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周四（17日）清晨出動五百警力，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先後拘捕5名高層，其中三名是新聞工作者。這是繼警方去年8月突擊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等罪名，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四名壹傳媒高層後，另一次涉及新聞自由的重大案件。觀乎今日的香港的新聞自由，實在不如晚清時期。 （方德豪 報道）
1898年6月13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宣佈變法，其中一條新政就是准許民間辦報辦刊，中國近代報刊業亦出現蓬勃發展。王韜、康有為、梁啓超、唐才常、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等俱為名重一時的獨立報人。
到了二十世紀初，滿清政府籌備立憲期間，由於「通上下之情」被當成立憲的一個重要目標，辦報被視為開啟民智的一個重要手段，清政府對民間辦報不但繼續持鼓勵態度，而且還第一次用法律確認和保障了國民自由辦報的權利。
1908年3月14日頒佈的《大清報律》第2條明確規定，只要是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的中國人都有創辦報紙的資格，即「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國人；二、無精神病者；三、未經處監禁以上之刑者。」在《欽定報律中》，將上述第三個要件修改為沒有被「褫奪公權或現在停止公權者」。《大清報律》還規定，凡具備辦報資格的人，只需於發行20日以前，將報刊的名稱、體例、發行人、編輯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歷與住址以及發行所、印刷所的名稱、地址各項，「呈由該管地方衙門申報本省督撫，諮明民政部存案」即可。
隨著清政府對私人辦報禁令的取消，迅速發展起來的民間報刊逐漸成為晚清知識份子表達自己思想、議論社會事務的自由論壇和公共空間，極大的刺激了中國士人自主言說的精神覺醒，開創了他們站在民間立場上，不依附任何黨派，獨立自主地運用自由的原則發表政見的所謂「文人論政」的傳統。翻開那時的報紙雜誌，鼓吹改良的有之，宣揚革命的有之，主張保皇的也不乏其人，可以說各種觀點意見在報紙雜誌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呈現出一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
撫今追昔，我們能不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