會從下午開到深夜，柯慶施和群眾頂著牛，大家都飢腸轆轆，疲憊不堪，可就是無法結束。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裏聽得清清楚楚，想出了點子便去了。他到場之後，發表了一通言論，主要意思是說：讓柯慶施去『自救』，大家休息。於是散場。……批鬥柯慶施，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裏聽見了，同排窯洞的毛澤東也一定聽見了，他怎麼想？不知道。」（167頁）
此時還未落難的陶還探望過柯慶施，兩人結下深交。柯去世時，陶極為悲傷。賦詩云：「羊城話別竟悠悠，風義相期失畏儔；世有良材天不永，國多哀思樹為秋；心存馬列魂猶烈，功在東南願已酬。處處春申淒咽雨，我含熱淚抑悲愁。」49年以後，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也是毛平衡劉的重要力量。
但政治生活中人際關係在不斷重新組合。以陶鑄的地位及其和毛的關係，劉也不會輕易得罪陶鑄。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452頁）
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劉親自下鄉調查數十天，對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災難極感震驚，並不惜開罪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中央省地縣與若干大企業黨委書記出席）上公開宣稱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然後義無反顧地以務實的態度，主持經濟調整，解億萬人民於水火之中。這是劉一生的輝煌時期，眾望所歸，一些此前的「毛派」干將也紛紛「轉軑」，各省各部均有其大批「擁躉」。陶也在此時認同劉並向曾志坦承：
尤其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的觀點的。（452頁）
幾乎是接着，同年周恩來、陳毅主持的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會議，就是在陶鑄治下的廣州召開。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讓陶鑄去跟李雪峰同志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431─432頁）推廣「桃園經驗」是「文革」前劉少奇既迎合毛、又對抗毛的一大舉措。毛對陶之「倒戈」跡像自然洞悉，但似乎沒有想到劉、陶之間的互信已達到如此程度，以致「文革」初期仍矚意於陶鑄，希望這位與劉並無歷史淵源、延安挨過劉的整且二者久有分歧的幹將仍然秉其「牛」性（毛曾稱許之為「我們黨內的一頭牛」），充當揪劉先鋒。孰料時移勢易，陶已認同劉之路線，不但不能如毛之願，反而成了最大的「保皇（劉）派」。
「文革」狂飆颳起，天下大亂，神州陷於浩劫難。毛卻反覆宣稱天下大亂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鑄、曾志夫婦均應邀出席的家宴上（劉鄧已被摒除），還舉杯「祝全國全面內戰」。此乃毛真情流露，蓋毛之威信在大亂中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其對全國的控制，由於各級組織系統的癱瘓而更加無所限制。
毛的權力登峰造極，陶鑄岌岌可危之際，曾志向陳毅說起自己的擔心，陳毅卻答道：「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447頁）黨內第四把手的命運就取決於毛有沒有改變主意。
一片混亂中，毛的魔影無所不至，曾志敏銳地察覺到了：
在批鬥場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頭彎腰，這時有人示意他們不要動我，讓這批莽漢退了下去，我知道這都是由於毛主席的緣故，如果沒有他的保護，在那麼恐怖的批斗大會上，我是必死無疑了。（470頁）
有保護當然就有不保護。劉少奇、彭德懷等人之所以在會場上被無情揪鬥直至整死，顯然不是下面人非法的膽大妄為。
一片混亂中，毛直接掌控的專政系統高效運轉。曾志在粵北被監管期間，到集上買一元錢的菜、勞動時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匯報。1974年，曾志的3歲孫女在中組部幼兒園，向一個5歲的小男孩說了一句她的姥爺（即陶鑄）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話，男孩之母報告老師，老師報告中組部政工處，政工處報告組織部，組織部報告中央，位於權力中樞的紀登奎、汪東興親自批示處理。層層上報，井然有序，何曾有半點「亂」的跡象？
在眾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隨夫參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資歷並不低於陶鑄，所以儘管她的政治生命實際上離不開陶鑄的命運，但相對而言，她比許多下台領導的妻子要好過得多。陶鑄被打倒後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給毛稱：
我怎麼辦呀？我是請假來養病的，組織關係工資和供給關係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六十七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鬥嗎？但我在這裏，什麼關係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麼辦呢？」
毛憐香惜玉，當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係，去找東興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書將「上諭」送曾。有此金書鐵券，曾得保無虞。但造反派抄家時卻將之抄走了。轉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開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給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會以為我逃避審查批鬥，但回去又怕身體吃不消。特請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這次無回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後才曉得，毛接信後竟然跟周恩來商議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連黃永勝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來了，曾志能夠回去嗎？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又說：「曾志有什麼問題，陶鑄是陶鑄。」（502頁）
1974年，陶鑄尚未平反，曾已經參加四屆人大。
論者分析，毛把曾與陶鑄分開，應當是考慮到曾的特殊性，正像毛1964年向陳永貴等人介紹曾時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433頁）曾有獨立於丈夫之外的政治資本。
同屬冤案，當事人的妻子遭遇各異。1955年，潘漢年被毛澤東點名逮捕，董慧僅僅因為是潘之妻，也同時被捕。潘有《念妻》詩一首：「妻隨夫命貫古今，可憐『三八』枉時新。」因為長期從事秘密工作，潘漢年的「口風」極緊，蒙冤之後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寥寥幾句話中，差不多總有一句：「……關阿董什麼事？……」作為潘漢年臨終絕筆的，是《給董慧》詩一首。董慧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但她放棄富豪生活（香港道亨銀行太子女），追隨潘漢年冒險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抗敵隱地下，十載爾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但妻隨夫命，其結局只能是「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殘身。」
同樣，張聞天下台，劉英也難逃劫運；彭德懷被罷官，浦安修就得與之離婚。對於董慧、劉英、浦安修，毛沒有說過潘漢年是潘漢年、張聞天是張聞天、彭德懷是彭德懷之類的話，任由這些為「革命」做過貢獻的女性隨夫受難。
因此，論者認為：當毛說「陶鑄是陶鑄」時，除曾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於陶鑄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不一樣，正如陶自己就說過「我這個人從來都是只左不右的」。說到底，曾志還是沾了陶鑄的光。筆者對此恕難苟同。
就毛而言，「左」還是「右」他說了算。一切依其好悪定奪。事實上，除了曾志，別無他人蒙此恩寵。曾志也感恩涕零，為毛之惡行粉飾洗刷：
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麼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麼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麼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534─535頁）
書中引用李銳回憶：廬山會議上，陶鑄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309頁）
陶鑄是「從一而終」的，對黨、對革命從無二心，但毛澤東並不這樣看，原因或許是他「移情別戀」於劉少奇。
論者分析道：
如果毛在「文革」中沒有保護曾志，如果曾志還是處在監禁中，也許她還是這樣說。「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革命」，他們必須無條件地肯定「革命」，無怨無悔地承受據「革命「邏輯而推出的一切。曾志不明白的只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為什麼在他的晚年，要搞這麼一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後她想用「老人」、「病人」來解釋毛的晚年，善心的背後似乎有一點諷刺意味，「一代風流」的毛澤東，身後竟然要這些聽憑他擺佈的人來寬宥。其實，並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諒，而且，發動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憒，亦非病人的狂亂，而是毛澤東社會理想與個人追求的邏輯延伸，是他深思熟慮、願意付出很大代價也要進行到底的運動，無論是1966年他寫給江青的信還是1970年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的談話，都表明了這一點。1976年毛髮起「批鄧」運動時確實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腦袋仍然是清醒的：他看準了鄧小平與他在治國理念上的分歧。對於像「文革」這樣的空前事件，是絕不能用「老人」、「病人」來解釋的。
書中憶述1969年10月陶鑄被押解離開北京前寫的一首詩《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老驥伏櫪晚，枯葵更覺怯霜寒；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這是中共的「南霸天」陶鑄為自己塗脂抹粉的詩句。什麼「心底無私」！他效忠共產「革命」，滿手血腥便暴露出其最大的「私」。廣西「剿匪」時落在他手上的十五萬「可殺可不殺」者，生死存乎其一念之間。
據曾志所寫的陶鑄病情記錄，1969年4月間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乾，像這樣，一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轉引自陶斯亮《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
如斯苦況便屬現世報！孤身押抵合肥後的四十多天在牢房裏劇痛不已，更是十足的報應！陳毅所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講得太對了！我們不應因陳毅乃大惡人而廢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兒陶斯亮那篇《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卻必須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該作由柯岩捉刀，堪稱筆下生花，1978年12月10日於《人民日報》刊出之後，千千萬萬大陸讀者為之感嘆唏噓，無不對陶鑄之慘劇義憤填膺，為曾志、陶斯亮母女灑下同情之淚。
然而，筆者卻另有感觸，因為陶斯亮信中寫道：
爸，女兒是醫生，我知道胰臟靠近腹腔的一個大神經節，癌塊侵犯神經會引起極大的疼痛。
真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啊！所謂「感同身受」落在陶鑄的寶貝女兒身上，這比陶鑄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劇痛之殺傷力超出百倍！須知多少英雄好漢遭受酷刑還能忍住，但讓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樣子，他就無法抵禦了。儘管陶鑄未能知曉寶貝的「亮亮」內心無以復加的傷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訴的悽苦，無疑至少足可讓九泉之下廣西十五萬冤魂連呼「痛快」！筆者本人也為自己這種「幸災樂禍」拊掌稱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憶2007年大陸紅二代的一次空前絕後的歷史性聚會。
與會者有130多位「開國元勛」、將帥、前省部級幹部的後代，出自葉劍英子女的手筆。陶斯亮該文輕鬆活潑，全然不見當年父輩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懷之女彭鋼等無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顏開了！老天爺怎麼這麼輕易就放過她？
不管怎樣，曾志的回憶錄值得讀者逐字逐句深思細想，其間絕對是回味無窮！
（202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