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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張愛玲的才女 為何人生這麼悲慘

——張愛玲說過:「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1949後,天翻地覆。張愛玲嚇得出走香港,再後來去了美國。與張愛玲的嗅覺不同,蘇青要遲鈍許多,無論何種政局,怎樣戰亂,她都從未起過逃難念頭,在她看來,只要握筆在手,能寫能發,一樣可以生活下去。

才女蘇青

她這一生,經歷多種身份:大戶人家出生的小姐,念過大學的女子,有錢人家的少奶奶,政府機關的公務員,為女性呼喊的獨立寫手,著書出版的職業女性。

本名馮和議,筆名蘇青,出身書香門第。父親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在銀行任職。母親師範學校畢業,做過小學教員。蘇青小時住外婆家,直到7歲,這段光陰,令她像放牧於山間的小羊,自由自在。後去祖父母家,由祖父開蒙,8歲就讀於上海小學,一進學校就連跳兩級,直接上了三年級。小學快畢業時,父親先有外室,繼而投資失敗,憂患病故。再要在上海讀書開銷太大,於是母親帶她回到寧波,進縣立女子師範就讀。校長是她祖父的好友,舍監是她的五姑母。但學校風氣偏於守舊,蘇青因擅自剪短頭髮觸犯校規,只能退學去了寧波省立第四中學。畢業時,因英文甚好,考上了中央大學外文系。

原本,父親去世時家中尚有幾十畝田產,但母親不敢變賣,令她無錢讀書,只能早早訂婚,以聘金支撐讀書。本來說好大學畢業才結婚的,但夫家要求提前進門,她應母命被迫同意。進入大二,發現意外懷孕,只得退學。夫家本非貧寒之家,但她連生四個女兒,令婆家不喜,婆媳關係緊張,於是隨丈夫到上海獨立謀生。丈夫薪資有限,家庭開支不足,吃穿用度不免捉襟見肘,時常發生困難。為貼補家用,蘇青開始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撰文投稿,居然屢投屢中。後來,丈夫出軌、失業,不盡責任,她毅然接過擔子,挺身而出,賣文為生,在筆墨書寫中成為職業作家。

她的稿子,最初投給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後來經人介紹,也為《宇宙風》寫了不少文章。日本侵華,上海淪陷,《宇宙風》停刊,蘇青改投風格相近的《古今》,此時,她已小有名氣。上海市長陳公博在《古今》上讀了她的《論離婚》,大為讚賞,兩人就此有了交往。

1943年夏天,陳公博邀請蘇青做上海市政府專員,三個月後,蘇青因不適應官場體制提請辭職,獲得批准,但工資照發。這一年蘇青拿着陳公博給她的一筆錢,創辦了天地出版社,集社長、主編、發行人於一身,經營自己的雜誌。《天地》10月創刊,第2期便刊發了張愛玲的文章,兩人因此交上朋友。

1944年春,蘇青與張愛玲同時接受了上海《新中國報社》的採訪。主持人問蘇青最喜歡哪一位女作家,蘇青回答說:「女作家的書我不看的,我只看張愛玲。」主持人轉而以同樣的問題問張愛玲,張愛玲的答覆是:「古代女作家我只愛李清照,近代最喜歡蘇青。」

兩人可謂一唱一和,惺惺相惜。

此前,蘇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結婚十年》在《風雨談》連載發表,44年散文集《浣錦集》出版,內收8年來創作的散文,數年間共重印了19次。《結婚十年》自單行本出版後,更是暢銷,至1949年,已經重版了36次,盜版不可計數。如此盛況,創造了當時出版行業的奇蹟,比張愛玲的《傳奇》、《流言》還要暢銷。

但張愛玲畢竟是獨樹一幟的作家,並不懼怕蘇青超過自己。她甚至說:「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願意有蘇青這麼一個人存在,願意她多寫,願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在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

在文學創作上,兩人都很坦蕩,並無妒忌之心。有一次,胡蘭成在蘇青寄給他的雜誌中,讀到了一篇叫《封鎖》的小說,感覺非同一般,於是致信蘇青打聽作者,蘇青安排二人見面,這才有了胡、張二人的傾世之戀。張愛玲出生貴族,自視甚高,性情孤傲,但見了胡蘭成立刻俯首,愛得不可救藥。蘇青與胡蘭成是有過地下戀的,待發現張愛玲愛得奮不顧身,蘇青即刻主動退出了三人圈。

1949後,天翻地覆。張愛玲出席文藝會議,被左派作家丁玲斥責穿衣不當,嚇得出走香港,再後來去了美國。與張愛玲的嗅覺不同,蘇青要遲鈍許多,無論何種政局,怎樣戰亂,她都從未起過逃難念頭,在她看來,只要握筆在手,能寫能發,一樣可以生活下去。

她開始嘗試適應,加入婦女團體,卻找不到工作,無法維持生計。此時有香港熟人告訴她,香港《上海日報》在向過去的老作家約稿,蘇青便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32篇稿件寄去。結果稿費一分錢沒有收到,還因涉嫌「諷刺新社會」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熬到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前往報名,但沒被錄取。直到夏衍出面才被批准。學習班結業後,蘇青被分配到芳華越劇團,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都未獲成功。轉而改編郭沫若的《屈原》,取得進展。在華東區戲曲會演時,好評如潮,該劇演職員獲獎甚多,唯獨蘇青作為編劇,卻因「歷史問題」被忽略不提。此後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兩地連演三百多場,創下該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

受到鼓舞的蘇青,決定改編歷史劇《司馬遷》,為此特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1955年發生胡風事件,賈植芳因和胡風關係被打成胡風分子,公安局搜查賈家時,發現了蘇青的信件,連帶將蘇青也劃為胡風分子,逮送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關押。

兩年後,蘇青被「寬大釋放」,劇團安排她去看守劇場大門。1959年,芳華劇團遷往福建,蘇青不願離開上海,於是安排她在黃浦區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兼做配角唱戲,同時負責演出字幕,工作非常忙碌。為配合形勢她寫過《雷鋒》、《王傑》等劇目,但毫無影響。

數年後文革爆發,蘇青被抄家批鬥,錫劇團也將她辭退。後來總算被黃浦區文化館收留,幹些打雜工作。1975年退休,每月領退休工資43.19元。

蘇青晚景極為淒涼。她原住在市區瑞金路,與鄰居共用廚房、衛生間,環境簡陋不說,還經常受鄰居欺負。為擺脫這種處境,蘇青與郊區一戶人家調換了住房,以換取安寧。

晚年的蘇青身患多種疾病,與外界幾乎斷絕交往,唯與從前的《女聲》雜誌主編王伊蔚有書信往還。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蘇青去世,終年69歲。臥病在床時,她很想再看看令自己紅極一時的《結婚十年》,這本重印了36次之多的小說,家中居然沒有一本。詢及親朋,也都沒有保存。

文革後恢復高考,我入讀中文系,現代文學史從不提及蘇青,連張愛玲也無隻言片語。倒是市面流行的書籍,開始出現張愛玲的散文、小說。這要得力於改革開放後的文化交流,

早在1960年代,海外著名學者夏志清,在耶魯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

錢鍾書是學者型作家,他的小說《圍城》出版於1947年,解放後一直受到冷落。賴夏志清慧眼識珠,認為《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說。」經他這麼一評,眾人埋頭再讀,果然精彩絕倫。小說隨後改編成電視劇連續播放,更是家喻戶曉。

在夏志清筆下,張愛玲同樣獲得高度認可,被評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認為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足足用了42頁的篇幅,介紹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其關注和推崇的力度無人比肩。由此掀起了一股張愛玲熱。

直到此時,蘇青才開始被人注意。因為張愛玲說過這樣一句話:「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如今,蘇青早已不在。如果地下有知,會不會幽幽地抱怨一句:我在舊日的上海,與張愛玲一樣,也是不分伯仲,享譽文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葉淨寒

來源:青衣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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