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遙當局強制收回210多戶居民祖產（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中共竊政以來，不斷與民爭利，從早期的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到數年前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針對民營企業家的「唱紅打黑」，幾十年間不斷變換名目的巧取豪奪。近日，山西省平遙縣政府又對百姓的私有土地下手，200多戶老百姓剛從當局手中討回的祖產，一夜間又被奪走。
據大紀元報導，山西平遙古城居民王竹燕（化名）近日表示，8月29日，她家用祖屋經營的客棧被當地政府強行查封。和她家同樣情況的還有210多戶，都是祖產一夜之間歸為「國有」，已有30多家祖產被鎖。政府發文聲稱，若不配合則「強制執行」。
王竹燕表示，7月3日，她家收到了平遙縣政府簽發的《關於撤銷「落實私房產權通知書」的決定》。該《決定》首先引述1958年政府文件，重申「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性」。隨後又引用當年文件稱，「太原、大同、陽泉、長治、榆次五市凡出租房屋一百平米以上的，其它城鎮凡出租房屋六十平米以上的，可作為改造對象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決定》稱，根據「相關規定」，撤回2009年給予王竹燕的「落實私房產權通知書」，限期15天騰退房屋，交回房屋所有權證。
平遙縣政府發給王竹燕一家的通知。（受訪者提供/大紀元）
王竹燕說，上述《決定》下達僅僅幾天後，當局7月9日就來上鎖，還毆打八十多歲的老人，關押自己的丈夫。8月29日，警察城管把客棧的客人趕出來，將客棧強制上鎖。
據悉，被強制「國有」的2百多家祖屋，都是剛剛從當局手中討回才幾年的「經租房」。所謂「經租房」，即1958年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政府強制「代管」的私有房屋，當時中共聲稱將其「出租給部分住房困難的群眾」。1966年後，所有經租房都被政府接管。
1986年，山西省政府轉批山西省建設廳《關於私房改造中若干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晉政發（1986）18號文件），決定退還部分經租房，但當時平遙縣民眾根本不知情。
報導稱，直到1998年，才有人看到這份文件，聯合大家討還經租房。之後經過長達10年的努力，當局才陸續落實私房產權，返還2百多家祖屋。而且，房主們在收回經租房時，大部分都被迫繳納過巨額置換款，還有人替租戶補足租金，之後又花錢騰退租戶和修繕。有的房主因此前後花費數十萬人民幣。
有房主表示，當初政府交給他們的是破爛的房屋，如今經過修繕經營，再加房價飆升，有的院落目前已價值數千萬人民幣。現在當局一份告知書，房子就又被收歸「國有」，房主們都憤憤不平。
王竹燕告訴大紀元，當地一位領導曾如此「開導」房主們：「平遙旅遊這麼發達，平遙政府沒錢，都在你們私人手裏，你覺得合適嗎？」
她還透露，他們事後去找政府，根本沒人理。一位副縣長威脅他們：「你們不用鬧，房子肯定要收，你們愛去哪告去哪告！」
對私有房產進行改造
中共的經租政策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制定了《關於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文件認為，城市的私有房產所佔比例過大，決定以「國家經租」的方式對其進行改造。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份文件。
隨後全國各地開始出台政策對民眾的私有房屋進行改造，北京當時的規定是將「出租房在15個自然間或總面積達225平方米以上」作為經租起點。其他城市的改造起點從5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經租房由政府房管部門負責經營，包括管理、收租、修繕等，並把租金的一部分返還給業主。但這種做法僅持續到了1966年。
據財新網援引多篇研究經租房所有權的學術論文指出，「文革」開始後，包括經租房在內的私有房屋的房地產所有權證被要求上交，此後一直由各地房管部門保管。絕大多數經租房的所有權證至今未返還業主，同時被收的還有房主領取固定租金的經租費本，本應返還的部分租金也從那時起停止發放。
上述被「經租」的房屋，根據官方數據，在全中國有1.16億平方米，占私有出租房屋的70%左右，共涉及62.41萬戶業主。
土地問題研究者華新民對財新網表示，「在此過程中，產權人從未與任何政府部門辦理過房地產所有權的轉讓手續，所以從法律上講，業主當然依舊是這些經租房的產權所有人。」
經租房問題引發百姓和政府的長期矛盾，於是從1975年起，廣東、福建、甘肅天水、江蘇無錫、廣西北海、山西大同等地政府對經租房問題進行了不同的返還及處理方式。不過仍有大部分房主要不回自己的房屋，也根本收不到租金，一直在維權。
保護私有財產只是權宜之計中共本質是巧取豪奪
事實上，中共從竊取政權以來，一直巧立名目對民眾進行巧取豪奪。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邀集一些資產階級盟友在北京召開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責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單少傑博士表示，淮海戰役以後，長江以北都在中共軍隊的控制之下。這時候天津一些資本家就想轉移資產。當時對於中共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資產要流失了。中央就派了劉少奇到天津安撫資本家。當時劉少奇講了很多話，比如說資本家剝削有功啊；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劉少奇做出了很多承諾忽悠資本家，等於給他們吃了「定心丸」，也穩住了這些資本家。
在之後的三年中，中共逐步將「官僚資本」收為國有；將農村的土改完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消滅了大量潛在的敵人；「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中共也開始對人民的私有財產下手了。
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統戰部一個文件上批示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從1953年起，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帶來的根本變化是：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方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4年以後，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部分私營工廠停工、停薪、停伙、甚至關門，部分私營商店停業。這些困難迫使私營工商業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營的工商企業越來越多。
中國現代史學者朱健國在談到武漢當年著名的製藥公司葉開泰公司的公私合營過程時表示，在評估財產的公私合營當中，基本上就是政府說了算。當時經過『三反』、『五反』、『肅反』幾個運動，資本家們嚇得，只要能夠活個命就行了。
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資改工作座談會上這樣總結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1億9000多萬元相當於19多億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
中共從1949年以來，換了幾代領導人，但搶奪私人財產的惡習卻變本加厲。其中以所謂「執法」、「打黑」為名沒收私人礦產和企業，已是司空見慣。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營造「打黑」政績，以民營企業家祭刀，製造無數冤案，好多資產數以億計的民營企業家被搞得一貧如洗、家破人亡。「打黑」變成了「黑打」，據說，當時遭到非法抓捕已達5萬多人，被黑判的人數達到了1萬7千多人。中共官官相護，百姓上告無門，也顯示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中共內部默許。
中國現代史學者朱健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建政就頒佈了當時的憲法《共同綱領》，承諾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和私人財產這樣的意思的條款。但是實際上，根本就是一紙空文，沒有執行。這幾十年來，中國的條規、憲法、法規實際上都是空的，都會隨着執政黨的現實的需要隨時改變，沒有法律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朱健國說，他對中共所謂的保護私有財產和《物權法》是不相信的，「許多現在民間的民營企業家，他們也不相信。之所以大陸現在把大量的資產都轉移國外，就是因為根本就不相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會有真正的私人財產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