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開展土地改革了，我的外祖母評為地主，成為階級敵人。（網絡圖片）
我今年82歲，11歲那年，中共的軍隊到了我家鄉，他們聲稱，我們被解放了。教我們學校的孩子們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回家還高高興興的教家裏人唱，我們對這個解放者一無所知。
到了第二年秋天，我上了初中，就住在城裏了。冬天的一個周末，我從學校回家，突然發現整個村莊都殺氣騰騰，路口站着持槍的軍人，回到家中，我的外祖母已經被關押了。家中只有姨母。小小年紀的我，十分驚恐。
原來共產黨開展土地改革了，我的外祖母評為地主，成為階級敵人。
她在大庭廣眾面前罰跪，認罪。罰她去做修公路等苦工。她是一個小腳女人，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苦工，又受種種謾罵侮辱，受盡百般痛苦之後，她終於被折磨死了。土改中我外祖母的房子、土地都分給了村子裏的外族人。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培養起來的積極份子，他們住進我們的四合院，對我們的行動實行監視，不允許我們接待客人，接觸親人，把我們孤立起來。
共產黨告訴我，地主是剝削階級，農民都是受他們的剝削變成貧農的，所以他們是罪人，要我與我的外祖母劃清界限，不能同情她。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她怎麼剝削的呢？
我就說說我看到的事實。
我們住的是一座有18間二層樓的大四合院，這個四合院的一半房子是我外祖母的，另外一半是外祖父的兄弟住。這座房子大概有將近100年的歷史了。在清朝時，太祖是武進士，在朝廷做武官，所以很富裕，建造了這座房子。我的曾祖父一代一代下來都是獨子，而曾祖父的弟弟一代一代都多子女，所以到我外祖父這一代，我們始終保留一半的房子，而他弟弟那一族由於子女多，房子只能一家一房了。再加上，人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人比較善於經營，自然就富裕起來。我們住在同一座樓房的人都是親族。看來是有貧富的差別，但是，根本不存在誰剝削了誰。
我由於生活在外祖母地主家，所以，每次政治運動，都被迫做檢討，是共產黨所不能信任的人。
我們的宗族以前有很多公有的土地，每年有很多租金收入，用來祭祀祖先。新年、元宵節、清明節、重陽節，我們族人聚集一起，祭祀祖先，祭品分送給族人，還有玩龍燈，迎羅漢，武術比賽，大家非常歡樂，所以一族的人都特別有親情。共產黨來之後，公有的土地沒收了，所有的傳統節日都被取消，族人之間也鬧階級鬥爭了，完全沒有了親情。少年時的歡樂一去不復返了。
我的外祖父有一個姐姐，她有三個孫女。就是我的表姐。三表姐的丈夫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國民黨敗退的時候，隨軍到了台灣。當時，三表姐正在生育兒子，所以沒有隨軍去台灣。大約1951年，表姐夫帶信來，讓表姐經過香港到台灣，他在香港與廣州的海關接她，因為路途遙遠，她又帶了兩個年幼的孩子，大家都不放心她獨自行動，二表姐就讓自己的丈夫送三表姐到廣州。三表姐到廣州過海關後，二表姐夫就回到自己的家。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把二表姐夫婦關押起來，審問他們，要他們交代，為什麼當時二表姐夫沒有跟到台灣去？一定是留在大陸為國民黨做特務，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指控，他們無法交代，結果二表姐夫承受不了紅衛兵的暴力，上吊自殺。二表姐被紅衛兵在手指指甲上釘竹籤，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看到她時，她的十個指頭都是傷殘的。共產黨的殘忍，由此可見。回想起來都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