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去年9月川普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講美國的教育和歷史。
公共事務專家霍爾登（Drew Holden）周日（3月7日）在福克斯新聞網撰文說，美國現在泛濫的取消文化，會因為某人過去和現在不同的政治觀點就顛覆其生活，讓人生活在恐懼中。而反擊取消文化不應該只關注名人的案例，而更應該保護普通美國人，因為他們許多人每天都面臨着威脅。
霍爾登的文章翻譯如下：
最近，我們聽到了很多有關取消文化的事情。它是什麼？它是否真的存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也有專門針對它的討論，各方面的政治人物都在參與其中。就在上周，俄亥俄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喬丹（Jim Jordan）要求國會就其威脅進行聽證。
取消文化的定義很難確定，但從根本上講，它是懲罰某人過去曾說過或做過的事情，而這些事情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這種判斷通常是由於一群人改變了文化規範等而造成的，而這些人通常對廣大民眾是不負責任的。
處罰各不相同，但通常會造成金錢或地位的損失：要使某人被炒魷魚或被解僱，對公司或產品進行抵制，取消獎勵或榮譽。
最近有關取消文化的報導大部分集中在公眾關注的案件上，例如因社交媒體帖子而被解僱的迪斯尼明星卡拉諾（Gina Carano），川普（特朗普）總統的社交媒體被封殺，最初的出版商取消了密蘇里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的出書合同。
但是，我們的關注點不應該是某個名人被從節目中趕出，或者某個參議員必須更換圖書發行商，因為圍繞言論自由被打壓的討論和憤怒影響有限。我們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我們還沒有集體意識到的許多實際危機上。
也許最嚴重的危機是在全國的大學校園裏。由於時常觸及荒謬的紅線，越來越多的大學教授和管理人員正在失去生計和聲譽。
成為頭條新聞的最新例子發生在2018年的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這是一所精英私立學校，該校一名看門人因種族主義指控而被迫帶薪休假。儘管進行了調查，費了很多力氣，並且學校管理層還道了歉，事實證明指控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這並不能阻止被「錯誤指控」的員工受到社會排斥。
儘管此案的具體內容令人震驚，但發生這樣的事情並不讓我們感到驚訝。
全美學者協會一份仍在更新的清單記錄了128名教授和管理人員在校園中被「推上斷頭台」的事件。《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麥克沃爾特（John McWhorter）說，在去年夏天的一段時期，他每周收到約50條學者短訊，他們擔心他們的（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信仰會破壞「進步」的正統觀念，從而損害到他們的職業生涯。
但是，取消文化瘋狂不再簡單的是大學的問題了。由於不支持「黑命貴」和其它抗議活動，全國高中和中學的許多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工作。佛蒙特州的一名高中校長失去了工作，不是因為反對而是因為支持抗議，但對方法提出了疑問。
問題超出了教育界。在全國各地的工作場所，普通美國人都在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目標。正如蒙克（Yascha Mounk）去年6月在《大西洋》撰文所說，這些擔憂並非沒有根據。在過去的幾年中，無數人因為誤解言論、無意間的手勢等原因而丟掉了工作。
取消文化的界限之所以模糊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難以確定什麼是「取消」，以及什麼是問責。人們有權選擇與誰站在一起。而「取消文化」通常會被當作拒絕的術語：某人的想法被摒棄，或以前的盟友背叛他們。
但是，因為你不同意某人過去和現在的所有政治觀點就顛覆其生活，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所為。如果人們為了避免最輕微的犯規而戰戰兢兢地走鋼絲，如果因為最無傷大雅的評論而恐懼，如果怕報復而不願按照自己的良心說話和做事，那麼這個國家是不堪一擊的。
淺化「取消文化」的定義或僅關注最閃亮的名人案例，實際是在淡化這種威脅，因為無數的普通美國人都面臨着這種威脅，當他們去工作，參加家長教師協會或當地的學校董事會時都可能發生。
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去年做的一項研究，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說，他們自我審查自己的個人和政治信仰。對濫用取消文化的擔憂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假設，也不是杞人憂天的顧慮，因為活生生的人正在受到懲罰，並正在改變他們的行為。
把這些事情稱為孤立事件從而抹殺那些擔憂是很容易的：一名記者因看似無聊的評論而失業，一名大學教授甚至因為參加支持警察的抗議活動而遭到抵制，等等。
對取消文化的有效抵制應是對小人物的保護，以確保非時尚的觀點不被排斥在公眾視線之外。這就要求對取消文化的現象採取積極的立場，隨時準備就緒，以反擊從字面上和精神上對所有美國人所珍視的自由的攻擊。
反對取消文化不僅在公平性方面很重要，也是去除壞思想的最佳方法。人類歷史表明，理性是一種強大的殺菌劑。與被禁錮在黑暗中相比，暴露在更好思想光明中的壞思想死得更快。
美國的實踐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容忍某些觀點和信念，即使這些觀點和信念與自己的不同，甚至是被唾罵的。要繼續美國的實踐就要求我們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