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案正式實施，其中增加的「強制報告」制度，規定了9種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發現的人有法定報警義務。在所有需要報告的主體裏，醫院是最被檢察機關看重的一個。但實踐中，「強制報告」的尺度並不好拿捏。是否能夠準確地「報告」，除了取決於醫生的責任感，更取決於他們的接診經驗和人生閱歷。
第一起案子
到現在，郭宏敏腦海里還能浮現出那個畫面：一個小女孩，仰躺在沙發，大冷天，卻只穿一條小內褲，褪在大腿根。沙發深色，長條形伸展在客廳中間，小孩子的內褲綴有粉色小碎花，此刻卻像野草枯萎在褐色沙石間。
郭宏敏是河南省新鄉市第一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市一醫院」）的兒科醫生。2020年元宵節，她在兒科急診值班。下午2點多，120來了個電話，說是一個10歲的孩子，被家長打了，現在呼吸微弱。值班護士於是喊外科醫生出診，郭宏敏正好在走廊上，聽到他們喊，心想孩子呼吸不太好，那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父母打孩子，孩子氣急，呼吸過快而鹼中毒，另一種情況可能是，孩子頭磕到要害部位，引起顱內出血。她想最好自己也一起去。
急救車開了十多分鐘。郭宏敏看到來接車的媽媽，慌慌張張，穿着家居服、拖鞋，但長得眉清目秀，也沒有蓬頭垢面，心裏還沒覺得怎麼樣。到孩子家中一看，孩子躺在沙發上那一幕衝擊力極大。郭宏敏心想，給孩子蓋條被子都不會嗎？沙發旁邊還有嘔吐物，明目張胆地堆着，也不處理。這人，把孩子打成這樣，乾脆不掩飾了。
Image圖｜視覺中國
郭宏敏過去查看，發現孩子前額有明顯淤血，頭部還有局部凹陷，她想，孩子大概被拽着頭往硬地上一直「磕磕磕」來着。孩子渾身都是新舊傷痕的淤血，軀幹部位還有長條傷痕，像是鞭打的。後來得知，那是拿衣撐抽的。孩子已經沒氣兒了，郭宏敏和同事還是對她進行了急救心肺按壓、呼吸氣囊給氧，新建靜脈通道，「但是推藥的時候就已經推不進去了，心電圖也是一條直線」。
那個女人俯在孩子身上哭，邊哭邊說：「剛還沒事，咋這一會兒就不行了。」郭宏敏聽同去的外科醫生問了一句：「誰把孩子打成這樣，誰打的？」女人說：「我打的。」「你為啥打？」女人回說：「她不聽話。」臥室門邊，有個男的站着，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郭宏敏後來回想，剛進屋時，沒感到北方冬天室內那種暖風撲面的感覺，那間屋子裏的溫度，如果不穿衣服，無異於冬天赤裸站在室外。
警方審訊這對家長後得知，男的不是親生父親，女的倒是生母，不過過去一直將孩子放在親戚那裏養。直到疫情暴發，她上班的娛樂場所停業，才把孩子帶到身邊。沒想到孩子並不聽她這個媽媽的話。事發前那三天，他們沒讓孩子吃，沒讓孩子睡，大冬天裏讓孩子脫掉衣服，到陽台罰跪，還用冷水澆孩子，抓孩子的頭往地板上撞。不穿衣服，也是為了打起來方便，可以直接打在皮膚上。郭宏敏後來聽說，遺體解剖後，發現全身上下，除了陰道沒有外傷，其餘地方都是傷。而死因，郭宏敏猜測，孩子又氣又餓又急，或許因此發生應急性反應而突然死亡。
《小委託人》劇照
2021年端午節，當和本刊記者談起這個案例時，郭宏敏又在同一間兒科診室值班。她50多歲，但高高瘦瘦，看上去挺年輕，精力十足。講話語速挺快，記性也很好。或許也是因為衝擊力過大，這樁一年半以前的事，她記得很多細節。
這天她要值一個跨夜的24小時班。兒科醫生最常接診的情形就是小兒發燒咳嗽，有時一個小朋友發熱，家裏一來就是三四個大人。大家都擠在她的小診室里，個個緊張得不行。郭宏敏常年看診，見到的都是這樣的家長。回想那個對自己的孩子如此兇殘的家長，她現在都無法理解，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冷的天要讓孩子光着，為什麼連被子都不給蓋一個」。
第二起案子
在新鄉市，引起如此震動的案子還另有一件，它發生在與市一醫院相距兩條街的新華醫院。2018年，賈西貝還在新華醫院當兒科主任。秋天的一天，新華醫院重症監護科收治了一個剛上小學的女孩子丟丟（化名），是內科方面的重症，經過搶救，病情穩定下來。丟丟性格外向，也願意跟人交流。收治第二天，賈西貝例行查房，發現這孩子手背上有陳舊性燙傷疤痕，是舊傷，但挺密集，煙頭燙的，也有打火機燒的。這些外傷，分佈均勻，不像是意外，更像是人為。
當天，賈西貝關照同事，請她們對這個孩子多關愛一些。那兩天夜裏，護士會小心翼翼地跟丟丟聊天，與後來來的志願者一起，大家逐漸拼貼出孩子叫人難以置信的生存險境。
《素媛》劇照
丟丟還有個姐姐，比她大兩歲，姐妹倆與她們的母親、繼父以及這對夫妻後來生的一個弟弟一起生活。丟丟全身上下，還有不少疤痕，有的是被夾子夾的，有的是針扎的。很突然地，孩子說一些繼父的事給醫護人員聽，「他把那個東西放到我嘴裏，我都出不來氣」，「讓我們喝他的尿」。孩子說的「我們」，指的是她和她姐姐。她說，姐姐也經常被繼父叫到他房間裏去。孩子還小，並不十分明白這意味着什麼，可醫護聽到耳中，感到震怒。她們憐惜孩子，不敢多問，只是孩子有時說點什麼，就記下來。
到現在回想丟丟的事，賈西貝還是感到很不舒服，不願談，所以一開始，她並不願意接受採訪。本刊記者最後見到賈西貝的時候，是在她家裏。她已經退休了，還未入住的新家正在裝修，陸陸續續搞了兩年，仿佛要以此填滿退休後的大把時間。談上幾句，她就要起身去看工人的進度。回憶一個6歲孩子受到如此遭遇的往事，對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兒科醫生來說也過於艱難。對孩子天真地描述出來的那些細節，她沒有勇氣去一一重複，只是告訴本刊記者，「性侵」是一個太冷靜、迂迴的詞，遠不足以描繪那個繼父所做之惡。
從賈西貝查房發現孩子身上陳舊性的傷，到最後報警，總共經歷兩天時間。這兩天裏，科室里的醫生護士們感到極度憤怒、不可思議，但究竟怎麼辦，大家都有顧慮。醫院害怕介入「家事」，和患者家庭起矛盾，以後家屬來鬧事、報復。賈西貝最大的顧慮則是，「報警了，然後咋處理？」。她認為這裏面不可預測的東西太多。假設警察來了，他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跟孩子溝通？這是二次傷害層面的問題。再比如，倘若警察沒有盡到該盡的責任，反而惹惱這個繼父，會不會引發更嚴重的後果？那會兒，賈西貝還沒聽說過「強制報告」制度。報警與否？這個決定的責任幾乎壓在賈西貝一人身上。她承受着良心與危險的煎熬，既害怕「惹事」，又覺得如果自己不做點什麼，以後一輩子心裏都會過不去。但做還是不做，幾乎在她一念之間。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案正式實施，其中增加的「強制報告制度」，規定了9種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並規定，與兒童密切接觸的人員在發現上述情形時，需及時向公安機關履行報案或舉報職責。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各類組織，是指依法對未成年人負有教育、看護、醫療、救助、監護等特殊職責，或者雖不負有特殊職責但具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條件的企事業單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會組織。這些組織雖然包括了居（村）民委員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乃至旅店、賓館等，但醫院、婦幼保健院、急救中心和診所等醫療機構，由於能夠第一手接觸到傷情，成為檢察機關最看重的一個。
蕭山的實踐
2018年4月，在「強制報告」入《未成年人保護法》之前，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檢察院就率先建立了「強制報告」制度，並將醫院當作重點。原因有兩個：一是醫生最能發現傷情；二是醫院是一個「中立第三方」，以學校作參照，學校有「平安考核」的考評機制，發生這類案件勢必對考評結果有影響，而醫院在這方面就沒有利害關係。
但蕭山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方芸告訴本刊記者，制度推行頭幾個月，一起報案都沒接到。於是他們聯合衛健委，找醫院負責人來談，發現醫院最大的顧慮是「擔心打擊報復」——如果報警者的信息稍有透露，將來這個罪犯出獄，會不會來醫院報復他們？
在本刊記者對醫院方的採訪中，好幾位醫生都提到了「報復」這個詞。尤其在新鄉，2017年以前，市裏的「醫鬧」非常普遍，甚至一度形成產業，參與堵門的「小黃毛」，市場行情是每人每天50塊錢，外加兩盒煙一瓶酒。最讓醫院恐懼的是市郊農民，他們一來就是一車隊的人。市一醫院醫務科的王銳告訴本刊記者，那幾年，「每個月都有來醫院堵門的，在醫院設靈堂，最後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最開始有人來醫院鬧，老百姓會說，醫院怎麼樣怎麼樣，後來他們說的都是，又來要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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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有一回就被一個患者家屬堵在辦公室里，對方站在門口罵了他足足兩個小時，用詞又髒又狠，隔一會兒還要往門裏沖一次。當時來的警察跟王銳說，要不就跟對方道個歉。王銳事隔幾年再講這段經歷，眼裏還泛起一點淚光，就覺得委屈。當時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他跟警察說：「今天出了門，我把白大褂一脫，我就跟他拉開練。」嘴上這樣說，心裏還是害怕。
王銳的一位同事處理糾紛時，「醫鬧」就把他妻子在哪兒上班、孩子在哪兒上學、家住哪個小區哪個樓幾層門朝哪邊開，都列舉給他聽。這位醫生之後跟醫院表態說，要多少賠給他們，不夠的他自己補上，嚇到了這份兒上。2017年之前，碰到醫鬧，報警沒什麼用，因為公安也不知如何應對。醫院不得不自己組織護院隊，緊急情況下，把家屬控制住，把靈堂拆了（公安有時會在暗處，一旦發生衝突可以依法處理）。那幾年醫鬧事件頻發，到現在，新鄉市的醫護人員仍心有戚戚，談起「強制報告」，腦海中第一時間出現的念頭就是「擔心報復」。
在蕭山區檢察院的實踐中，他們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醫生可以將線索報給醫政科，由醫政科撥打110。同時也告訴醫生，日後的證人證言等方面，都可以做保密卷宗處理。方芸記得，顧慮打消後那段時間，醫生們開始非常積極地報，「很多時候16歲懷孕、18歲懷孕的都報過來了」，因此那一年醫生報告的17條線索中，成案的只有1件。到了下一年年初，有一樁未成年人性侵案，那個施害人有意識地帶孩子到不同醫院就診，其中一次到了蕭山區，正好趕上全國只有蕭山區在實行「強制報告」制度，接診醫生報警，施害人因此被抓。
蕭山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方芸，圖為她給蕭山第一中等職業學校上法治課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這三年裏，蕭山區檢察院共接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方面的線索38條，成案14件，其中性侵案件最多，達11件。方芸說，這裏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年紀很小的小孩私隱部位有傷情，肯定是不正常的，另一種是未成年人懷孕後就診，推算一下時間就很容易得出性關係是否發生在14歲以前。
14起案件中，其餘2件是「虐待」，1件是「故意傷害」，這個數字說明，與性侵相比，暴力是種更隱秘、更不易被察覺的侵害。尤其是發生在家庭內部和學校內部的暴力，雖然有家長與老師某種程度上互為監督，但當這兩方都沒能及時察覺時，傷害積累到一定程度，醫院就是下一道保護未成年人的防線。
報警的尺度
插畫｜范薇
回到2020年元宵節那天，一離開陳列着孩子屍體的現場，郭宏敏和同事們就開始討論該怎麼辦：這個事，得報警。但關鍵是誰來報、怎麼報。他們先打給120，120一聽，說那不如你們醫生報警吧，你們比較了解情況。回到醫院，郭宏敏幾人再把情況跟總值班匯報。最後，是總值班的護士打了110。新鄉市第一人民醫院有個擔架工，直到醫院報完警後，仍然放心不下，自己騎個自行車，去事發小區，就為看看警察出沒出現。
因為報警及時，新鄉市公安局偵查大隊和法醫等技術人員到達現場後，來得及提取相關證據。據偵查，鄰居經常聽到他們家打罵孩子的聲音，但是因為「別人家的家務事」而沒有報警。這不免令人遺憾，如果未來「強制報告」能進一步在全社會範圍內獲得更多認可，或許「鄰居」「路人」聽到看到孩子遭遇家長暴力後，能將報警列為一個選項。
但假如當時那個孩子沒死，這幾位接診醫生，會選擇報警嗎？郭宏敏說，可能也會回來商量報警的事，因為那孩子給打得確實太不像話了。但假如孩子是受輕傷，「我們可能就覺得不一定會報」。賈西貝也說，如果當時只是發現丟丟手背上的燙傷舊疤，可能也不會去深究了。
某種程度上，報警與否，似乎取決於孩子受傷的極端程度。但極端事件畢竟是少數，因此大部分時候，「強制報告」的尺度並不好拿捏。當孩子身上的傷勢並不那麼明顯時，是否能夠準確地「報告」，除了取決於醫生的責任感，更取決於他們的接診經驗和人生閱歷。
賈西貝當了幾十年兒科醫生，她告訴本刊記者，兒科就是「啞科」，因為孩子們不像大人那樣能夠表達自己。有一回，新華醫院收治了一位3歲的小男孩，住在普通病房。但病情令人印象深刻。他非常狂躁，逮着什麼咬什麼，咬破過輸液管，還差點將護士胳膊上的肉咬下來，除此之外，還胡言亂語，乍看像是「瘋掉了」。但是身體各項檢查，都沒有呈現陽性結果，唯一不能排除的是狂犬病。然而，賈西貝反覆詢問家長，孩子的病史與生活日常，並沒有被狗咬過。
請其他醫生會診，同樣得不出診斷結果。這個孩子在新華醫院住了幾天，不見好轉。賈西貝認為只能轉院，看家長焦急，賈西貝決定還是自己帶着孩子去鄭州兒童醫院尋求幫助。孩子住進去後，她跟鄭州的醫生溝通說，目前還不能排除狂犬病，兒童醫院一聽這個診斷，說那也不能收，最好轉去傳染病醫院，因為狂犬病是百分百死亡率。就在去傳染病醫院的車上，賈西貝試着跟孩子聊天。她問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負你？爸爸媽媽有沒有欺負你？」
家長立刻否認，孩子也沒吱聲。賈西貝繼續跟孩子聊天。「那我知道了，是幼兒園的老師欺負你了吧！」她接着說，「我知道你們那個老師，沒事兒，我拿針管，跟你去學校（打他）。」
Image《熔爐》劇照
賈西貝坐在前排，孩子與家長在後排。她問完這幾句，往後猛一扭臉，發現孩子看了她一眼，立刻把頭低了下去。那個眼神里，不是驚恐，更不是狂犬病人會有的眼神。賈西貝說：「那是一個敏感的眼神，讓你感覺他心裏邊很透亮，很明白，讓你感覺到他不是病，他是在發泄。這個眼神里好像有他整個內心的想法。」通過這個瞬間，賈西貝判斷，孩子這種外在表現，應當是心理上的障礙。傳染病醫院是不用去了，她叮囑家長，回去慢慢跟孩子溝通，尤其是要在幼兒園裏找答案。
後來家長問知，孩子在幼兒園，被老師關了幾天小黑屋。未成年人受傷害，有時就是這麼隱秘。
賈西貝的總結是，孩子的病，有時候就來自心理障礙，而心理障礙肯定有具體事件觸發，兒科醫生有時就需要像偵探，去探尋導致表面結果的內在成因，去發現背後是否隱藏着不可告人的黑暗面。「強制報告」制度賦予醫生的專業經驗更大的責任，使報告由「一個選擇」成為「一項義務」，對像賈西貝這樣富有正義感的醫生來說，多少也減輕了一點做還是不做的心理壓力。
她原來只是樸素地從經驗出發，覺得自己的工作需要多管一點閒事，多操一點閒心，做一些分外的事。現在這個制度使她感覺「有法可依」。雖然退休了，但因為經驗豐富，賈西貝還被醫院返聘坐診。她說，以後再遇到可疑的情況，「那（醫生）就有依據了，不用權衡，不用經過任何人的同意，去正常走途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