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走進真正的大學
1975年，東北瀋陽不似今天，跟全國二線城市一樣，亂鬨鬨到處擠着粗陋的玻璃大樓。43年前，那裏還遺留着日本殖民的痕跡——低矮的日式兩層小樓一排排坐落在馬路邊，馬路的名稱以條計算，如南八條、北四條。多少年後我往返日本多次，才知道日本的街名都是這樣的。火車站是日本人修的，拉毛水泥清水牆面，簡約低調，只有站前廣場矗立的坦克雕塑，陳述着蘇聯紅軍1945年攻佔這個城市的瞬間。
那個1975年夏天的早晨，我的小學教導主任李老師，帶着我和另外一個女生，去考中央五七藝術大學。路上，這位胖潤潤的李老師，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們，這個五七藝術大學在北京！校長是江青！我心裏那個樂呀，我愛北京天安門充斥腦海，北京就是聖殿！江青就是毛主席啊，不是也差不多！一瞬間，十歲出頭的女孩子，覺得自己跟祖國的心臟很近！
不過，低頭一看自己的打扮，又沮喪莫名了：人家薛同學，穿着背帶小裙子，艷粉色的頭綾子在辮梢紮成一朵花。而我呢，藍布褲子黑點子小白布短袖襯衫皺皺巴巴，一雙軍綠解放膠鞋，小辮子扎着一個當時很珍貴後來捆鈔票用的細皮筋。
考場設在一個中學校。放眼一望，操場上足有幾百個孩子在等待考試，每人抱着自己的小提琴。我又發現一個自己的不如他人：人家的琴都有個琴套，我的琴呢，琴盒子都磕碰出毛邊了光禿禿的顯眼。有孩子熱身拉起來了，《毛主席的光輝把爐台照亮》《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都是需要高超技巧的曲目。我當時就想跟李老師說，不考了，回去吧。
典型東北人大臉蛋的李老師興致高昂地四下張望，這種盛況平時她也見不到。輪到我了，李老師推我一把，聲音洪亮地說，去吧！我低頭期期艾艾拉開木門，恰好走出前邊一個考完的男孩。取出小提琴，剎那之間，想起自己怎麼會學起這個來的：有一天，在郵局當營業員的媽排隊買過冬大蔥，忽聽到有排隊者閒聊，誰家孩子學拉小提琴了。媽靈機一動，我家孩子也可以學嘛。
跟勞改的爸一商量，真花了40塊零五毛——比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還多——買了一把星海牌的，給我和我哥學起來了。老師是部隊文工團跟爸同命相憐的挨整老頭。我哥學得蠻上路，我總想踢毽子抓拐跳皮筋，不好好拉琴。每逢我媽詰問，不拉琴你長大幹嘛去？我就以一個十歲孩子的智商就理直氣壯地回覆：我去農村給農民讀毛主席語錄！
琴到用時方恨少。諾大的屋裏好幾個考官，我並不敢看人家，趕緊把自己的曲目，一條開塞基礎課，一條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的插曲，急匆匆拉完。《賣花姑娘》拉起來，我眼前就看到了電影裏那個可憐的姑娘，有點動情。曲目完成了，一位瘦小的老先生，和藹地問，還有沒有，再拉一個吧。可憐的我，平時不愛練習，哪裏還有，搖着頭趕緊退出去。
在我早已把考江青校長的大學這個事忘到遙遠的鐵西區之時，教導主任李老師樂顛顛找我的班主任來了。一通嘀咕，才把我叫出教室，告訴我，人家通知咱們學校了，讓你去複試。我頭一回聽說複試這個詞。去了才明白，幾百個孩子，只有三十多個參加複試。複試完了，又是一段時間，我正醉心看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呢，老師又通知，去參加五七藝術大學的體檢！
我根本不拿拉小提琴當回事，沒想到屢次被選中。參加體檢的，只剩下七個孩子了，身高體重胸圍量一遍。最後又過了一些時日，我爸所在部隊文工團的政委找爸談話了。他告訴爸，人家北京的五七藝術大學來單位外調政審，我們把你的材料和情況都跟人家談了，你參加過國民黨演劇隊的事人家還重點問了。政委面目很嚴肅，爸回家情緒很低落。
最終，我在1975年，與北京無緣。還是老老實實待在東北大瀋陽，過着偷看禁書和不得不練琴的少年時光。直到參加1981年的高考。後來我的人生一直跟北京發生着種種聯結，無法擺脫。
我的同齡人，只是參加過鄧小平時代的高考。只有我，居然還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一種另類高考。
我有時覺得，自己的生活很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