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天安門「六四」屠殺現場。(視頻截圖)
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宣告了十年改革運動的終結，同時宣告中共走向末路，不管此後還會有怎樣的喧鬧。現在，高潮的煙火已經化為冷灰，最後的樂章已經快到尾聲。結論已經做出，判詞已經寫就，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或向下墜落，或向上飛升，各因其作為而不同。
一、廣場屠殺是政變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大戲的全部
1，先有政變，後有屠殺
八十年代改革運動是以「六四屠殺」收場的，但它僅僅是一場政治改革失敗的標誌，而不能涵蓋這整段歷史。完整地看，是先有政變，後有屠殺。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以來，在進行經濟體制不斷改革的同時，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從未停止，因為經濟體制的改革屢屢遇到陳舊政治體制的阻礙。主要是思想層面的人道主義、新聞自由、法治改革和自由選舉等方面。這些呼聲，作為八十年代社會改革運動的輔線，一路被壓制：1983年「反人道主義」、「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罷黜胡耀邦；1989年5月17日中常會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準備對天安門民主運動武力清場，趙紫陽反對無效被迫辭職，標誌着胡趙相續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努力最終失敗，連同趙的下台，完全是一場政變，可以稱為「己巳政變」。
「己巳政變」終結了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運動，「六四屠殺」是這場政變的高潮，從此中共與中國人民楚漢分明，再也沒有政治協商的空間。
2，「己巳政變」其實就是「戊戌政變」的翻版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己巳政變」與九十年前發生的「戊戌政變」驚人相似。
兩場政變的參與者表現出精準的對應：
慈禧：鄧小平
兩個朝代改革的決策者，也是繼續改革的阻撓者、斷送者。
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匡：陳雲、李先念、薄一波
頂層當權者，保守派靠山，紅色江山原始股東，足以牽制最終決策者的權力。
都致力於江山永固、血統相傳。陳雲的名言就是「江山還是要掌握在我們自己子弟的手裏」。經過二十年努力，他的願望今天終於實現了。
倭仁、徐桐：胡喬木、鄧力群
與槍桿子並立的筆桿子。徐桐是晚清保守思想的巨魁，鄧力群是倒胡倒趙的先鋒。因為保守而得益，關鍵時候對改革派下手毒辣不擇手段。
剛毅：王震
軍頭、莽漢，深得獨裁者信賴，關鍵時候勇於出頭打先鋒。
榮祿：楊尚昆
對軍隊的影響力僅次於決策者，為決策者保駕護航。
袁世凱、楊崇伊：李鵬、陳希同
投機分子、告密者，在獨裁者面前傳遞消息、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是促使決策者下令鎮壓最積極的人。
結果也差不多。袁世凱和李鵬政變之後都得到重用，位極人臣；楊崇伊和陳希同都功臣自居不受待見被貶斥出局悽慘收場。
光緒：胡耀邦、趙紫陽
都是弱主秉政，名義上是一把手，實際是二把手。
都想進行政改突破，結果被一把手罷黜。
都被圈禁致死。
康有為、梁啓超：陳一茲、鮑彤、方勵之、嚴家其、蘇曉康
政體改革的鼓動者，改革領袖的得力助手，最後都流亡海外。
譚嗣同六君子：劉曉波、王炳璋、天安門廣場犧牲者
主動留下來、趕回來者、政變犧牲者。
二、鄧的歷史地位與習的政治命運
都曾經垂簾聽政，推動經濟改革，清朝叫洋務運動。只改經濟體制，不碰政治體制。
都不能容忍失去權力。慈禧因聽說光緒聯絡日本人逼其退休而發動政變。鄧小平罷黜胡耀邦，因為他對香港報紙披露了鄧私下交代的退休計劃，疑為逼其退休；監禁趙紫陽，因為他不肯為學生運動持續不止為鄧背鍋。
權力危機僅僅是多種因素的一種，實質上是不許後者進行政治改革。
都以政變的方式撲滅政改，鄧主持的「六四屠殺」更慘烈，死人更多。
血腥政變以後，迫於國內外形勢壓力，不得不繼續進行改革，慈禧搞了「十年新政」，鄧以「南巡講話」推動二輪改革。餘生時間都差不多，前者亡於政變後的第九年，後者亡於鎮壓後的第八年。
慈禧的新政比鄧小平的二輪改革更激進一些，起碼她放行了新聞自由、地方議會，而且對天下人承諾十二年後實施憲政，後者連一件都沒做，連只餅都沒畫。
為什麼當代中國人對鄧的評價比慈禧高得多？因為會見比較切近，還在享受他的改革果實，還沒來不及遭受其政治遺產的禍害。等到他的政治遺產的禍害充分發揮，鄧在歷史上的評價不一定會比慈禧高。
海外流傳過一個「鄧小平政治遺囑」，要求後繼者向美國學習、建設法治社會，條件成熟後要「有所作為」。即使這個文件大體上是真的，給他的政治評價加分也有限，這跟路易十四的「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有什麼區別呢？正因為他自己的不作為，江、胡、習三代越來越左，以至於今天終於重回閉關鎖國，與全世界為敵。
2，兩次政變同中有異，但殊途同歸
聖經《傳道書》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中共政權與滿清一樣是集權體制，所以其末期的表現如出一轍。
另外的相似之處是：經濟改革幫滿清續命五十年，中共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至今也有了四十餘年；第二，滿清亡於「皇族內閣」，現在中國由「紅二代」習近平掌權，都是靠血統掌權，都與文明世界為敵，亡國之相暴露無遺。
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洋務運動」四十年後才發生「戊戌變法」，失敗後十年左右就垮台了，胡、趙經改十年左右就要進行政改，失敗後三十年還沒有垮台。這應了另外一個觀察歷史的成語「世事如棋局局新」，即歷史經常反覆，但細節各有不同。胡趙政改之所以在經濟改革十年後就準備啟動，原因是總結滿清歷史，人民等不得再一個四十年。之所以失敗後至今三十年還沒垮台，原因有：其一、第三次技術革命、全球化、發達國家加工業外移，讓中國有可乘之機，成就了製造大國；其二、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持續衝突，讓中國可以韜光養晦埋頭發展；其三、美國放中國加入WTO，續命二十年。
現在中共也走到「皇族內閣」這個最後階段，而且也發生了像清末一樣的大瘟疫，並禍害全世界，規模是前者的百倍，其覆亡時間應該屈指可數了。「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歷史的節律就是這樣無情，誰都不可能僥倖逃脫。
三、趙紫陽續政將如何？
那場政改失敗廣場屠殺之後，趙紫陽被罷黜，然後圈禁16年，直至辭世。作為那場運動的鼓動者之一、電視系列片《河殤》的主筆蘇曉康先生避居海外，一定從未中斷對八十年代的反思，午夜夢回，一定感慨良多。近日推出的《趙紫陽留下的遺憾》記錄了他獨特的思考。
首先，在鄧主導下的改革，回想「戊戌政變」，其結局和胡趙的命運幾乎是註定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如果有另一種可能，比如趙繼續掌權，繼續改革，會是什麼結果呢？蘇曉康文中斷言恐怕難以擺脫葉利欽模式，跟江也差不多。原因是他也主要關注「經濟改革」，可能像葉利欽一樣滋生若干金融寡頭，像江一樣搞成野蠻資本主義。
他已經走出了對趙和他自己理想主義的想像和沉醉。
他再次提到八十年代的一個難解的問題：「魚湯怎樣變回活魚？」
他認為趙沒有答案。唯一出路也是「羊吃人的運動」。
對這個問題，我在二十年前曾經回答過他們那批人物之一，我當時的原話是：「等魚湯腐敗，新一批微生物就滋生出來。」跟蘇的推測大致相同。
葉利欽的寡頭分贓模式，讓社會資源從政府轉移到少數寡頭手中，社會缺乏自由的流動資本，因此走不出資源依賴型和重工業模式，至今依然如此。這種經濟模式還衍生了普京獨裁，憲政俄羅斯至今沒有真正實現。江澤民時代（涵蓋胡錦濤任期）就走了這條路，不過因為體量更大，加之加工業興起，寡頭化比例不如俄羅斯那麼嚴重，產業模式也完全不同。實質則是一樣的。所以，中國至今也開不出憲政。
原社會主義體制所謂經濟改革，就是逐步把原來由政府專營的經濟改為民營，而企業經營是需要資本和政府支持的，因此，官僚子弟捷足先登根本難以避免。官員大筆一揮就成就了驚人的財富轉移，為什麼給普通百姓呢？況且天下是自己的祖輩、父輩打下的？儘管他們知道中華民國當初就是因為以權謀私被他們推翻的，他們仍然難以抵擋這種驚人的財富誘惑。無神論者一旦擁有財富變現的權力，他們是不可能不用的，所以現在中國最富裕的企業集團大多都有紅色背景。
陳小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九十年代初從官僚體制出走以後，開辦了一家諮詢公司，最初幫一個企業集團搞定一件批文，收到三十萬元諮詢費，而那家企業賺了幾千萬。從此以後，他就不再幹這樣的傻事了，開始談股權，然後一發不可收拾。他還是個以清高自律的人，至於那些教養不及他的紅二代、高幹子弟，切割起資產蛋糕來毫無顧慮，簡直如魚得水不知饜足。
經濟學家張曙光在二十年前提出過「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一直被罵到今天，不僅沒有絲毫減緩腐敗的速度，而且愈見加速。正如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發生過「羊吃人運動」一樣不可避免。
從威權轉向憲政，台灣是個有效例證，而且基本沒有發生寡頭經濟，原因何在？很簡單，地小人少而已。經濟體量越大，越難以遏制經濟的寡頭化。這也正是老子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提出「小國寡民」的道理。
是啊，鄧的強權讓趙脫離了政治崗位，如果他有機會持續改革，一定會不同
於江，也會不同於葉利欽，但能有多大差別，是個問號。他的失敗讓他成了道德完人，也許他該感謝自己的失敗，如果廣場上沒有造成那麼多犧牲者就更理想了。
現在權力終於回到「紅二代」習近平手上，他在政治上集中權力，在經濟上打擊寡頭，完全是清末「皇族內閣」和普京的套路，他也不可能走出別的套路。俄羅斯人民沒有享受過中國人民享受的「改革開放紅利」，可以安於貧困和束縛，享受過改開四十年紅利的中國人絕不可能像俄羅斯人那樣溫順，一旦經濟下行突破人民可以忍受的底線，第二次「辛亥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四、萬里為何不出頭？
鄧小平去世以後，趙紫陽向共黨中央提出為「六四」平反，並托人傳話給老朋友萬里，希望他也出來說話。但萬里報以沉默，令趙非常失望。
萬里在個性、人品、工作作風諸方面跟胡、趙非常接近，他們是八十年代一線三核心之一。胡、趙的命運，對萬里而言，實屬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雖然沒有追究他的政治責任，也沒有圈禁他，但他長期深居簡出，因為他心裏應該時刻想念着趙紫陽這個正在受難的政治盟友。
據蘇曉康披露，是萬里的家人勸阻了萬里。也許，如果沒有家人的牽扯，萬里會拼死一搏。但是，即使他沒發聲，也完全可以諒解，因為於事無補，僅僅是無愧於心而已。
共產黨習慣於宏大敘事，把政治理想看得高於一切。經過「六四」後近十年的時光淘洗，估計萬里不僅對中共政治失去興趣，甚至對一切政治都失去了興趣。——家人高於政治！
網絡上一度流傳一篇《萬里內部講話》，從思想和說話方式看，極可能是真的。他說，回顧幾十年政治生活，深感共黨革命之無謂。既然農村要包產到戶，城鎮要發展私營經濟，搞這場革命幹什麼呢？不是多此一舉嗎？他對當時所搞的高壓維穩、言論鉗制、普遍腐敗都發出質疑的聲音，認為長此以往，人民肯定會起來推翻這個黨。
這段講話應該是他的真實心理的表露。
古往今來，總有人為了政治理想犧牲自己的家庭，也總有人隨着政治理想的破滅而把家庭放在首位。萬里應該屬於後一種情形。當改開興起，作為老黨員老革命，他們都信心十足，認為雖然他們的黨在前三十年走了彎路，犯下累累罪惡，只要持續改開，仍然可以給人民帶來幸福生活，這樣就不負當初對人民的承諾。但是，當人民批評他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甚至要拿回對他們的支持，讓他們交出政治權力，那這個黨該怎麼做呢？如果他們真地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人民的黨，始終把人民的權利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那就應該果斷還權於民。如果不這樣做，反而對人民進行血腥鎮壓，那就證明他們對人民的承諾是假的，或者自己背叛了這種承諾。無論是哪種情況，對萬里這樣的真理想主義者來說都不能接受，因此，他的政治理想徹底破滅。這樣以來，家人的勸阻就具有充分的力量讓他把政治問題放在一邊。
中國傳統文化只關注地上世界，共產黨這樣的唯物主義者更是如此。當他們地上的理想破滅了，他們的價值觀就跟着破滅了，唯有家人是最值得寶貴的。也正因此，那些當權者放開讓自己家人經商牟利，甚至他們自己都主動佈局以權謀私。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從「六四屠殺」，他們的政治口號就成了一塊遮羞布，再也沒有實質意義。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就水火不容，就成了奴役與被奴役關係。這當然很危險，他們十分清楚，正因為危險，他們反而加速攫取社會財富，他們非常清楚這艘船很快會沉，早貪早得，晚貪沒得，留給他們的時間越來越少。
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名義上叫「民主集中制」，經常是集中壓倒民主，並不尊重人民的意見，但這是在人民保持沉默的時候。當人民起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也可以無視，甚至打壓。但是以槍炮進行鎮壓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了。即人民不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力尚可以糊弄，人民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力的時候，一個常常聲稱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政黨，只能乖乖地讓人民說話，還權於民，不然，其執政的合法性就蕩然無存了。
萬里這樣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對中共的理論體系是非常清楚的。自從廣場屠殺，這個黨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再沒有迴轉的餘地。不管他們再耍什麼手段，或許可以苟延於一時，但永遠不可能獲得人民的原諒，其敗亡是註定的。一切垂死掙扎，都不過是給自己造更多的孽挖更深的坑，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罷了。所以萬里在晚年一直保持沉默，這就是他的抗爭與不屑。這個黨連對話的價值都沒有了。所以，相對來說，趙紫陽還沒有完全清醒，也許因為他遭受的打擊更重吧。
五、向上提升得永生
去年10月17日是趙紫陽誕辰100周年，他的子女共同推出了一篇紀念文章，不僅情深意重，而且充滿理性思辨色彩，在網絡上熱傳。趙臨終前曾發生珠淚滾滾十餘分鐘的異象，這篇文章對此沒有做進一步的剖示，難免美中不足。據我推斷，趙在臨終一刻也許信仰了基督，回到了上帝的家裏。
他是個天性純良的人，雖然經過大半生血腥的政治顛簸，沒有磨滅他純良的天性，這樣的人跟耶和華是最近的。雖然他後來身居高位，最後做到共產黨的總書記，仍然不能安然接受別人的伺候，見不得別人的委屈，說不來空話套話，下級的恭維讓他局促不安，友人的禮物讓他束手無策，這樣的人在中共裏面是一個異數。如果說不是唯一，另外一個應該就是胡耀邦。他們之所以能在改革年代執掌大權主持改革，就因為這個團體長期脫離人的天良，結果反噬自己，讓他們吃盡苦頭，所以，讓具有純良天性的人當家，對他們都安全都有好處。這是陰陽循環。
在十多年的圈禁歲月里，他對自己一生從事的政治事業肯定進行了徹底反省。首先，他兩次拒絕認錯，拒絕為「六四」背鍋，因為他意識到這口鍋不可能再翻回來，一旦自己承擔，就永難平反。原因是，他認識到，高舉人民旗幟的共產黨一旦對人民開槍，就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一動手，打死了就沒有了。」一旦打死自由表達意見的人民，不僅人民的生命消失了，自己的合法性也徹底喪失了。他不願為這個體制陪葬。
這樣，前三十年集權模式運動模式失敗了，「六四屠殺」又把改革的合法性摧毀了，那自己的一生還有什麼意義呢？相信他的晚年一直在被這個問題困擾着煎熬着，直至臨終一刻。那一刻，他珠淚滾滾，如同決堤的江河，在現場的子女都震驚了。這樣的現象確實罕見。
人生的意義如果無解，他是不甘心撒手離去的，每個人都一樣。也許是他的一個孫女救了他。據其子女披露，趙彌留超過近三十小時，非常痛苦，但遲遲不肯咽下最後一口氣。直到最後，突然大顆的淚珠滾落下來，持續長達十多分鐘，最後才安然歸去。為什麼會這樣？很可能他最後認識了神，被神接回了天家，那個好得無比的去處。
首先，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共產主義失敗了，他難以釋懷。第二，他信奉的唯物主義讓他無法解釋共產主義的失敗。只有這兩者都放下，他才會自由，才會釋然離去。在他晚年，他的一個孫女信仰了基督教，大學畢業決定專職傳教，被她的父母阻擋着。他聽到這件事，把兒子兒妻批評了一頓，堅決支持孫女的選擇。此事說明他對唯物論已經徹底失望，說明他已經在關注基督教嚮往基督信仰。一個人能積極支持自己的子孫做傳道人而自己不信的，非常少。因為中國人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孫，而他們留給子孫的東西哪有自己不想擁有的？不反對僅僅是寬容，積極支持則可以表明他對基督信仰的肯定。從他臨終的表現看，他一定是徹底放掉了一生的政治理想，包括唯物論，以及由之造成的委屈和糾結，奮然投向基督的懷抱，這才能徹底釋放自己。
近代以來唯物論和理性主義作為基督信仰的對立面，敗壞了全世界。這種理性的自負帶來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狂潮，給整個世界造成深重的災難。民族危機沉重、社會動盪不安的中國人，把這種思想視為救命稻草，徹底拋棄自己的悠久文明，同時與基督為敵。這種理性自負催生了後來的計劃經濟、政治運動與道德潰敗，致使中國人長期掙扎在飢餓線上。曾經服膺集權思想並在廣東協助陶鑄對知識分子、著名鄉紳和工商業者進行殘酷鎮壓的趙，「文革」末期調往四川工作後就開始反省，決然走自己的路，私下進行「包產到戶」，人口大省四川一舉擺脫了飢餓的困擾。
八十年代是他的人生高點，放眼世界，他看到了西方模式的優越。他不能忘懷這個黨對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諾，於是斷然拋開以往理論的束縛，全身投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他對西方經濟的認識和熱情讓歐美經濟學家都讚嘆不已。至於下一步，為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上層建築就要跟着改，需要改多少就改多少，絕不為固有的罈罈罐罐所束縛。但是他遇到了鄧小平、陳雲等一代政治老人的阻擋。
代際差別可以決定思想的新舊，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得到證實。胡趙都以經濟發展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杆，但老一代不一樣，他的有着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堅守，為了維護固有的意識形態，他們能夠容忍改革放緩甚至止步。這種思路的分別讓胡趙先後下台，並圈禁至死。
神的羊不少，但仍不忍心失喪一個。趙紫陽晚年失意給了他徹底反省自己人生道路的機會，很可能最後向神發出祈求。基督是有求必應的神，「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他尋求，就尋見，終得自由。這固然是我的推測，但綜合起來判斷，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非常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