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錯誤信息上作出的錯誤決策
信息是決策的基礎。錯誤的信息只能導致錯誤的決策，雖然三峽工程和「六四」都是所謂集體的決策，特別是三峽工程還經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的所謂程序，但還是不能否定鄧小平在三峽工程和「六四」決策中的關鍵作用。
而鄧小平的信息主要來自聽取匯報，並且相信匯報者所提供的信息為真實。一九八○年七月鄧小平坐船視察了三峽地區，在船上鄧小平聽取了魏廷錚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三峽工程能使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給鄧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二○年九月鄧小平從重慶乘船去上海然後去法國，途經三峽，船發生事故，不得不棄船走陸路，路途十分艱辛，終身難忘。船到武漢，鄧小平立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和姚依林，要求馬上準備三峽工程立項事宜。一個月後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國家建委組織專家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論證。
「我贊成低垻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在二十年內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匯報時，關於三峽工程有這樣的表態。低垻方案是指一百五十米方案，即三峽水庫正常蓄水為海拔一百五十米的方案。鄧小平說他贊成低垻方案，正好說明鄧小平是輕信了魏廷錚的匯報，上當受騙。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想在三峽建垻，卡住長江洪水。三峽水庫要防長江大洪水，就需要很大的庫容。請來的蘇聯專家提出了二百六十五米的方案，魏廷錚的老上級林一山提出二百三十五米的方案。最後周恩來以重慶朝天門最後一級台階的高程為海拔二百米為由，確定二百米方案。一九九二年通過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被林一山評價為「可以做西裝的面料最後做了一套馬甲」。一百五十米方案，還有一個後備的一百二十八米方案，是水利部和長江流域辦公室專門為鄧小平等制定的騙人方案，方案的特點是移民只涉及湖北省而不涉及鄧小平的老家四川省，並極力誇大防洪、發電和航運效益。三峽工程能使萬噸船隊從上海直達重慶，請注意不是萬噸輪船，而是萬噸船隊。不知道是鄧小平聽錯了還是魏廷錚有意的口誤。
不過在中共的黨史中，鄧小平關於三峽工程的聖旨如今只剩下了「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少了「我贊成低垻方案」一句。這條斷頭聖旨如今在三峽工程紀念館中得以保存。這正好證明了鄧小平在錯誤信息的基礎上做出了錯誤決策的事實。
鄧小平再次聽取三峽工程匯報的時間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背景是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合同簽字儀式結束後，匯報人為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另一在場人為李鵬的妻子朱琳。根據李鵬的日記，鄧小平作出指示：「低垻方案不好，中垻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着手進行。」雖然鄧小平在文革中有向毛澤東認錯、並表示永不翻案的記錄在案，但是鄧小平剛愎自用，並不是一個知錯能立即改正的人，特別是承認自己受了魏廷錚的騙，贊成低垻方案，實在是難以置信。當時在場的一共三人，鄧小平、李鵬和朱琳。鄧小平已經去世，朱琳沒有成為中立證人的資格，所以此案死無對證。
「六四」的錯誤信息與錯誤決策
同樣死無對證的是鄧小平關於「六四」的定性和關於武力鎮壓的決定，資料來源是香港出版的李鵬的《「六四」日記》。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出訪朝鮮，之前政治局常委已經就學生運動形成共識，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由李鵬主持。當天「晚八時半，去尚昆同志處，分析形勢，他也認為形式（勢）在發生變化。他鼓勵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日記中沒有繼續記載李鵬和楊尚昆到鄧小平匯報的具體內容，也沒有鄧小平做的指示。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鄧小平是在李鵬提供的信息基礎上做的決定。李鵬腦袋所存儲的信息，在他日記中有所記載，如日記四月十九日記載「各大城市（十七個）都有學生騷動，已成為全國性事件，矛頭直接對鄧。」吳國光認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李鵬和楊尚昆到鄧小平家匯報，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正是這天晚上，鄧小平作出了學運是「反革命動亂」的定性。
李鵬在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時召開常委碰頭會，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後，與會者達成了對學生運動的新認識：「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碰頭會決定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論。
李鵬的「六四」日記四月二十五日記載，「十時，去鄧小平處。我和尚昆去的。他聽完我們簡單的匯報後，講了一篇話。他確定當前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必須態度鮮明地儘快加以制止。」
經過李鵬的匯報，鄧小平的指示，李鵬傳達鄧的指示，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的性質由「矛頭直接對鄧」變成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此事當事人三位，兩位去世，死無對證。[page]
江澤民李鵬「六四」後的分贓
李鵬在鎮壓「六四」運動中出力最多，但是鄧小平等老人最終選中了江澤民取代趙紫陽。「六四」前李鵬是總理；「六四」後李鵬還是二把手，李鵬起個大早趕個晚集，似乎什麼也沒有得到。
其實是李鵬鎮壓「六四」得到了三峽工程。一九八九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計劃，一九八六年開始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一九八八年完成論證報告，一九八九年國務院將審查上交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如果報告通過，三峽工程可能立即上馬；如果報告不通過，將再擱置三峽工程議案。李鵬面對着一個強大的三峽工程反對派，他們中間有中國最優秀的工程師、生態環境學家，經濟和社會學家，軍事安全專家，有共產黨退休的高官，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等等，他們有比主上派更優越的知識構成，而且國際輿論對三峽工程計劃多持批評意見。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三峽工程反對派高舉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大旗，佔據輿論的高點。
一九八九年二月底，《光明日報》著名記者戴晴將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編輯成《長江，長江》一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峽工程反對派在一九八五年成功地阻止了三峽工程的上馬，並迫使國務院解散正在籌建的三峽省，他們自信，在一九八九年也能阻止了三峽工程的再上馬。但是三峽工程反對派萬萬沒有料到，李鵬利用鎮壓「六四」對三峽工程反對派進行了莫須有的政治迫害。三峽工程成為鎮壓「六四」的分贓物品，江澤民當總書記，李鵬得三峽工程。
《長江，長江》一書被當作「為動亂與暴亂作輿論準備」，奉旨銷毀，銷毀的冊數在三萬冊以上。《長江，長江》的主編、《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作為動亂與暴亂的幕後黑手投入了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城監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兩位副主任以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名義向三峽工程反對人士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分別寄出了檢舉信，指責三峽工程反對派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這是何等的罪名！李鵬無法在工程技術、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上駁倒反對派，只能採取卑鄙的政治上無限上綱、株連九族、全面絞殺的手段。如果把本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三峽工程的決戰是一場足球賽的話，那麼主上派起初都沒有膽量上場，「六四」過後，反對派一方的球隊隊員是帶着手銬和腳鐐參加比賽，而且缺少一位守門員（被關在監獄裏）。
江澤民沒有違背當上總書記時的承諾，大力支持李鵬的工作，支持三峽工程的上馬。剛剛上任才一個月的江澤民於七月二十四日到湖北省視察荊江大堤、葛洲垻工程，還專程到長江水利委員會聽取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後即到醫院看望李鵬並公開表態：上三峽工程是必要的。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澤民接見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的人員，合影留念。江澤民說，三峽工程搞好了，將造福於子孫後代。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江澤民在李伯寧的來信上批示：「看來對三峽是可以下點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這樣由中宣部組織對三峽工程展開了大規模的片面報道，無一反對文章，下的不是毛毛雨，而是狂風暴雨，為三峽上馬做輿論準備。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江澤民宣佈中共中央同意建設三峽工程。由於對全國人大代表是否能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沒有把握，江澤民自告奮勇，去兩會黨員領導會議上做動員。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召開人大和政協黨員負責幹部會議，江澤民主講了兩個小時，用黨紀要求代表支持黨中央和他本人對三峽工程投的贊成票。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峽工程決策，江澤民對三峽工程的熱情似乎不亞於李鵬，但是在二○○六年八月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中卻沒有收入江澤民關於三峽工程決策的幾次最重要講話，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兩會」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的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長達兩個小時的講話。
「六四」，李鵬得到了三峽工程，新總書記江澤民積極支持，這是政治交易也是契約。